
歷史上,韓國和中國有深厚的淵源;現況上,大韓民國和中華民國都有部分國土被共產黨佔領、統治——國人提到對韓外交,總會想到這兩點。
但做了卅年大使,我在國際關係上得到一個結論:和別國講邦交,用口頭講情感道義、同仇敵愾,不能說完全沒用,可是效果實在有限;一定要從實質著手,變成實際的禍福與共。那麼不必多做外交工作,也會自然友好。
所以我認為,外交官最重要的任務,是找出兩國共同有利、彼此可以相合的地方。

滿面的笑容,曾為薛毓麒贏得「最有魅力的大使」的令譽。(張良綱)
外交沒有過去式
雖然每個國家都有他自己的利益,兩國的政策與利益絕不會完全一致,但有些地方仍然可以努力。所以我有一個原則是:異中求同。如果能夠捨掉不同的地方,強調相同的部分、不斷加強,兩國關係才會友好。
中韓兩國的異同,我就仔細分析過。
這兩個國家都因共黨而國土分割、都反共。在遠程目標上,兩國都希望國土統一,而且無論誰先統一,對彼此都有幫助。我曾經對韓國大統領全斗煥提出這個看法,他也非常同意。
可是從現行的國家目標來看,兩國差距卻很大。
韓國的最前線板門店,距離漢城只有四十公里,而且一路平地,無天險可守。設想如果我們在台北,敵人在桃園,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打過來,一定每天寢食難安。
這正是韓國最大的憂慮。為了國家的安全,他們在內政方面要努力發展經濟、加強軍事以厚植國力;外交方面,則積極朝四方面增進。
第一是美國。美國派了四萬部隊,配備了最新式的武器來保護韓國,所以美國是他最重要的盟友。
第二是日本。日本在二次大戰前曾經亡掉韓國,這是很大的仇恨。但國際關係沒有過去式,都是現在式。當年韓國政府流亡海外,曾在上海成立臨時政府,並得到我國大力支持。但過去的事在今天沒有作用,所以無論是恩是仇,都會忘掉。
今天日本已經是一個超級強國,不但經濟發達,也在國際舞台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韓國需要日本幫忙,所以對他非常重視。

上)圖中軍人是駐南韓的聯合軍;正面那幢兩層樓房為北韓所有;兩幢平房間地面突起的水泥垛,正是教科書上的卅八度線。(張良綱)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第三是我們最遺憾的,他要拉攏蘇俄和中共。目的之一是希望中共勸阻北韓,不要南侵;其次,韓國想加入聯合國,過去都遭蘇俄、中共否決,韓國希望將來他們能高抬貴手。
再來就是為了即將舉辦的亞運和奧運,他希望這兩個共產政權派隊伍參加,使運動會更成功。當然,韓國希望把貨品銷往大陸,也是拉攏中共的原因之一。
第四是不結盟國家。這是一個親蘇親共的國際組織,北韓在裏頭勢力很大。韓國為了打擊北韓,花了很大的力氣去拉攏他們。其中有一個國家叫馬爾地夫,人口只有十萬,國土沒有一定的面積,漲潮時就縮小,退潮就變大。但是大韓民國外交部長認為他很重要,還親自去訪問。
從這四個方向來看,我們和韓國的外交有點不即不離,就是因為在今天的國際社會裡,我們對韓國幫助不大,他才不特別來和我們加強關係。

(下)韓國的地下鐵,是值得我們吸收經驗的地方。(張良綱)
誰佔了便宜?
駐韓大使館卻無論如何也不能使兩國關係成為可有可無的情況。這三年多來,我一直想促進兩國經濟合作。
因為目前中韓兩國每年對世界貿易加起來共一千一百億美元,但彼此間的貿易額只有四、五億,等於千分之五。既然距離近,又都對日本有大量入超,為什麼不能把原要向日本採購的貨品,盡可能改向對方買呢?
大家常有一個誤會,以為中韓貿易都是韓國佔便宜。其實不然。我曾經把過去十幾年兩國間貿易總數加起來,是我們出超,他們入超。但國人常有意氣之爭,每當投奔自由的義士晚送回來幾天,不但大罵大使沒用,還罵韓國不顧道義,要禁止小馬汽車、人參進口。
說這種話只能消氣,對問題的解決沒有幫助。因為兩國都有那麼大的貿易量,都不會在乎彼此間的那一點點。
但是,如果從正面加強,不但能改善對日逆差,實質的經濟關係也會有助於外交關係,不是一舉兩得嗎?
我的方案提出後,反應很好,去年就有二件成功的案子。像台機原本要向日本買內燃機,便改向韓國現代公司買;現代也把原先要向日本採購的鋼品轉向我們中鋼買;今年韓國大農公司又向我國買了人造纖維。
這些數目雖然不很大,卻是一個開始。我相信在目前日幣升值的情況下,今後可以做得更好。

卸下駐韓大使職務前,薛毓麒應白凡紀念堂的邀請,做了一場告別演講。(張良綱)
駐韓期間的「副業」
其次,我認為中韓兩國也可以在高級技術方面合作。像現在我們造地下鐵,既然要找外人合作,韓國已經做得很好,是不是也可以分一點給韓國做呢?這樣一來,兩國經濟往還加強了,韓國在考慮拉攏中共時,也會考慮與我們的實際利害關係。
像這樣可以合作的工程我一共找了六大項,希望我回國後,這些仍能實行。
我在韓國三年多,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接義士,這些經歷特別難忘。
我是一九八三年二月到韓國的,三月遞國書,沒想到六義士事前沒打半聲招呼,就來加入歡迎我的行列。當時我正開始拜會重要官員,其中包括韓國的國防部長。
那天我一進他辦公室,他就跟我講:「大使先生,我要向你道喜,中共送了你一個大禮。」我馬上回答:「部長先生,謝謝你的盛情。不過,能不能得到這個大禮,還需要你的支持。」因為如果韓國把人送回大陸,我的禮就拿不到了。
後來我和韓國方面慢慢熟了,管道也建立起來,就一直想辦法縮短六義士羈留在韓的時間。反倒是國內的溝通,有時更難進行。
像六義士事件一發生時,我知道我們趕去春川不一定見得到人;如果我離開了漢城大使館,花七個鐘頭在路上,反而影響了和國內政府以及韓國政府的聯繫。所以我派了武官和參事趕去。
結果國內一位民意代表在質詢時公開批評:「這個薛大使豈有此理,竟然不到春川去歡迎六義士。如果他拿一面國旗去,在飛機外揮一揮,不但那六個人會很快得到自由,飛機上其餘九十幾個人,也會一起投奔自由。」
另外有一位民意代表就開他玩笑,說:「你的話很對,不過他去頂多也只能接一百多人;假定你閣下拿了一面國旗到大陸上去揮一揮呀,十億人都會過來。」

地處韓國要津的中國大使館古色古香,深具中國特色。
「內政」干預外交
不瞭解情況任意而發的批評,還有許多。
有一次,韓國外交部長要和我密談六義士事件,為了怕消息被新聞界知道,就在凱悅飯店開了一個房間,約我在那裡見。結果國內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責備韓國太瞧不起人,竟在旅館見我們的大使。
這些話我聽了真是難過,但因為韓國參加了國際反劫機公約,必須依法處理六義士事件,否則會引起國際不滿,連民航組織都要指責他。所以當時什麼都不能講,否則會對六義士更不利,使他們留在韓國更久。
六義士在韓國一待一年零三個月。這段期間我常去看他們。他們受到的待遇很好,韓國政府請了中國餐館為他們做飯。他們也沒有像國人以為的關在黑牢裡,而是住在很好的招待所。
我常帶我的廚師去做菜慰勞他們,也帶了陳年紹興、長壽煙給他們享用。他們平時無聊最喜歡看小說,尤其是金庸寫的武俠小說,我就到處為他們搜購。韓國買的看完了,只好打電話回國,請部媕隻˙`集。現在大使館放了很多瓊瑤、金庸的小說,就是這個原因。

在這兒做了三年半主人,也要揮手告別了。(張良綱)
人一走反而病倒了
大使館現在還有二百多卷電視節目錄影帶,也是當初請國內為他們特別錄的。外交部設想真周到,從頭到尾連一個廣告都沒有,他們看得也很快,我常打電話回台北要。
國內同胞很可愛,冬天一到,送了很多衣服來,不過這裡氣溫在零下十幾度,台灣的衣服實在不夠厚。我們又在這裡買了冬天的衣服給他們送去,好讓他們在冬天也能出去活動活動。
我記得六義士在韓國的那段期間,我一直沒有甚麼事,六義士一走,擔子輕了,防禦功能減低,反而病倒了。
六義士之後,孫天勤、蕭天潤、陳寶忠相繼而來,總計我在韓國三年,共接了卅個義士。韓國國防部長有一次跟我開玩笑,說義士那麼常來,他們不如乾脆在機場立塊牌子,上面寫:「由此向南飛一千五百公里可到台灣,如需加油,此地免費。」我說太好了,我支持你的意見,你先立一個看看,不夠再立第二個。
不過,這怎麼可能呢!飛機到了別人領空,主權國一定要過問;不明飛行物進入,總也引起空軍單位的緊張——萬一是敵人怎麼辦?像陳寶忠就引起很多麻煩,韓國不但放了十四分鐘的警報,虛驚一場;還引起北韓飛機攔截,不過後來也被南韓打走了。
所以說,大韓民國也花很多錢來救我們的義士。如果他們要開出帳單,光是飛機燃料費、義士在韓國期間的食宿費,我們就要付不少錢呢。
平心而論,處理每個義士假道韓國投奔自由的案子,對韓國政府都是難題,那是現實利益與邦交友誼的兩難。如果能認清國際關係的現實本質,再多瞭解韓國的處境,就更能掌握「異中求同」的精髓。
串門子牽紅線
沒有到韓國以前,我奉派駐沙烏地阿拉伯,也曾運用「總體外交」的力量,來創造兩國的相合之處。
當時我常到沙國的首都和政府官員見面,由於大使館在吉達,我必須坐飛機去首都利雅德。有一次我去找工業部長,他看到我就說正要找我。因為沙國要造一座電廠,希望我們幫忙。我立刻打電報回國,政府找台電,台電同意了,我就答應他。好幾次合作都是這樣「串門子」串來的。
後來我決定促成政府和政府的合作,不但找台電幫忙建了電力公司,還讓台肥幫忙建肥料廠。當時共有「十大建設」,以醫療最出名,因為他們的技術很好。
這樣一來,沙國對我們和對很多其他國家就不同了。例如韓國人在沙烏地也很活躍,包了許多工程做,但沙國人認為他們是來賺錢的,彼此間只是交易關係;對中華民國就覺得是欠了債——你派技術專家來工作,又沒有拿我的錢,他們只拿了薪水——沙國認為這是一種友好的幫忙,很感激我們。所以後來能源缺乏時,我們需要多進口石油,他們一下就由一天供給二萬桶增加到五萬桶。
利用演講影響民意
「兩利則合」的原則在加拿大卻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當年就是他們在聯合國提出「兩個中國」案的。
一九六七年我被派到加拿大,一見杜魯道上台,我的心就沉下去了。因為我看過他寫的一本書,很清楚他不會支持中華民國。因此,在政治上,兩國找不到兩利之處;在經濟方面,加拿大是先進國家,我們也無能為力。不過他們究竟是民主國家,民意的力量是不能不管的。所以我到處演講,只要有人請我去講,我一定到,一年就講了卅幾次。只是,這畢竟敵不過實質利益,兩國還是斷交了。
後來我駐西班牙也碰到斷交。那是在一九七三年。臨走時,他們要授給我一個勳章,我沒有接受,告訴他們的大禮官,請你把勳章鎖在保險箱裡,等我回來時再拿。我的意思是等中西兩國復交後我才會要。國家斷交了,個人授章又有甚麼用呢?
不過西班牙的文化很古老,我蠻喜歡。西班牙文我也下了很多功夫念,學得很好,到現在還可以講一點。不像阿拉伯文,只能懂單字,不能成句子,和現在的韓文差不多。
我一共出使過四個國家,除了加拿大用的英語、法語是「小時候」學的,我每到一個國家,一定開始學當地的語言。一方面是我覺得很有趣,更重要的是這是尊重當地文化的表示。等有機會,我會用學來的話和當地人講幾句,露一手,讓他們知道:我對貴國的文化、文字都非常尊重,希望能學好。即使沒學好,對方聽了也很受用,這常有很好的效果。
最佳心理平衡法
還有一門學科是我近年才開始有興趣的,我每天吃午飯前十五分鐘都要研究一番,因為它能讓我專心下來,而且做一做很有成就感。它就是數學。
開始喜歡上數學是很偶然的。有一次看報紙,剛好大學聯考放榜,我看到考題覺得好玩,就自己試試。沒想到別科還好,就是數學大部分不會,我不服氣,去買了一套高中數學,自己從頭學起,這一做就做出興趣來了。
想想看,做數學可以常常有結果,做外交要有這樣的成就感,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