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博士」請幫忙
我常有一種罪惡感，是不是新聞界一定要abuse（濫用）學者，什麼事都找學者說，有時學術界會抱怨，學者應花比較多時間在做學問上，而不是媒體上。當然這種狀況新聞界要負責，但很多狀態是新聞界需要找第三種聲音，說公平話的人。尤其是開放報禁後，媒體受到很多批評，說新聞界不宜在報紙上做過多評論；但當要求記者不做評論時，卻發生很大問題。我常希望設計一個電腦，名叫Dr.Superman，希望他隨時在截稿五分鐘提供適合刊登的、有創意的言論，但事實上，目前在供需失調上很嚴重。
馮小龍：廣播的特性是要求快、短、量多，不斷的播出，且儘量避免記者透過聲音去表達主觀的意見。基本上，廣播——尤其是新聞專業網，對學者的依賴性是相當高的。
廣播的效性比報紙要強，往往一個點子出來，幾分鐘內希望變成新聞播出去，但是這樣就會造成一個困難，突然接到電話就告訴受訪者要接受訪問，如此是否能思考出完整的答案，能否處理周全，都會造成問題。而且因為新聞講求短，講了十分鐘只剪成一分鐘，重點取捨也會有問題。
另外在廣播來說，還牽涉到電話錄音的問題，因為廣播需要聲音，常面臨一個兩難——究竟要不要跟訪者說我們要做電話錄音？有些學者很可能一說要錄音，就說我要準備一下，或是要去寫稿，或是原本可以侃侃而談卅分鐘的，最後只剩下三分鐘了，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平光、聚光、哈哈鏡
李慶安：學者與媒體基本是「良性的、正面的」關係，這點應予以肯定。電視就好像一面鏡子呈現在學者面前，把你暴露給觀眾，而這面鏡子很可能不是「平光鏡」，而是「聚光鏡」，把你的精髓融合以後呈現出去。但它不是扭曲的鏡子，不是「哈哈鏡」，瘦變胖，胖變瘦，這面鏡子如何呈現學者的意見，媒體要負很大責任；而學者也有選擇要不要這面鏡子來呈現的權利，隨時可以拒絕。
為何媒體要找學者？為何學者在台灣媒體曝光率如此高？有幾點原因：政治運作在民主的常軌中，很多是檯面下的，執政當局不能談，媒體又不願讓反對黨單面批評的狀況下，就需學者來扮演平衡的角色。
尤其電視這種媒體一定要有人現身，若執政當局當事人不能談，就有相當大的空間需找學者出面。
徐佳士（政大新聞系教授，另行訪問）：
在台灣，意見的製造者主要是政府、政黨、政治團體、學者，這與其他國家意見市場大多只是利益、壓力團體不同。
在台灣，意見製造變成學者工作的一部分，意見市場變成他們表現的舞台。
有些報紙專門找接近自己立場的學者講話，另外不同立場的報紙則找另一批，所以我們的「明星學者」有兩邊，分散在光譜的兩邊。
台灣報紙有「學者專欄」
我們意見市場中學者比較多，可能與文化中重視讀書人有關，中國的知識分子，要立德、立功又立言。而且比較起來，在台灣其他集團如企業、宗教、農業等團體發表意見比較慎重，他們雖然有各種組織，但不像西方社會能成一個Lobby（遊說）團體，在媒體上成為一種宣傳，因此有時學者也幫他們說話。這時他代表的不是學術界，是而是其他的勢力。
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只是發言，還要從政。而我們媒體很有意思，也定期提供這樣的空間讓讀書人發言，媒體專門為學者團體開闢一個專欄。如自立早報「澄社」論壇，自由時報有個「國策中心」專欄等。換句話說，學者在媒體也有自己的園地。這有它的傳統在，早期報業史上就有學者辦報，還有一段時期，報館還出錢請學者辦刊物。如聯合報以前有中國論壇（現已改版），那批學者與聯合報老闆的意識型態不完全相像，但報紙卻支持他們辦下去。此中可能另有隱秘的目的。
對立與共生
盧惠芬：接下來想請教各位學者，雖然大家都反對有預設立場，但這卻很難，一般媒體通常還是在某種立場下去訪問某學者。不知學者們在接受訪問時抱何種態度？
張茂桂：剛才說到學者希望在自由度比較大的情況下創造自己，但媒體希望在「聚光」狀態下。基本上先有此「對立」存在，儘管大家都說雙方的關係是善意、正面的，但媒體與學者都應該認識這個問題。
我認為預設立場來自二個部分：一是報紙對政治、經濟、社會的看法。另外是來自記者對專題的興趣、偏向等。從我的立場來說，我會想知道你做這題目的主要內容是些什麼，唯有如此，我才知道在這題材中我可以被公平的對待，要不然是冒險，說得不好聽是甘於「被玩弄」。
馬凱：剛聽了兩面的心聲有些感觸。站在學者這邊大部分都是願花時間、精力，願為社會服務的，但媒體這邊我看到很明顯的「在商言商」的立場，且甚至於把學者真正的苦心，轉移到市場價值了。我想將來如果有「對立」，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如果這種「對立」持續下去，學者會對媒體產生失望，可能最後不是愛恨關係，而是不願再被利用，最後媒體只能找到它們所創造出來的「御用學者」了。
未來仍需學者建言
盧惠芬：最後一個問題：放眼未來，學者會在媒體佔何種角色？
李慶安：如果剛剛講的那些檯面下的運作等原因愈來愈少，學者的曝光也就會愈來愈少。如在美國，國務院、白宮有與新聞界溝通的各種層次的管道，而且明白地說那些是off record,off-off record的，官方與媒體溝通的管道非常好，在這種情況下，媒體就比較不會求教學者。
再來就是媒體如果能直接找當事人，當事人也願發表，請教學者的現象也會減少。
馬凱：如果將來這個社會都走向正軌，不再有這麼多抗爭、混亂，難以理解的現象，然後政府的能力不斷提昇，政府施政能更上軌道，經濟也運作順利，同時學者也放棄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那時「記者與學者」的關係就能跟西方社會一樣了，但這些條件我覺得不是短期可以達到。
張茂桂：這個社會正走向比較多元化的過程，學者可以變成很多聲音中的一個，當然還是會有，因為這社會需要新文化的創造，新符號、新知識的產生，但相對的重要性會降低。
〔圖片說明〕
P.48
傅佩榮：所有的意見陳列出來，實際上等於什麼都沒說。
P.48
光華為釐清學者與媒體間的關係，舉辦座談會，讓兩「者」各自陳述意見。
P.49
馬以工：刊登前過目，等於在審記者的稿子，對媒體並不公平。
P.50
張茂桂：學者不希望人家告訴他做什麼，但媒體是一個霸權，它不容許你去創造個人的空間。
P.51
王力行：媒體與學者都是在做社會公益，如果雙方有此共識，就比較不易出現問題。
P.52
馬凱：在台灣，學者所以如此引起重視，與中國文化特別強調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有關。
P.53
陳浩：我常希望設計一個電腦，名叫Dr.Superman,希望他隨時在截稿五分鐘前提供適合刊登、有創意的言論。
P.54
馮小龍：有些學者一聽說要電話錄音，原本可侃侃而談卅分鐘，最後變成三分鐘。
P.55
李慶安：電視就好像一面鏡子，但它不是平光鏡，或把人扭曲的哈哈鏡，而是把精髓呈現的聚光鏡。
P.56
徐佳士：國內意見的製造者主要是政府、政黨、其他政治團體、學者，這與國外大都只是利益、壓力團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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