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是半世紀來華人在馬來西亞發展史中最重要的議題,早期由於英殖民政府壓抑華教,引發知識份子失根危機而群起捍衛;獨立前後,華人漸次認同馬來西亞為安身立命的國度,與友族攜手共建新家園;然而,華族渴望成為「堂堂正正馬來西亞公民」的心聲,似乎一直與延續母語教育,發揚中華文化的願望相衝突,而不得不向大馬執政當局奮力爭取,半世紀來前仆後繼,不絕如縷。
從中央研究院東亞區域研究計畫所籌劃出版、為全面勾勒馬來西亞華人群像的《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系列著作中可發現,不論政界、商界、文化界,大馬影響深遠的歷史人物,一半以上與華教有關,足以說明華人為教育付出的心力!
3月15日,馬來西亞各大華文報以極大標題刊登首相阿都拉「增建華小,有礙團結」的談話,引發軒然大波,華社領袖紛紛呼籲政府應採開明政策,公平對待各源流學校的發展,許多人對於形象溫和中庸的現任首相如此發言,更是大惑不解。
隨後,首相幕僚出面澄清,是記者誤會了,因為首相談的其實是增建「非政府中學」不妥;而由於當時話題焦點是「華小」,才引發記者們誤解。雖然風波漸息,但華文教育問題在馬國向來敏感,未來的定位和前景如何,仍令此地華人不安。
以外人眼光來看,容許馬來文、華文、淡米爾文(印度文)三語共存的馬來西亞政府,實已展現泱泱大度,然而,教育攸關認同與價值觀建立,難怪歷經百年拉鋸,迄今仍是一個與政治、種族糾葛交纏,「剪不斷、理還亂」的敏感議題。

19世紀初,華人胼手胝足在異地打拚之際,已紛紛設立私塾教育子弟,這間位於吉隆坡市區的陳氏書院,目前常舉辦文教活動。
歷盡滄桑
回溯馬國華教發展,不難發現其中脈絡。
19世紀初,華人胼手胝足移民到馬來半島開礦時期,就紛紛在落腳之地設立私塾,用方言教授《三字經》、《百家姓》、《四書》等典籍,學子的琅琅讀書聲在會館、宗祠傳誦近一個世紀。
20世紀初,隨著清朝「康梁變法」主張教育改革,以及辛亥革命成功,馬來亞華人受革命思潮影響,新式學堂興起,但由於殖民政府對華文教育採取放任態度,在華人重視教育的傳統下,民間出錢出力,興學風氣盛極一時。
1919年,中國「五四運動」風起雲湧,反殖民與民主意識的浪潮也席捲東南亞,英殖民政府備感威脅,於是在1920年頒布「教育法令」管制華校發展,規定所有學校(當時馬來族並無正式的學校組織)的教員、校長、董事必須向政府註冊,接著又限制教師活動、約束教材內容,引起華僑社會產生「文化熄滅、民族滅亡」的危機意識,各地華社團結一致,向當局請願抗議。

捐款興學的故事在大馬華文教育史上,從不曾缺席。(董教總出版局提供)
第一波保衛戰
著有《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的馬來西亞南方學院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鄭良樹指出,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面臨國家瓜分、文化解體的威脅,儘管知識份子前仆後繼、奔走呼號,也難以抵擋西方列強的包圍和封鎖,因此那段時期,華人危機感特別重,憂患意識特別強,英殖民政府壓抑大馬華教,便激起當地華人群起捍衛文化的存續。
這波最早的保衛運動在當局嚴厲鎮壓下,運動領袖被驅逐出境而收場,但是華社卻因此更加團結,華文教育在夾縫中仍蓬勃發展;到二次大戰前,華校總計已有一千四百多所,學生超過12萬人。
1942年,日本入侵馬來亞,由於馬來華人的中國意識和抗日立場,造成日軍大肆屠殺華人,華校師生被迫逃亡,學校停課,是華教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這段期間也是華人的『中國意識』和『馬來亞意識』消長的分水嶺,」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所長何國忠指出,由於華人發現英殖民政府沒有辦法保護馬來亞,他們不只要為遙遠的祖國中國而戰,也要為自己身家所繫的馬來亞而戰。
3年8個月的抗日經驗使華人對馬來亞的情感因命運與共而逐漸滋長,戰後發展為「華人應認同馬來亞或中國」的大論辯,之後隨著華人對馬來亞國家認同的深化鞏固,華人雖以馬來西亞公民為榮,但對傳統華教仍不能忘情。
1945年,日本投降,一年之內各地華文學校陸續恢復。隨後在殖民地醞釀獨立的氛圍中,英國政府在1951年提出「巴恩氏報告書」,主張廣設以英文和巫文(馬來文)為主的國民學校,來建構國家教育,培養國民國家觀念。

馬來半島西南岸的古城麻六甲「青雲亭」內,供奉著福建歷代祖先的牌位。華人慎終追遠的傳統就像寺廟中的裊裊香煙,在大馬土地上綿延不絕。
「教總」、「董總」誕生
以文化傳承為己任的華人社會對此大表激憤,各地教師會代表聚集吉隆坡會商,並催生了華校教師總會(簡稱「教總」)的成立。二年多後,各華校董事會又成立聯合總會(簡稱「董總」),二個單位並肩作戰,從此揭開了五十多年爭取華教權益的序幕。
第一場硬仗是爭取獨立後華文並列為四種官方語文之一(巫文、英文、華文、淡米爾文),以及將華小納入未來政府教育體制。
當時的「教總」領袖林連玉認為,馬來亞華人佔總人口的一半(1950年代數據),爭取華教納入體制合情合理。他風塵僕僕的奔波各地呼籲華社團結,並且多方與華人政黨「馬華公會」尋求合作。
在極力爭取華文和華教地位的同時,華教領袖也一再強調華人效忠馬來西亞的立場,但是這樣的呼聲仍不足以壓過反對聲浪。「爭取華文列為官方語文」仍宛如族裔議題中的一顆燙手山芋。
何國忠分析,獨立以前,由於師資難覓和英國政府的漠視,全馬來族群連一所中學也沒有,相較於華教的氣勢鼎盛,馬來族民間積怨已深。因此,在1955年的「麻六甲會談」中,林連玉為了支持「馬華公會」參加的聯盟政黨贏得大選,同意暫時不提官方語文的爭議問題,以換取選後修改不利華教的法令。巫統(馬來人為主的政黨)領袖東姑阿都拉曼則許諾,馬來西亞獨立後,華文教育和中華文化將受到保護。

「黃乃裳中學」為紀念著名僑領黃乃裳帶領福州人在詩巫開疆闢土的貢獻,該校傳承華教的精神,應可告慰先人吧!
華小進入體制
1955年聯盟政黨勝選,東姑實現「麻六甲會談」的默契,重定教育政策,1956年提出了影響深遠的「拉薩報告書」,包括承認三種語文學校合法並存,同時以各族裔母語為教學媒介;明訂馬來語為國家語文,同時維護非馬來語文和文化的發展。然而,這份看似開明的報告書中卻留有一個伏筆:這個國家教育政策的最終目標,必須把各族的兒童集中在一個以「國語」(馬來語)為媒介的教育制度下。
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前後,政府一直希望將華文中學改制為以英文為主要教學語文的「國民型中學」,同時將拒絕改制的學校排除在國家教育體制外(即「獨中」),不得享有國家津貼,而且政府會考,一律以英文和馬來文出題。這項「1961教育法令」頒佈後,全國72間華文中學立刻面臨嚴峻挑戰。

每逢週末,社區民眾扶老攜幼來到「孔教會」會館,滿頭白髮的老先生從書法基本功教起,中華文化的海外種子就這樣播散開來。
雙頭馬車
華中改制事件也是華社分裂的開始。獨立前十分支持華教的馬華領袖陳禎祿因病退休,他的兒子陳修信接棒,卻不認同林連玉的鬥爭方式。
陳修信認為,教育政策必須考慮學生將來的就業、競爭問題,他關心「華人」教育更甚於「華文」教育。如果太強調中文,華人學生分成「讀中文」和「讀英文」兩派,那麼讀中文的如何與其他族裔往來?又如何培養身為馬來西亞公民社會一員的共同思想?
華教人士則堅持反對一元化教育,主張國民效不效忠國家在於「思想」,不在於「文字」。
「大馬獨立前我們是中華民國僑民,獨立後我們才算是堂堂正正的馬來西亞公民。」華教界大老、前教總主席沈慕羽就表示,馬來西亞的獨立是華族和馬來、印度朋友合力爭取來的,因此大家應該有福同享,平等互惠,讓每一族的文化各自傳承,發揮其特有價值。
收編「華中」
華中改制爭議延燒多年,林連玉因極力呼籲華人「津貼可以被剝奪,『獨中』不能不辦」,與支持政府人士大打筆戰,竟被吊銷公民權,但仍無法挽回大局,多數華中最後選擇改制,只有16間中學寧可不接受津貼,堅持獨立,華教在1960年代的10年間元氣大傷。
在此同時,部分改制中學的董事會鑒於許多子弟小學會考成績不夠優異無法升學,就在下午兼辦獨立中學收納成績較差的學生。不料,1965年大馬政府實施九年義務教育,華小學生可直接升入中學,「獨中」面臨學生嚴重短缺的困境,有的甚至瀕臨關閉。
吉隆坡「中華獨中」是當年改制後同時兼辦的獨立中學,校長陳順福回憶當年的慘澹經營,深感自己如同「丐幫」,不但必須到處找錢,還要想盡辦法找學生。70年代初期,該校學生人數從以往的一千多人銳減到一百多人,他們認為必須脫離下午上課的困境,另覓校地,大力整頓,才能起死回生,「我們三十多位董事、師生一條心,」為了募款建校,每年「九王爺慶典」連續 7天,還派師生到神廟賣花籌款,嚐盡華社人情冷暖。
力挽狂瀾
在「獨中」茍延殘喘的70年代初期,北馬霹靂州一群華教人士潛心檢討獨中辦學的問題,認為應該把現有補習學校的角色改為6年制完全中學才有出路,該州9所獨中一致通過籌募100萬馬幣基金的決議,以保衛獨中生存。消息傳出後,華社市井小民群起響應,小販為募款集體義賣、數十條漁船不畏風雨為獨中義捕,引發各界紛紛解囊,籌款運動向全國蔓延,進而演變為延續數年的「獨中復興運動」。 許多下午班的私立中學也紛紛壯大發展為獨立中學,致獨中增加到60家。
70年代「獨中復興運動」能夠蓬勃發展,還有一個客觀因素促成:1970年,大馬政府改弦更張,將英文小學逐年改成馬來文教學,這個措施使華裔家長危機意識高漲,深怕當局有一天也會如法炮製,把華文小學改為國民小學,許多原來讀英小的家長紛紛將孩子轉送回華小,「林連玉精神」再次復甦。
70年代前後華教人士極力爭取的另一件大事,是創辦獨立型華文大學(稱為「獨大」),獲得廣大華人支持捐款。但是當時馬華公會持反對立場,會長陳修信甚至嘲諷「獨大」的成立簡直比鐵樹開花還難。結果馬華公會為此付出慘痛代價,在69年的大選中慘敗,隨即引發種族動亂的「513事件」,馬來西亞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獨大」運動被迫擱置。
暗渡陳倉
時序演進到80年代,大馬政府企圖實現1956年「拉薩報告書」以馬來語為唯一教學語的「最終目標」措施,仍一波波衝擊華小的發展。
1987年,馬來西亞教育部調派不諳華語的華人出任華小校長、副校長等高階職位,「我們深感華小滅亡的危機即將來到,」前教總主席沈慕羽回憶道,於是朝野各界華人匯集在吉隆坡天后宮舉行抗議大會,並發動華小罷課,結果引發當局進行大規模鎮壓,逮捕一百多位華教人士,並拘押當時的教總主席沈慕羽、董總主席林晃升等華教重要領導人,也就是華教史上著名的「茅草行動」。
焦慮的年代
馬來西亞最大華文報系星洲日報集團總編輯蕭依釗回憶,70到80年代大馬的社會氛圍中,種族關係緊張是一個鮮明的印記。
「我那時當記者,常感到非常焦慮,」她表示,當她跑新聞看到華裔政治人物到馬來社群講一套,到了華社又講另一套,連一些開明的領袖都被迫陷入種族議題泥淖時,她不禁自問,這樣操作種族課題,會把國家帶往何處呢?
著名的馬華小說家小黑曾形容80年代偏激的言論如野火,一燒綿延好幾百里,「小時候我在鄉下長大,有馬來朋友,也有印度朋友,雖然大家都很窮,但是沒有隔閡。80年代,我們有了富裕,反而失去了彼此的信任。」
走過風雨如晦的年代,在種族議題不斷鬥爭內耗中,傷痕累累的不只是受到壓抑的非馬來人,馬來社會似乎也開始反思沈澱,企圖在其中找到新的方向。
1991年,當時的首相馬哈迪提出「2020宏願計畫」,經濟發展成為政治社會關注焦點,長期存在的種族問題逐漸淡化,教育上也出現難得的契機,包括開放數百所私立英文大專學院、批准南方學院設立中文系,以及准許華社創辦以華文為教學媒介的「新紀元學院」和「韓江學院」。
1996年馬哈迪在接受「時代週刊」訪問時說,以前他認為,既然生活在馬來西亞,人民就該成為100%的馬來人。但,「我們現在承認,這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我們應該把橋搭起來,而不是強行拆除其間的障礙。」
然而,這樣的精神仍未反映在「1996教育法令」上,雖然教育部長保證華小將永遠存在,華人社會仍相當不安;接著2003年起,大馬政府強力推行以英文進行數理教學的政策,華教人士認為這並不能達到當局提升英文程度的目標,反而降低了華裔學生的數理能力,也顯示華教仍必須在困境中求存。
「文化是我們的靈魂,我們不能做一個沒有靈魂的人,」一生以身為馬來西亞公民為榮的華教鬥士沈慕羽鏗鏘有力的話語,詮釋了馬來西亞華人近二百年來在海外新家園堅守母語教育的信仰。面對快速變遷的世界,全球化的衝擊,雖然有人憂心英語教育回流趨勢不利華文發展,但沈慕羽認為華教的根已經扎得很深了,把一些小困難排除,前途仍然是樂觀的!
馬來西亞歷史及華教大事紀
1896年 馬來亞成為英國聯邦成員
1942年 迄日本佔領前,已有1400多所華文學校
1951年 英政府提出「巴恩氏報告書」
1955年 馬來、華人政黨領袖舉行「麻六甲會談」
1956年 執政黨公佈「拉薩報告書」,承認馬來、華小、淡小的合法地位
1957年 馬來亞獨立
1961年 政府頒佈「1961教育法令」,迫使華文中學改制
1963年 馬來亞與新加坡、沙巴、砂拉越組成馬來西亞聯邦
1964年 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聯邦
1965年 大馬政府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獨立中學人數逐漸流失
1969年 發生種族流血衝突的「513事件」
1970年 宣布實施為期20年的「新經濟政策」
1973年 獨中復興運動從霹靂州展開,蔓延全國,為期約10年
1987年 大馬當局發動「茅草行動」,逮捕一百多位華教人士
1991年 首相馬哈迪提出「2020宏願計畫」
2003年 政府全面推動中小學以英語教授數理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