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從事文學或著述工作，除了滿足個人的創作慾望之外，不免也有一些想法想向社會大眾表達。現在，我就以一個文學喜好者，以及一個讀者兼作者的立場，談一談我個人對文學或拜讀時下某些著述的一些感想，提供給各位做參考。這些意見只代表個人與本身職務無關。

個人與大環境

今天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是生活在鴉片戰爭以後；在反帝國主義思潮籠罩之下，懷著濃厚民族主義的情懷。在這樣一個中國現代史的架構中，我們對自己人生的遭遇，對國家民族的處境，都有很多的感觸，所以在文學作品裡就常常討論這些問題。我今天所要跟各位討論的，就是文學與著述的角度，以及所抱持的情懷等問題。

我們在描寫個人與大環境時，在我看到的文學作品中，大體上對個人的遭遇、對貧苦的生活，都充滿了同情，也就是一種比較悲天憫人的情懷；但對於大環境，對於國家、民族，則比較採取批判的、甚至於用一種詛咒的筆調來加以形容。易言之，也就是把同情送給個人，把怨恨交給大團體、大環境。譬如描寫一個家庭，作者可能把責任推給父母，或者推給外在的社會、國家，甚至於把這類責任推給整個民族、整個世界。指責這個民族是一個不長進的民族（如所謂「醜陋的中國人」理論），有的時候甚至超越民族以外，把我們很多的遭遇推給外國人或整個國際環境。以這種角度描寫個人與大環境的關係，我個人認為有時候不免是有所偏頗的。這樣所造成的結果是，個人對自己的行為好像可以不必負太多的責任，我們同情個人、不同情整個環境，我們對國家民族充滿了期盼和詛咒，用這種角度來寫文學作品，我覺得並不是很健全的，或很公允的作法。什麼是一個家庭？家庭是由家裡各個成員所組成的。什麼是社會？我們拿台灣來講，就是由兩千萬人所組成的一個生活體。什麼是政府？政府是由許多受過教育、通過考試，而在政府機構服務的人所組成的，它不只是一個辦公室，或者一個建築物而已。什麼是民族？是整個的人民合在一起組成一個民族。如果每一個人都那麼值得同情，每一個人都是那麼善良、那麼無辜，那麼這整個大的環境是誰造成的？難道說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還是外國「帝國主義」給我們製造的？一個不健康的家庭，難道一定都是父母所造成的？兒女不需要負一點責任嗎？假如一個社會不健康，不健康的社會從那裡來的？個人認為它是每一個社會成員共同造成的。

我們講近一點的事，譬如說台灣的色情問題。我們知道政府的取締可以說從未間斷，但色情仍然存在。也許有人要說政府的管理政策不好，或者是商人圖利而不擇手段，這些我都同意，但是我想請問：是那一些人在光顧這些色情場所？那些人是色情的真正根源、真正的罪魁禍首？追根究柢，還是我們社會中的一些成員，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善良老百姓」中的一部分。如果說取締不力，我還想請問：我們有多少警察可以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假如說一個國家不好、社會不良，請問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得國家社會不良？是政府的無能呢？還是國民素質整體或部份的品質不好？以髒亂為例，政府的環保政策當然有缺失或執行不力的情形，不過，我們也要問，我們有將近兩千萬居民，假如沒有一些製造髒亂的居民，怎麼會有髒亂的社會？可是我們談髒亂的時候，大部分談的是垃圾處理問題、清潔工人問題、政府環保政策問題，我們比較少去批評國民沒有良好的公德心。今天我們批評交通紊亂，我們目標是針對政府交通部門。事實上，交通混亂的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許多人在馬路上行走、或是開車的時候不守秩序。今天我們說我們的社會不進步，我們不僅要督促政府改進，也要多多檢討自己，而不要側重苛責大環境。大的環境是每個社會成員一點一滴把它堆積起來的，當我們批判一個社會黑暗、汙穢、髒亂，不要忘記社會是由一個個個人所組成的。有人說，什麼樣的人民、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國家、什麼樣的民族！這恐怕是一條鐵的定律。有人把個人所造成的結果推給整個大環境，也許能夠滿足我們的同情心，以及同情弱者的情懷，但我不認為這是公允或有益的作法。假如，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從內到外，從他的精神生活到物質生活，都不很健康，那麼，我們難以期望會有一個很健全的社會。我總覺得我們的文學作品裡面，寬容個人而苛責社會、苛責大環境，這恐怕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也是今天我談文學與著述的角度與情懷，首先要向各位請教的問題。

中國結與台灣結

我們談文學與著述的角度與情懷，必須考慮到時代的背景。籠罩在民國七十年代中華民國台灣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所謂「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問題。我是學歷史的，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標題是「一張破碎的臉」，標題之下是一面四分五裂的鏡子。這篇文章說什麼呢？它說台灣的各個層面都是破碎的、可怕的、悲觀的。我們如果把台灣社會中每一個重大問題都孤立來看的話，如環境汙染、交通紊亂，社會秩序、或者文化發展等問題，則每一個問題確實都很嚴重。有人說，對現實問題究竟要用望遠鏡或者是放大鏡來看？這是非常有趣的命題。我們如果把這些現象孤立起來，一點一滴的用放大鏡去看，當然會看出很多很多問題。事實上，社會永遠不會完美，因為人本身不完美，怎會有完美的社會？不是說今天我們沒有問題，那個國家沒有問題？都有。我們所要研究的是：是不是我們的問題比人家多，或者是比人家嚴重？我想這才是我們研究的角度。有的人看歷史、看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問題，是從階段性去看。假如你看台灣的歷史，只從甲午戰爭之後到日本統治五十年為止，這確實是一段非常悲慘的歷史；假如你只從「二二八事件」來看省籍問題，這也是令人難過的一段歷史。從這些角度來看，有人就產生了分裂主義的意識，或者是所謂「亞細亞孤兒」的心態，但是假如你不以橫斷面、不拿階段來看，而從整個中華民族生存發展歷史來看的話，那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局面。中華民族五千年以來真正的民族大融合，我個人認為只有在台灣過去這四十年左右的時間才真是達到了。當年五胡亂華也好、歷代民族的大遷徙也好，從來沒有一次是整個民族從大江南北，不同的方言與生活習慣，而聚集在一個島嶼共同生活達四十年之久。

有人常常問：為什麼台灣是一個成功的故事？我們說美國之所以變成這樣一個世界一流的強國，是因為它吸收了世界各地優秀民族的精華，在美國聚集在一起，大家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才建立起今天一個了不起的美國，所以我們說美國是一個民族大熔爐。事實上，今天中華民國成功的故事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台灣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民族大熔爐，是由大江南北各個不同地區輾轉來台的國人，以及原已在台同胞，經過共同努力而造成這樣一個美好的結果。從移民史來看，美國人到西部去拓荒，那是一片沃野千里的土地，雖然不免受到紅番的騷擾，但大體上並不是那麼艱辛。回想我們當年的先民，渡過驚濤駭浪的台灣海峽，到了台灣這樣一個三分之二是高山，物產不是很豐富，土地也不是很肥沃的地方，建立起他們的家園。我們拓荒的歷史，比美國西部的移民史來得更為悲壯、更為艱辛。從中外民族融合的角度來看，台灣移民史是世界移民史上很少見的一個例子；我還不知道世界上有另外一個民族，全國各地人民聚集在一個島嶼，經過四十年而創造出經濟與政治的奇跡。中華民國在台灣是我民族空前的一次大團圓，將來光復大陸以後，我們就要分道揚鑣，各自回到自己原來居住的地區或工作崗位，不可能再繼續生活在一起了。所以，台灣經濟不僅是空前，恐怕也是我民族一個絕後的經驗。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這好像一家的兄弟姊妹大家聚集在一起生活了幾十年，這實在是一段非常珍貴、非常可感、非常幸運的一段歷史。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不會以所謂「亞細亞孤兒」的心態來看台灣的歷史。今日中華民國與世界其他多種族國家不一樣。譬如說瑞士，瑞士有義大利、德國、法國等不同種籍人民，他們是由不同的種族、不同語言的人民而組成一個國家。美國也有種族問題，其中以黑白問題較為嚴重，這是因為黑白本不同族，文化亦不同。我們和新加坡也不一樣，新加坡有華人、馬來人、印度人，是真正不同的幾個民族聚集在一起。反觀我們，則是同一個民族，使用共同的文字，具有共同的文化與歷史背景，惟一的不同是方言的不同，以及生活習慣的不同而已。從這個角度來談省籍問題，問題就不嚴重了。

所以，今天我們談中國結與台灣結，要看從那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就是這個意思。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道理。譬如說，有一天早上七點，陰天下雨，剛好心情不好，不愉快，早飯沒吃，覺沒睡好，計程車叫不到，滿身淋的透濕，再加上空氣汙染、交通阻塞，噪音震耳，於是你對台北會猛然生出一種厭惡的感覺，你會恨這個髒亂、擁擠、吵鬧的台北市。可是另有一天，也是早上七點鐘，陽光普照、一夜睡得很好，心裡正好有些高興的事，計程車招手即來，這時你對那些機車或汽車聲也充耳不聞了，你只覺得這個社會欣欣向榮，大家正在共同努力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明天，這時你說不定還會有些為之激動的感覺。同樣的台北市，同樣的早上七點鐘，可能因為你心情的好壞，而有不同的感受。我們今天看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問題，也是一樣，要看從那一個角度去看。假如你從地域的心態去看，或者是只執著於因為當年的祖國是衰弱無能，使台灣淪陷了五十年，只看到「二二八事件」這樣一個不幸的事件。那你說不定會想自決獨立，甚至還要革命。但是，假如你從整個民族五千年歷史來看，我民族在台灣共聚一堂，樂觀奮鬥，那我們應有一種感恩與欣慰的感覺。甚至會產生一種決心、我們這一群日子過得比較好的中華子民，應該去照顧其他比較不幸的十億同胞。能夠如此的話，我們就不會有所謂地域的心態，也不會只有台灣結而沒有中國結。所以這又是一個角度與情懷的問題，我今天不是談文學的技巧，我沒有各位的生花妙筆，無法寫出感人的文章，我只是覺得當我們下筆為文的時候，從那一個角度、用那一種情懷——是地域的情懷、還是民族本體情懷——這將決定一部文學作品或是一篇文章的內容與深度。

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裡面，對帝國主義的批判、詛咒，對民族主義的發揚與贊頌，充斥於很多的文學著作中，以前如此，現在也是一樣。譬如說今天我們描寫加工出口區工人的生活，假如你從反帝國主義、或從所謂新馬克斯主義的角度與情懷來寫，你會強調農村的破落，使得年輕一代的子女們離開農村到達城市，你會描寫一個工人一禮拜工作六天，離鄉背井、生活非常單調，說不定你還會描寫周末時男女工人所過的一些瘋狂或不道德的生活。然後你可指責這是工業化與社會變遷的不幸結果，甚至你還可說這是帝國主義或者是資本主義跨國公司所造成的悲劇。假如我們的作品是從這個角度來寫的話，讀者對於工人會很同情，對工業化的結果會感到很憤怒，會傾向於接受個人無辜而社會有罪的結論。對於這樣的作品，我們也許可以反問幾個問題：假如這些工人不到加工出口區工作而留在鄉村，他們與他們的家庭是否能過著更溫飽的日子？我看不一定。因為如果是那樣的話，他們最初也就不會到加工出口區工作了。假如再進一步去問：如果台灣不走工業化、現代化的方向，又將如何？我到台灣來的時候是民國卅七年，那時沒有什麼工業化，台灣唯一的工業大概就是糖廠。我念小學的時候，全校沒有一個人穿鞋子，大家都是光著腳丫子。工業化固然帶來很多的後遺症，但這是一個落後國家走向現代化無法避免的陣痛。現代化造成很多的後遺症，可是落後的農村經濟一定是美好的嗎？一定是最能夠滿足人生願望的嗎？我似乎從未看到任何一本小說稱讚現代化文明，每一本小說都是追懷過去，那麼人類為什麼要走向現代化呢？難道走向現代化只是一種無奈與被動，而不是一種理性與主動的選擇嗎？我看不見得。

另外，我們在文學作品或一般著述裡面，也有常常談論外國人與事的問題。譬如說，去年我們和美國有菸酒的談判，輿論界中對此頗有批評，認為這是美國以菸酒對我們進行商業侵略，有人甚至認為這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可是我們大家都知道，在這次菸酒還沒有談判以前，也許是我們民族的幽默感吧，我們把我們自己生產的香菸稱作「長壽牌」，我們也不覺得香菸有什麼問題。現在洋菸一來，有人卻說這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另有人開始展開拒抽二手菸的運動。我不是說這有什麼不好，我只是覺得我們討論這件事的角度與情懷，是一種過度膨脹的民族主義。我並不是說，我們不可以有民族主義的情懷，而是常常覺得我們的情懷太多而理智有點不足，好像我們一年賺美國一百五十多億美金是應該的，是天經地義的，而對一年一億五千萬美金的洋菸酒進口，我們就不能接受。假如是用這樣的角度來處理我們的國際關係，我看是要出問題的。我們今天談經濟與政治發展，主張要自由化、國際化與民主化，可是我們的情懷有沒有國際化、自由化、民主化呢？一個有自信心的民族不會過份讓情緒操縱他理智的選擇。今日，假如我們沒有一點自覺、自省的努力，我們如果仍然繼續放縱我們自己的筆桿，或者我們的情緒，那麼我們寫出來的東西就沒有辦法從「反帝國主義」的框框超脫出來，那我們想走向國際化、自由化與民主化的目標，恐怕還相當遙遠。

轉型期社會的問題與衡量標準

打開報紙也好、或者到書報攤買幾本雜誌、小說、散文，它們對轉型期社會的問題，如髒亂、汙染、色情、不夠民主、不夠自由、不夠開放，都有很多很多的批評。這些批評應不應該有？當然應該。沒有批評、沒有檢討，怎麼會有進步？但是，我們必須還要更進一步來看問題。我個人認為我們不能拿一些絕對的價值觀念、人生最美好的境界、理想，來衡量我們生活的一切現實。我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有一個人生美好的理想，也不是說我們不應該以歐美先進國家進步的水準來勉勵我們自己，這都是應該的。可是，假如我們過度把人生最美好、夢中才見到的山水，來衡量你現在所看到的一草一木；以歐美先進國家經過幾百年歷史所累積起來的成果，批判我們的發展經驗，那麼你對現實會產生一種很嚴重的挫折感。不滿還好，如因為不滿而走向極端的話，這可能就是一個人生悲劇的開始。今天我們看問題，應有幾種不同看法。譬如說，對於只有一半水的杯子，可以有兩種看法，你可說這半杯水會愈來愈多，是一種樂觀的看法；但如認為這半杯水會愈來愈少，則是一種悲觀的想法。再譬如說，人照鏡子，你如果將鏡子打碎，你去照它會照出一張破碎的臉，很難看；假如你不把鏡子打碎的話，縱使你長得不夠美麗，照出來至少還不是一張破碎的臉。我舉這個例子是說我們不需要故意把鏡子砸碎，然後再說我們只有一張破碎的臉。

我覺得今天有時候我們過度曲解我們的問題，過度要求我們還沒有能力做到的事情，這樣所產生的挫折感，對於社會並不是一個推動進步的力量，而是動亂的泉源。我為什麼要講這一點？因為假如你不能夠瞭解自己民族的傳統，當前的國情，或者自己能力的限度，而要妄求一個所謂美好的理想，這樣作法不僅有問題，其產生的後遺症，有時會是很可怕的。就像民國卅四到卅八年時期，國家剛經過八年的流離戰亂。有一些憤怒的青年選擇了馬克思主義，認為這是一種萬靈丹，是一條終南捷徑，結果到現在為止，這些現已成老年的人，對他們當年這個錯誤的選擇，一定會深有所感或早已付出血肉的代價。在那時候，假如腳步稍為放緩、頭腦較為清楚一點，假如我們能夠接受一個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強盛是要大家一點一滴，用血用汗才能夠建立成功的話，我們就不會相信所謂一個主義、一個革命的哲學，也不會誤以為一個所謂共產主義的革命，就能夠解決整個中國的問題。

我認為一個人的進步和一個國家的進步都是一樣的，我絕對不相信明天之我和今天之我會有絕然不同的改變，或者今天稍微學一點什麼高招，明天我就能變成神仙，我絕對不相信這種事情。去過巴黎的人看到的是一個千年的古都，它的一草一木、它的一座橋樑、一棟建築物、一個雕像或者一片花圃，都是一千年來住在巴黎的人民一點一滴把它建立起來的，任何其他民族也沒法在一夜之間，或者幾十年之間，就可建造一個新的巴黎。我們談中國文化，它是多少的古聖先賢所共同孕育出來的。我們今天批評時政，或者批評社會的現象，我覺得假如你心情是浮躁的、下筆是輕率的，你拿一個遠離現實或不同歷史經驗的標準，來責備一個自己所製造出來的社會，這種作品所產生的「疏離感」，常常會有很多其他的後遺症，有時整個社會說不定會為此付出代價。一個成熟、偉大的民族，和一個浮躁、激動而少理智的民族，其差距可能就在這裡。

一些建言

對於文學作品或其他論述，除了提出以上所講的問題以外，我最後還有三點建議。第一、我們不要談太多理論，或拿一、兩個理論來看整個的現象。有人喜歡用中國人民族性醜惡論來做解釋，好像中國人的人性本身有很多無法彌補或天然的缺陷，認為中國人就是這個樣子。我認為民族是非常複雜的綜合體，歷史的傳統、文化的背景、現實的生活，它所面對的整個國際環境，以及它所採取的各種因應，都是非常複雜的現象。我也不認為一個民族和另外一個民族會有必然的極大差異，應該有，但究竟有多少，這很難說的出來。所以個人認為任何只拿一種理論來看問題，這樣作法本身就有問題。假如你依照所謂儒家的理論，說我們完全是一個溫柔敦厚的民族，這我不能接受；有人認為我們整個的歷史都是帝王將相，而沒有注意到工農兵，對這種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我也不能夠接受。同樣的，中國文化的內容也很複雜，儒法之爭充斥整個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之中；完全用中國文化來包容中國的政治，或者完全用西方民主理論來批判中國的政治，我認為也有它的偏頗，就像你完全用「亞細亞孤兒」的心態來看台灣與中國的歷史關係一樣。我總覺得大家分析、描寫、譴責或者稱讚一個歷史經驗、一個社會現象、或人生的現實，不要只執著一、二個理論，或給予絕對價值的判斷，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我總覺得有時候我們的語言用字，跟時下的環境，甚至政治一樣，也有一種暴力汙染的現象。以前我們為文說要「語不驚人死不休」，現在我認為也有這樣的現象。假如一件文學作品，是要靠尖銳的字眼來表達理念的話，是否稍嫌粗糙了些呢？有的時候用簡單的話語，也可以說清楚平凡的真理。假如習慣於使用強烈的字眼，或者所謂充滿暴力的字眼，來從事文學創作的話，有一天你會發現你已經用盡了所有這一類的字眼，而還不能夠充分表達你的憤怒與情懷，這時又怎麼辦呢？我始終覺得一些作品有些毛病：有的是功利主義太濃厚，在主題或情節上只求市場之銷路；有的則借重很強烈的字眼來表達作者的憤怒；有的又用很簡單的理念、單純的邏輯，來批評一個非常複雜的人群現象。對於這些情形，是否需要進一步的改善？我們對於歷史、中外文學、社會科學，能不能夠多看一點，多瞭解一點？假如我們在角度與情懷上拿得穩一點，再下筆為文，寫出來的東西相信會深刻得多。

最後一點，我想談一個比較核心的問題，也就是今天如何為我們現代的文化、或者現代的文學，予以定位的問題。以前我們有所謂的鄉土文學論戰。一個文學當然要反映它生存的社會現象，但是一個偉大的文學作品不能沒有它跨越時代的價值與意義，它所描繪的應是人類普遍內心的追求。到底我們的角度與情懷是什麼？我覺得一個民族的文學作品必須和她的歷史經驗合而為一，我們不能因為自鴉片戰爭以來整個民族遭受了屈辱，就全力強調這一段的歷史經驗，而把這之前的文化傳統予以揚棄；但我們也不能夠只緊握著民族五千年來儒家、法家、道家融合在一起的文化傳統，而無視於今日新生的經驗與倫理。民族的情感、文化的傳統和歷史經驗，都是無法分割的，而這些都等於是母奶，是一個民族無盡的精神泉源。這也就是說，今天台灣的文化或文學，必須要跟我們五千年來，以及近代史以來整個的文化歷史經驗相結合。我們可以強調本土的文化、鄉土的意識，可是我們不能因此就要割捨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我們也不可為了一個特定的政治目的，而編織一個狹隘的種族論或歷史觀。大家能不能想像，今天要是我們和過去的歷史割斷了，就會犯了中共竊據大陸三十餘年所造成的同一錯誤，今日許多大陸人民已無法和三千年前中國人民情感相通，因為他們對那時候的文字和表現的理念已無法瞭解。事實上，五千年前和五千年後的人性和生命的追求大致都是一樣的。所以當一個民族沒有歷史、沒有傳統的時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連雅堂先生說過，要亡其族必先亡其史，即是此意。我總覺得今天我們台灣的文學，除了應該繼承五四以來「憂時憂國」的文學情結以外，我們還必須超越中國現代史上所謂「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這種充滿了民族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情結。另外，我們還要時時追溯我們整個民族文化的精神，這猶如我們常說的「思古之幽情」。這種思古的情懷，就是一個民族文化不可切斷的血脈與泉源。因此，我們今日的文學固然不應該為政治服務，也不應該只反應當前的現實，而應上溯到我民族長遠的歷史的情懷。否則的話，一個沒有歷史、沒有傳統的文學，我認為不會是一個永恆的、有活力的，與適合於那個民族的文學。

（此篇演講發表於七十六年聯合文學巡迴文藝營，原載於聯合報副刊七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由吳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