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楊德昌、柯一正、張毅、陶德辰4位導演拍出了4段式的電影《光陰的故事》，普遍被認為是拉開了台灣新浪潮電影的序幕。這部電影風格自然寫實，結合文學手法表現，有別於之前「健康寫實」的電影製作路線，也與當時票房長紅的瓊瑤式愛情、武打工夫或是青春嬉鬧的商業類型電影拉開了距離。
而後，侯孝賢、萬仁、陳坤厚、王童等台灣新生代的導演，陸續製作了剖析台灣社會現象的「寫實電影」，這些電影的特色有：長鏡頭的拍攝風格美學，由非明星的素人演員演出，內容關懷大眾共同記憶，取材更貼近一般老百姓的現實生活。
新浪潮與文學相互拉抬
於是，「新電影」與「舊電影」之間開始有了差別。各種型式的藝術、文學、戲劇開始以新的方式表達，新生代導演紛紛向文壇取經，回應這股新浪潮運動所引起的共鳴，撞擊出更合乎期望的寫實題材。
一批年輕作家如吳念真、朱天文、朱天心、小野、蕭颯、廖輝英……等人紛紛投入編劇的工作，台灣作家因而打響了知名度；電影公司更是樂見其成。至此開創了一段台灣電影與文學作家交互輝映的創作時期。
台灣新電影的潮流，在80年代中後期進入高峰，以作者論述風格為電影主要內容的型式登場，大量改編鄉土文學小說與現在主義的劇本，關注當時台灣社會從農業邁入工業的轉型，其中穿插著政經情勢的描述，多少帶著點批判色彩，可說是為台灣「本土化」意識的首次發聲。
1989年《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之後，更進一步確立了台灣作者電影的正典地位。這股浪潮開啟了另一種電影美學與影像的世界觀，創造了電影現代性的可能，也可算是為台灣電影創造歷史定位的代表作。
影響世界影壇至今
王耿瑜，1980年代起追隨黃春明、楊德昌、侯孝賢、張艾嘉、王小棣、陳懷恩導演拍攝電影，參與了台灣電影新浪潮的起落。1999年起她開始經常跑國際影展，仍持續不斷看到國際影人對於台灣新浪潮年代的回味，這讓她經常思索，都過去30年了，為什麼當年的台灣電影仍然有這麼大的影響力，甚至透過許多新生代導演的口中可知，新浪潮的作品正是引領他們創作的啟蒙。
「就在前幾年，我還曾經在國際場合碰到參與CNEX華人紀錄片影展的一位三十幾歲大陸籍導演，他從蔡明亮的電影一路談到侯孝賢，每一部作品都形容得非常清晰；我也經常從國際影人的口中，得知台灣的電影深深的影響了他們對於電影的記憶。」王耿瑜說，台灣的電影新浪潮影響遍及全世界，而創造這股浪潮的台灣導演們，那時並不知道會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力。
「當年這些導演都還不是大師，為拍電影得辛苦尋找資金，得獎這件事他們是想都不敢想的。」王耿瑜記得，當時金馬獎的評審是在行政院新聞局審片，《戀戀風塵》送件時間緊迫，在截止時間前的某天一大清早，才終於完成剪接工作，大家就抱著一個個片盤（當時還是底片）送到沖印場趕著沖印，每沖洗出來一個片盤，副導就抱出一個，讓大家輪流送去新聞局，因為評審們正等著看片，可是當年這部電影一個金馬獎項都沒得到。
手工業電影創作期
有一次香港的許鞍華導演來台灣探侯孝賢導演的班，劇組在九份的山區拍攝《悲情城市》，當時的九份仍未開發（電影上映後九份才成為知名景點），交通相當不方便，許鞍華坐了好久的車才抵達，她發現劇組要拍山上一個很遠的鏡頭，工作人員竟然沒有對講機可以使用，只好跑上山再跑下山，她多年後回想起這段回憶說：「這麼光輝的電影原來是這樣拍成的。」
「當年那個非常手工業的電影創作時期，積蘊了這麼大的創作能量，讓很多外國影人瞠目結舌。」王耿瑜彷彿勾起了回憶，說起跟著侯孝賢拍《戀戀風塵》的種種。當時底片攝影機捲盤的聲音很吵，會影響現場收音，因此片中人物的旁白多半為電影拍攝結束後，再由演員進錄音室重新配音，但是主角李天祿阿公年紀已大，不可能讓他事後再進一次錄音室，所以侯導決定只能靠現場收音，為了擔心攝影機的雜音過大，攝影組只好找來一條棉被，包著攝影機進行拍攝，「但這些不過是30年前的事情，就現在電影的製作規格來說，真的是無法想像！顯然要拍一部好電影，跟這些東西（技術），沒有很大的關係。」
新電影10年，羅維明導演與公視團隊曾拍攝過《舊影重溫》紀錄片；新電影20年，蕭菊貞導演也曾拍攝《白鴿計畫》。而新電影30年，過去的回憶與國際影人的回饋也並未減少，這讓王耿瑜更想要記錄這些來自世界各角落影人的感動，將過去與現在串連起來。
在台北市文化局的支持下，王耿瑜與製作團隊走訪歐、美、日本、泰國、中國大陸、香港等國家，訪問國內外超過50位重要的電影工作者、影評人及藝術家，聽聽他們和台灣新電影相遇的故事，採用公路電影的表達形式，這部紀錄片於是誕生。
回味台灣新電影志氣
2015年3月初上映的《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紀錄片，重新回顧了「台灣新電影」所帶給世界影壇的滋養、薰陶和啟發，不僅僅是發生在那個時代的影像革命，或許更重要的，在於啟動了台灣的自覺以及認同。
《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成為第71屆威尼斯影展唯一入圍的台灣影像作品，該影片受訪者包括：侯孝賢、柯一正、王童、吳念真，以及新生代導演魏德聖、陳駿霖，日本評論家佐藤忠男、影人是枝裕和、淺野忠信、三池崇史，法國名導阿薩亞斯、影評策展人東尼雷恩、馬可穆勒等；此外，還造訪了大陸導演賈樟柯、田壯壯、王兵、楊超，藝術家劉小東、艾未未等人。
藉由一年五個月的追訪，請他們在鏡頭前聊聊對台灣新電影的印象、評價以及看法，剪輯成一部精采的紀錄片，也集結成冊出書，希望能穿越時代的經緯脈絡，回味台灣電影當年的志氣。
這些外國「影迷」對台灣新電影的深入剖析，王耿瑜說：「很多人是因為先進入侯孝賢導演的電影，進而產生興趣去了解台灣當年的政經情勢，在文化輸出上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當年導演們的作品，低調、寫實、影像風格多數是安靜的，這樣的頻率，很容易跟歐洲觀眾對到頻。
文化輸出電影外交
尤其以侯孝賢導演的作品來說，疏離的視覺風格以及淡化表演的呈現方式，跟歐洲人的生活步調、狀態、頻率相似，所以歐洲觀眾特別喜歡侯孝賢的作品，「我曾經遇過七、八十歲的法國藍領人士跟我聊侯孝賢、楊德昌，其實這些人不一定是文化人，我們的電影真的深入歐洲各地；還記得當年《海上花》在巴黎上院線，排隊人龍在香榭里舍大道上的戲院成為一種特殊景象，親眼所見，當時我心想：要趕快拍一張要給侯導看（笑），這在當年台灣是不可能發生的，或許除了《悲情城市》之外吧。」王耿瑜回憶說道。
其實當時新浪潮的電影只占整體電影市場10%左右，票房上的表現不是十分亮眼，而台灣的民眾，許多時候是在楊德昌、侯孝賢從國際影展拿獎的消息傳回台灣之後，才開始注意到這批導演以及他們的作品。
美國總統杜魯門曾說「電影的影響力比大使館還巨大。」台灣電影新浪潮的養分進入他們的血液，滋養了無數世界影人。這是台灣文化輸出最佳的見證。如今再透過這些影人的分析，讓我們得以重新了解新電影的力量，如果我們期待台灣電影可以再有下一波影響世界的能力，或許可以從中找到一些脈絡。
王耿瑜說，和世界各地的電影人聊起台灣新電 影，他們總是如數家珍，知之甚詳。許多文化 人、知識分子，也都把「台灣新電影」對他們的 啟蒙，放在人生極重要的位子上。（莊坤儒攝）
李天祿大師（圖中）生前主演侯孝賢執導的作品 《戲夢人生》，景框裡長鏡頭寫實手法革新了台 灣的電影語言。該片獲得1993年坎城影展評審團 獎。
1980年代製作環境艱困，仍開創出電影新浪潮 的運動，電影人向國際展現台灣澎湃的創作實 力，至今仍在世界影壇留下影響力。圖為電影 《尼羅河女兒》工作照。
1980年代製作環境艱困，仍開創出電影新浪潮的運動，電影人向國際展現台灣澎湃的創作實力，至今仍在世界影壇留下影響力。圖為電影《尼羅河女兒》工作照。
1980年代製作環境艱困，仍開創出電影新浪潮 的運動，電影人向國際展現台灣澎湃的創作實 力，至今仍在世界影壇留下影響力。圖為電影 《尼羅河女兒》工作照。
1980年代製作環境艱困，仍開創出電影新浪潮 的運動，電影人向國際展現台灣澎湃的創作實 力，至今仍在世界影壇留下影響力。圖為電影 《尼羅河女兒》工作照。
1980年代製作環境艱困，仍開創出電影新浪潮的運動，電影人向國際展現台灣澎湃的創作實力，至今仍在世界影壇留下影響力。圖為電影《尼羅河女兒》工作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