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資深外交官有次語帶委屈地抱怨，近年不管我們在外交上有任何進展，國人第一個反應通常不是外交人員做了什麼努力，而是「花了多少錢」。

「不談外交目的，幫助較落後的國家原就是國際社會一分子應盡的義務」，他解釋，在國際間，各國互動密切，一個國家的成就，除了自身努力之外，也必須感謝其他國家，例如從其他國家取得市場、原料，或得力於國際經濟景氣、油價穩定……，「就像繳稅，富有的人取得、使用了較多社會資源，就該繳較多稅金。對外經援不過好比立足國際要納的稅。」

問題是：以我們今日的「所得」，應納多少「稅」才算適當？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簡稱OECD）的定義，對外經濟援助包括：對落後國家的贈款、無償性技術協助，及包含百分之廿五以上贈款，且低於市場利率的貸款。

而根據這個由美、加、英、德、法、義、瑞典、丹麥、澳、日等廿四個已開發國家組成的世界性組織統計，近十年來其會員國的援外金額，平均在該國國民生產毛額（GNP）的百分之○．三五左右。

進一步分析OECD各國的援外比例，其中北歐國家最高。以一九九○年統計來看，丹麥佔百分之一、瑞典為百分之○．九七。若以總數而論，以日本的八十九億五千萬美元（百分之○．三二）居世界「善心國」榜首，美國的七十六億六千萬美元（百分之○．一五）居第二。國民生產毛額與中華民國台灣相近的比利時則為七億美元（佔百分之○．四六）。

目前我們的對外經援主要透過外交部、經濟部運作，包括參與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的多邊援助，外交考量的對外捐款與援助，以及民國五十年成立的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海外會）對非洲、中南美洲提供的農林漁牧技術援助，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海合會）的貸款、投資。

在八十會計年度中，經合會實際動用款項約新台幣十二億元，海外會八億元。而外交部八十年度對國際事務活動、對外捐助與國際災難人道救濟共編列了四十七億元預算。這六十七億援外經費如果全數用完，總計約佔我們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一六。

但由於外交部的國際事務經費不全然用於對外援助，加上政治考量不能公佈預算執行結果，因此保守估計，「去年我們對外援助款項應在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一以上」，經濟部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業務組組長周嚴估算指出。

「如果我們這樣叫『凱子外交』，那OECD應該叫『凱子俱樂部』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外交官員又好氣，又好笑地說。

而聯合國則曾提出百分之○．七五的水準，希望各已開發國家以此為標竿。

「國民生產毛額是一個國家經濟活動能力的指標，也就是一個國家的實力，以之估算援外比例，是表示越有能力的，越應去幫助他人」，中興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周添城表示。

他同時舉例，說明援外也是利人利己的互惠行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歐洲工業國家經濟力無法復原，導致對美國商品需求下降，連帶也使美國遭遇十年的經濟大恐慌。這正是何以美國在二次大戰後，積極展開援外工作的原因。

回首從前，中華民國正是這一波援外行動的主要受惠國之一。在民國四十年至五十四年間，美援構成了資本形成的百分之十五至廿，使台灣有錢購買原料、生產設備，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

「現在，該是我們來幫助別人的時候了」，環球經濟社社長林建山表示。

除了「回饋」，援外對我們的外交現況更有積極性意義。

「你對國際社會有貢獻，國際組織才會歡迎你，覺得缺你不可」，東歐貿易促進會理事長崔中說。

「以國際標準來看，我們援外比例太低了」，周嚴指出。

中華民國目前對外貿易總額居世界第十五；國民生產毛額為全球第廿五名，甚至高過OECD會員盧森堡……；連續廿年來的出超，更累積了全球數一數二的外匯存底；在東南亞的投資僅次於日本，居第二位。「我們是有能力與實力在國際社會中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經濟部長蕭萬長表示。

林建山也認為，如果援外是我們重返國際社會的一項方法，那麼每一個動作都應達到國際水準，才能造成「有感地震」。

擴大對外經援，已是經濟部、外交部、學界的普遍共識；而目前援外法案名稱已經立法院通過，正式定名為「國際合作發展法」。但詳細內容——未來是否設立援外專責機構、援外比例究竟多少，是以外交或以經濟效益為優先考量——仍莫衷一是。

此外，在國力之外，還是得考量國情。無可諱言，目前國人援外觀念尚未普遍建立；六年國建伊始，國內亦需龐大資金；而我們並非聯合國一員，波斯灣戰爭期間，對中東國家的人道援助還曾發生受援國不願接受的情形，雖然這只是少見的例子，卻難免引起國人對援外的意義產生質疑。

看來，即將積極踏入國際組織的我們，援外課題中要解的，不只是「百分之零點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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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耕團」是我們經援外國的方法之一。（黃麗梨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