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下台階
很明顯的，新好男人是針對傳統父權、嚴守權威、不易溝通互動等男性角色的反動，要求現代男性也應該具備與培養內外兼顧、放下權威身段以及重視情感關係等特質。
「這是兩性共同的需求與期望，」自創「心靈工作室」從事心理治療的精神科醫師、著有《台灣查甫人》一書的作家王浩威指出，女性因為自我意識抬頭，要求與男性比較對等的地位與分工；男性則希望脫下傳統僵硬的角色外殼，呈現比較人性化的一面，因此共同塑造出了一個新好男人的形象。
以男性來說，家庭型態改變，生活成本遽增，女性有經濟自主的能力，是敦促他們放下身段最直接的催化劑。王浩威舉例，以前的女人被要求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主內」，必須有相當的物質條件，起碼要請佣人幫太太出外買菜，請園丁去掃大門、二門之間的落葉……，「當時一個男人賺錢，供養得起妻子、小孩、父母雙親和幾個僕佣，自然提得出這種要求。」
可是現代的男性，一個人賺錢很難負擔全家生計，往往需要太太出外工作「貼補家用」，於是他也只好以共同分擔家務回報。王浩威說，現實問題使男性需要調整角色，改變形象，「新好男人將男性戀家、分擔家務的形象正面化，扭轉傳統對這些行為的『怕太太』、『妻管嚴』評價，等於給了男性一個下台階，支持他們放下身段，調適轉變。」
當然，這種轉變不是從新好男人廣告出現之後才發生的。筆名子敏的老作家林良，在民國四、五十年代就以一系列描述家庭生活、親子互動等細節的作品而廣受歡迎。他曾談起，自己因為政府播遷而隻身來台，在台灣組織小家庭，在分擔家務、和家人頻繁密切的互動中，體會豐富細膩的家庭生活，並成為創作資源，他的作品《小太陽》等如今仍是廣受歡迎的暢銷書，他也成為台灣傳統的好丈夫、好爸爸典型之一。
不同的是，近年對新好男人的呼聲之急切，隱然有形成社會運動的趨勢，這則與國內女性運動的發展有直接關係。
平衡性別的蹺蹺板
中興大學社會系副教授王雅各在《男性研究──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一文中指出，在學術領域和社會運動上，相對應於自民國七十年代開始蓬勃發展的女性運動，八十年代左右，學界也出現男性研究，成為頗新奇的研究領域。「這顯示女性主義的論述在奮戰了多年之後，終於引起了早就該有反應的人一些『遲來的迴響』。」
另一方面，這個領域的出現，也表示了女性意識開始真正的撼動到父權意識型態的核心，因而在「強烈的危機和威脅感」之下，促發了某些男性的反應。
國內倡導女性主義最力的團體「婦女新知」，三年前曾出版宣揚、探討性別議題的刊物「騷動Stir」，創刊號就以探討新男性論述和新好男人為主題。書中指出，自從婦女運動在國內受到矚目，一直就有沙文主義者的反撲勢力。漸漸，沙文聲音稍息，便有聲稱支持女性主義的「進步男性」出現，然而，「他們只是在口頭上聲援，實際生活或行為還是非常傳統的男性行徑。」
直到一九八九年由三位大學男生組成「男性自覺團體」，並出版「赤子」雜誌，同時，出版界也大量翻譯、出版各種有關「新男性」心理成長書籍，來幫助男人去面對新的兩性關係所帶來的衝擊，以及因應由於自我解構所帶來的焦慮，甚至企圖重建新的男性形象與認同。統稱在「新男性」的名下或者代表某種男性立場的說法，就在大眾媒體上佔有一定的篇幅與發言地位。像趙寧、小野等知名作家也起了帶頭風潮，以「小男人」式的示弱、懺悔或反省成長歷程為書寫內容。
孫瑞穗的文章《「愛人同志」？還是「枕邊敵人」》指出，無論是書商或媒體的促銷手法，「男人開始自我反省與懺悔式的示弱言行，的確打動了不少女人的芳心。於是，某些樂觀的言論會認為『新男性』的出現，將會結束女人的悲情，邁向兩性大和解。」
近年這些論述更落實在生活上，令兩性在私領域如家庭中重新檢討、分配，目前即有相當多的男性研究是集中在男人做家事上。王雅各認為，以包含他在內許多男人的共同經驗來看，家事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領域，可最直接跨越傳統的性別區隔，去體會女性的處境，而這些肯以實際行動支持改革的男性，就蛻變成為「新好男人」了。
社會新寵
不論現實問題或是社會推動，台灣對男性角色與特質的價值觀的確在改變中。住家男人、家庭煮夫，或抱小孩的男人之類的影視圖像，近幾年大量出現在各類媒體上；勇於表現柔軟特質，或樂在婚姻的藝人如周華健等成為新偶像；已婚男人撰寫甜蜜婚姻生活書籍，成為新興暢銷書種，藝人曹啟泰與夏玲玲、新聞節目主持人李濤、李艷秋夫婦更共同執筆，直書婚姻互動的細節；打「新好男人」牌，也被政治候選人如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水扁、馬英九視為爭取女性選票的利器。
在電視的交友、擇偶節目中，無論有沒有過婚姻經驗，女性都不免開出「新好男人」的理想條件：除了實際的經濟能力、責任感、信任感之外，還要附加上勇於表達情緒、足夠的生活情趣、彼此充分了解、自我成長、重視我的感覺等等。
由於「新好男人」為數漸眾，彼此也開始連結網絡、相互支援。「這是風氣使然，」桃園縣楊明國中老師王立身是社區公認的「新好男人」，太太每星期有四個晚上要去台北市立師範學院進修上課，由他負起照顧二個小孩的責任，「以前我在外面讀書，也很會煮菜，只是沒有表現出來。如今為了配合太太進修，才有機會重拾，」王立身說，「我們社區裡的鄰居也有很多這種狀況，所以不會覺得自己很突兀，有的時候自己累了，還可以請鄰居的爸爸接手、幫忙一下。」
新好男人的典型出現，其實讓不少男人找到適才適性的生涯發展。任職於經濟部工業局國會連絡室、有一個三歲女兒的張宗顯，在他擔任電視新聞記者的太太曹琬凌口中，是個願意負擔大部分家務、心思非常細膩的先生，連洗碗精、醬油這類的家用品都隨時準備妥當，讓常常早出晚歸、出差跑新聞的她無後顧之憂。
「叫『新好男人』太沈重了，」張宗顯說，「帶小孩去公園、盪鞦韆、逛街、逛超市，是因為自己也覺得很好玩，可以當成休閒活動。我在事業上沒有太大的企圖心，只要把小孩照顧好，和孩子一起成長，就是很大的喜悅。」
精疲力盡的男人！
然而，儘管喜歡做，但一個大男人要當家庭煮夫、超級奶爸，壓力還是不輕。「男人比較不輕易吐露負面的情緒，他（先生）很少向我訴苦，可是，每天晚上十點以後，小孩睡了，他就會進入『山洞時間』──一個人坐在客廳沙發抽菸、看電視，我想他是在休息、整理情緒吧！」這常讓曹琬凌感到愧疚。
最近一首流行歌曲就呈現了新好男人的壓力。
「最近比較煩、比較煩、比較煩……」象徵青、壯、中年三個世代的男歌者，窩在一家酒吧的沙發上，垂頭喪氣地唱出心事。青年人抱怨：雖然每天苦幹實幹，女友的媽媽還是嫌自己長得寒酸。車子太爛、銀行沒有存款……。壯年人吐苦水：鈔票一天比一天難賺，朋友常常有意無意調侃。每天工作排得滿滿，太太又嫌自己回家太晚。小孩功課不好，女兒太胖、兒子不肯吃飯……。中年人則擔憂：前方看不到岸，後面還有一班天才追趕。頭髮只剩下從前的一半。好不容易夢見和性感女神共餐，卻找不到藍色小藥丸……。
「精疲力盡的男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王行說，新好男人表面看來是個光環，實際上卻為男性套上好幾重期望與擔子，讓他們也遭遇到與職業婦女一樣「一枝蠟燭兩頭燒」的處境，「以前的男性只要負擔家庭經濟，現在再加上家事和撫育的功能，多元化的要求，讓他們疲於奔命、窮於應付。」
王立身即表示，每天早上七點就要出門，送孩子上學、自己上班，經過一天的教書工作，下午四點多下課後，再去接孩子回家、買菜、煮晚餐、餵孩子吃飯、幫孩子複習功課、洗澡、送孩子上床、講故事……要一直忙到十點，「常常在床上幫孩子講故事，講著、講著，比孩子還先睡著，實在太累了，」他說，他也曾因為不堪負荷而罷工──帶孩子離家出走，回到自己的爸爸家。
「比較沒有自己獨處的時間和空間，」從事律師工作的彭國能也說，有時在家裡也要寫狀子，就得在小孩和家事之間掙扎。尤其他有一對不滿周歲的雙胞胎，一哭鬧就兩個一起，得和太太一人抱一個安撫他們，連換手的機會都沒有。「我連吃威而鋼的時間都沒有，」他開玩笑說。
其實這些也都是已婚職業婦女長期以來所挑的擔子，只是現在越來越多的男人也嚐到這種苦，而不同的是，女性面對壓力時，比較懂得與人分享溝通和尋求奧援，「男性從以前僵硬的身段，要立刻變柔軟很困難，尤其男性比較不懂得表達情緒，常常心理不舒服就悶著、壓著，壓不住就暴怒，或從酗酒、外遇找出口，」王浩威指出，他以前在醫院精神科門診就發現這類個案越來越多，令他相當擔心台灣男性的身心健康問題。
騙女人的糖衣
部分男性的賣力改變，固然向兩性平權邁進了一大步，但就整體環境而言，仍未臻理想之境。
「台灣女人也太好騙、太容易滿足了！」千代文教基金會研究部主任胡正文表示，「新好男人」這個論述所建構的內容是在「重建」男人在傳統私領域中的細節。「如果只是做做家事、帶小孩，就誤以為合乎好男人的標準，達到兩性平等的境界，那麼許多關於權力地位、溝通分享和親密關係等真正根本的問題，就會被忽略掉。」
就像李小姐的例子，她在辦公室接到總機傳達的留言條：「你先生說：他今天晚上會回家做飯、接小孩，你晚點回家沒關係。」被同事看到，大為豔羨，有人還表示要影印帶回家貼在冰箱上給自己先生看。「他一個星期接一次小孩，就算新好男人，那我要去接四次，算什麼？」李小姐說。
「這顯示台灣兩性勞役不均的情況實在太嚴重，所以只要男人略施幫手，女性似乎就應該視為恩惠，充滿感激，」胡正文說。
一份由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系做的調查發現，有九成五以上的男人都認同「家事本來就是全家人的事」，觀念相當開放，但是具體行動上，他們每週操作家事所花的時間，五小時以下者佔大多數。並且他們最常做的都不是每日經常性的家事，如煮飯、整理房間，而是像修理家電之類偶一為之的家事，顯示出男性在家庭分工的質與量上都還是配角身分。
新「討好」男人
從民國八十三年起展開已婚男性家庭生活研究，曾經創辦「返璞歸真心理工作室」，帶領男性自覺成長團體的王行認為，台灣社會所謂的「新好男人」，其實一點也不「新」──並未從本質上產生轉變與改革。
「大多數的台灣男性在變遷社會中，對家庭仍處於『既現代、又傳統』的過渡心態：一方面遷就現實的變化，期望成為善盡夫責的好男人；一面又仍抓住傳統的尾巴，想做克盡孝道的人子，」他說，最常見的例子是，許多在自己家裡左手鍋鏟、右手尿布的新好男人，一回到父母家裡，馬上要轉換成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身段，端坐著等老婆伺候。
「許多男性會解釋：這是為了保護太太，免得仍有男尊女卑觀念的媽媽看不順眼媳婦，」王行說，其實這是男性一貫「顧全大局」的心理使然，「台灣男性習慣以『討好』的姿態面對壓力，小時候為了討好父母，乖乖唸書、選擇他們認定的科系、行業；長大後討好女友、妻子，扮演她們想要的角色；而終其一生，他們都活在討好社會期望的陰影下。」
因應現實，固然必須隨機應變，讓王行擔心的是，這種情況常常會造成當事人的內心衝突，以及喪失自我的問題。
「幾千年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不斷轉變，但是改變得最少的是『父權制度』，在這個制度下，不但女性因被壓抑、剝奪而受傷，表面上享受優勢的男性，內在也充滿創傷，」王行說，重重的社會性別限制與期望，使許多男性無法自在的表達、發揮自己的特質；為了符合期望而疲於奔命，也缺乏時間和空間去探索自我，例如，追問自己：我喜歡什麼？要什麼？自己的特質在哪裡？為什麼要結婚？適不適合婚姻？對目前的婚姻關係滿不滿意？……
男人的困境
與王行一起合帶了四期男性成長團體的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黎建球，歸結現今男性面臨的幾個自我認同困境為：對成功的定義、人際關係的處理（包括同性與異性朋友）、男子氣概的釐清、休閒生活的安排。
黎建球表示，其中以人際關係最困擾男性，現在的男性不但不知道如何與異性，如母親、太太、女友做親密分享、心靈溝通，連同性的朋友之間，都很難深度交談，大多只是事業夥伴和酒肉型的朋友，使他們在面臨困擾時，無法紓解，更不懂得建立親密關係。
男子氣概也是在成長團體中最常被討論的課題。「由於傳統父親忙於工作，常常自親子關係中缺席，使台灣男性從小的成長過程中，缺乏良好的男性典範，結果不是學到傳統的那一套，就是自我混亂，找不到自己的個性，」黎建球說，長期下來，他們的內在活力都會因此僵固，自我封閉。
這些問題都傾向於以兩性關係來呈現。他舉來參加成長團體的成員動機為例，大多是在兩性關係中曾經遭受挫折、對婚姻適應有困難，而且很多是被太太、女友要求來的。「但是，應該處理的，其實是他們的『自我』部份，像他們的感覺、對自我的肯定、成長的創傷等等。」
孤立焦慮的陽具
國內少數致力於男性心理治療團體的卓明，就從性問題上開發現代男性的內在空間，治療創傷。「台灣男性因為性別限制，在成長經驗中缺乏信任、穩定的親密感，又被強壓許多負責、理性等超我的期望，使他們產生要撐起巨大陽具的沈重負荷與孤立感，這些常表現在對性的焦慮上，」卓明說，這些從台灣性暴力犯罪事件的嚴重即可看出。
「傳統打罵的教養方式，對台灣男性尤其有『愛之深，責之切』的心理，使他們無論肉體或精神遭受暴力和虐待的情況都很普遍，這些會造成他們內在積壓了巨大的悲痛與憤怒，」卓明說，這使男性不但無法親近身邊的人，與人建立親密關係，也隔絕了自己的內在，無法親近自己。他在治療團體中即著力打開他們的情緒活門，讓他們把這些能量釋放出來，重整自我。
「可是，很難，國內這幾年才開始這方面的輔導工作，人力和經驗都不足，」卓明說，更難的是男性本身的自覺程度還很薄弱，意識不到自己的需要。
對於男性如何從傳統中走出，肯定自我，建立自己的生活，常參加成長團體的曾成石也有一番深刻的歷程與體認。身為長子，從小被父母、尤其母親過度保護，不准參加校外活動、不准游泳等規條一直束縛著他，直到二十二歲媽媽過世，他才有機會掙脫，開始向外踏出探索的腳步。「三十歲那年，我才突然覺得長大了，可以有自己的選擇，第一步就是去學游泳。」
成年後，他也被迫放棄出外就業的獨立意願，而繼承家業，但是為了不讓自己封閉在家中，他積極參加社團和成長課程，也把個性內向的父親帶出去從事社會服務工作，改變了比較封閉的家庭系統。「要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就要盡力去學習和改變，」曾成石說。
兄弟，你該上路了！
王浩威很喜歡舉另一個廣告對話，來呈現當今兩性相互的期待。「以前，一個香煙廣告針對女性主義的時代氣氛，設計了一個廣告訴求，說：『寶貝，走這麼長的路，你該休息一下了。』」他說，「對於我們的男性，也許應該說：『兄弟，前面的路還很長，你該上路了。』」
無論是塑造自己成為「新好男人」；或是努力維持傳統與現代的平衡，以「顧全大局」﹔還是掙開刻板的性別包袱，自覺自己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路很長，快出發吧！
@List.jpg?w=522&h=41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List.jpg?w=522&h=41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