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親密,又緊張
海洋文學作家廖鴻基根據出航遠洋的經驗寫就《漂島》一書,形容在無盡的海上,一條船就是一個王國,而船長就是國王,他的風格決定了這條船的風格,他的態度就是這條船的態度。
觀察員本非甲板王國的子民,他們在漁業署的安排下登船工作,雖說是執行政府公權力,但船長看在眼裡,心裡未必服氣。
「船上沒有周休二日,船員沒有,我們也沒有,」年近60歲的蔡明山,是台灣最資深的漁業觀察員,開拔到開普敦之前,他與36歲的同事張晉瑋受訪分享船上的生活。
按規定,觀察員每天工作須達12小時,每周須有一天連續觀測16小時。允許觀察員上船執行任務,是漁業署與船東的約定,照理船長沒有置喙的餘地。
然而,觀察員在船上獨立作業,將長時間觀察、紀錄的結果輸進電腦製成報表、用船上的衛星通訊系統傳送資料回台,不受指揮,被認為是挑戰了船長的「主權」。
不是每位船長都能嚥下這口氣。修養好一點的,把觀察員當隱形人,對他們不理不睬;觀察員如果遇上脾氣暴躁的船長,船上日子可有得受。
「船長罵『三字經』是家常便飯,」蔡明山說。「表面上是飆船員,明眼人一聽就知是指桑罵槐,嫌我們在甲板上礙眼。」
「不要在我船上當『抓耙仔』!」有些船長打心底認為,觀察員在船上監視、找碴。
張晉瑋則說,船長不會動粗,也不會刻意不供三餐,但還是有其他辦法「整」觀察員。「沒地方給你睡,去睡機艙!」工作十幾個小時後,不能好好休息,是對觀察員精神與體能的折磨。
張晉瑋說,有些船長會阻礙觀察員使用船上衛星通訊設備,或刻意支開船員,不讓他們協助觀察員丈量魚身長度。
遇到船長刁難,觀察員通常只能自認倒楣。「沒辦法,人在屋簷下,」蔡明山說。
漁業署表示,妨礙觀察員執行任務,吃虧的還是船公司。去年有位觀察員申訴在印度洋鮪釣船上,船長多次對他吼叫「滾開」、干擾觀測;經調查屬實,漁業署宣判該船「罰港」兩個月,召回遠洋基地,人、船皆不得作業,對「不出海,就沒錢賺」的船公司而言,是鉅額損失。
一般來說,觀察員多能體諒討海人生活上的壓力,尤其船長,肩負著漁獲業績的重擔。
「漁獲差,船長心情更差,脾氣當然壞;漁獲好,心情就好,」張晉瑋說。
蔡明山表示,船長「教訓」船員,或船員聯手毆打船長,除非事關人命,否則觀察員絕不干涉,「尊重船長的處理,以及與船員之間的相處方式。」
海上做田野
蔡明山這趟在大西洋鮪延繩釣船上的任務,還將執行與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合作的科學計畫,觀測並紀錄圓形鉤的使用,是否可以降低海龜誤捕率,並提升目標魚種的捕獲率,希望未來取代現行J型鉤,減少對混捕海龜造成的傷害。
漁業署署長沙志一表示,我國近四百艘的鮪延繩漁船,協助台灣累積龐大的科學數據,對混獲的研究領先全球。
台、美此次預計進行9個月的實驗,成果將提交「國際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會」(ICCAT),與國際社會分享。
其實,台灣的漁業觀察員,同時也扮演海洋及漁業科學研究第一線衝鋒陷陣的角色,為實驗室裡的學者,採集第一手來自遠洋的生物樣本。
觀察員船上作業必備用品,除防水報表、尺規、筆記型電腦、相機、數位攝影機之外,還有用在魚頭上鑽孔的電鑽,目的是取出「耳石」——凡游過必留痕跡,這顆小小的生物礦化結晶,紀錄著魚類年齡與生活史的秘密。
此外,生殖腺、肌肉、背脊、尾椎骨、胃內容物等樣本都須在漁獲上船後立刻採集,封裝、彙整後,交由海上運搬船送回台灣,由學者專家進行科學分析。
攤開觀察員為期4周的訓練課表,生物採樣與實作分量明顯吃重,即使像觀察員蔡建宏擁有大學學歷,也認為「訓練很硬、每堂課有考試,晚上要唸書」,觀察員「不是來混的」。
上船的意義
海洋遼闊、深邃的意象令人神往,但也詭譎、危險、高深莫測、與陸地文明隔絕,讓人喪膽。
廖鴻基在《漂島》裡說,「海洋是先知者必經的荒野」;然而,對平凡人而言,討海、跑船,卻是走投無路後的工作選擇。
是什麼原因,吸引漁業觀察員出海、上到陌生的漁船上,至少半年不見陸地上的家人?
「多半為了賺錢!」蔡明山不諱言。
根據漁業署的約聘契約,觀察員出海期間月薪台幣六萬出頭,回到陸地則調為每月四萬元左右。不是可以讓人甘願拋頭顱、灑熱血的高薪,卻是筆可靠、穩定的收入。
但經濟誘因可以把人帶來海上,卻不能讓人長久留下。已有5年觀察員資歷的張晉瑋表示,「幾年下來,平均每10位就有7位離開。」
興趣,才是支撐工作的樑柱。蔡明山強調,海上工作辛苦、環境單調,如果沒興趣,根本做不來。48歲報考觀察員之前,蔡明山就已是《Discovery》頻道的忠實觀眾,來到海上,猶如實現夢想。
今年初從印度洋漁場回台的蔡建宏,日前在部落格整理工作日誌,其中,在航程第16天寫道:「看到晨曦,驚覺遠洋鮪延繩釣是一場沒日沒夜的作業方式,一天24小時是不夠用的。」蔡建宏接連工作超過26小時,短暫休息5小時後,又起而迎接眼前到來的起鉤作業。
「我願意接受辛苦、危險的工作環境,因為這是我想經歷的事,這樣的心態讓我覺得這工作很好。」蔡建宏大學數學系畢業,前幾年實現當漁夫的夢想後,加入觀察員行列。
除了興趣,個別體質的差異,也是影響觀察員去留的主因;不是每個人的身上,都還流著討海人的血液。
「『暈船』是難以跨越的障礙。」漁業署研究員楊先耀表示,現代人缺乏從小接觸航海的環境,長大後上船,就算五花大綁綁在床上,照暈不誤。
「有的做了一、兩年,無法克服暈船,只好轉行;有的首次出航就暈得一塌糊塗,嚴重影響作業,只好請運搬船轉載接回,」楊先耀說。
因應觀察員人力不足,漁業署每年不定期招募,今年迄今共招進23位新血,含4位碩士畢業生及1位52歲資深船員,總計目前在職觀察員約70人。
三大洋區鮪類保育組織針對主要目標魚種的作業漁船,訂有觀察員最低人數要求,例如「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設定5%的涵蓋率,規定每百艘大型鮪釣船,至少應配有5名觀察員。
楊先耀表示,雖然我國人力吃緊,但已優先符合大西洋大目鮪與長鰭鮪作業船各10%與5%涵蓋率的要求。
血的教訓
之所以優先重視大西洋,只因台灣船隊曾在此慘遭國際圍剿、大砍配額。
近四百艘台灣籍延繩釣船全年在三大洋區作業,目標高經濟價值的大目鮪、黃鰭鮪,樹大招風,令競爭對手眼紅。2005年「國際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會」年會,日本串連其他會員國提案,建議對我實施貿易制裁。大會裁定我國超量捕魚、非法轉賣,決議將我隔年大目鮪配額從1萬4,900噸減至4,600噸;僅准15艘大目鮪船至大西洋作業,其餘42艘須返台停航一年。
配額遭砍七成,產值損失高達25億台幣。「那個痛,痛到心裡,」台灣區鮪魚公會理事長謝文榮至今回想,仍忿忿不平。
再者,決議要求15艘作業船的觀察員涵蓋率須達100%,漁業署當時對此也感到壓力。
「那年(2006年),我們15艘船上都配有一位觀察員,每天回報漁獲;隔年,國際組織認為我們表現很好,恢復了我們的配額,」蔡明山為觀察員與遠洋業者當年付出的努力感到驕傲。
張晉瑋表示,漁船確實填報漁獲,才有助於爭取配額,觀察員上船作業可確保漁獲資料正確,不是在給船長找麻煩。
確實,全球鮪類資源早已進入養護與管理的階段,遠洋鮪釣作業比的,不再是船數與漁獲的多寡,而是配額的競爭。
海洋是生命之母,但神秘難測;海洋資源究竟還剩多少,答案未知。遠洋漁業觀察員在船上每紀錄一筆資料,人類對海洋之謎的拼圖,就填補了一塊缺角。
Bravo!為這群海上的無名英雄喝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