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親密，又緊張
海洋文學作家廖鴻基根據出航遠洋的經驗寫就《漂島》一書，形容在無盡的海上，一條船就是一個王國，而船長就是國王，他的風格決定了這條船的風格，他的態度就是這條船的態度。
觀察員本非甲板王國的子民，他們在漁業署的安排下登船工作，雖說是執行政府公權力，但船長看在眼裡，心裡未必服氣。
「船上沒有周休二日，船員沒有，我們也沒有，」年近60歲的蔡明山，是台灣最資深的漁業觀察員，開拔到開普敦之前，他與36歲的同事張晉瑋受訪分享船上的生活。
按規定，觀察員每天工作須達12小時，每周須有一天連續觀測16小時。允許觀察員上船執行任務，是漁業署與船東的約定，照理船長沒有置喙的餘地。
然而，觀察員在船上獨立作業，將長時間觀察、紀錄的結果輸進電腦製成報表、用船上的衛星通訊系統傳送資料回台，不受指揮，被認為是挑戰了船長的「主權」。
不是每位船長都能嚥下這口氣。修養好一點的，把觀察員當隱形人，對他們不理不睬；觀察員如果遇上脾氣暴躁的船長，船上日子可有得受。
「船長罵『三字經』是家常便飯，」蔡明山說。「表面上是飆船員，明眼人一聽就知是指桑罵槐，嫌我們在甲板上礙眼。」
「不要在我船上當『抓耙仔』！」有些船長打心底認為，觀察員在船上監視、找碴。
張晉瑋則說，船長不會動粗，也不會刻意不供三餐，但還是有其他辦法「整」觀察員。「沒地方給你睡，去睡機艙！」工作十幾個小時後，不能好好休息，是對觀察員精神與體能的折磨。
張晉瑋說，有些船長會阻礙觀察員使用船上衛星通訊設備，或刻意支開船員，不讓他們協助觀察員丈量魚身長度。
遇到船長刁難，觀察員通常只能自認倒楣。「沒辦法，人在屋簷下，」蔡明山說。
漁業署表示，妨礙觀察員執行任務，吃虧的還是船公司。去年有位觀察員申訴在印度洋鮪釣船上，船長多次對他吼叫「滾開」、干擾觀測；經調查屬實，漁業署宣判該船「罰港」兩個月，召回遠洋基地，人、船皆不得作業，對「不出海，就沒錢賺」的船公司而言，是鉅額損失。
一般來說，觀察員多能體諒討海人生活上的壓力，尤其船長，肩負著漁獲業績的重擔。
「漁獲差，船長心情更差，脾氣當然壞；漁獲好，心情就好，」張晉瑋說。
蔡明山表示，船長「教訓」船員，或船員聯手毆打船長，除非事關人命，否則觀察員絕不干涉，「尊重船長的處理，以及與船員之間的相處方式。」
海上做田野
蔡明山這趟在大西洋鮪延繩釣船上的任務，還將執行與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合作的科學計畫，觀測並紀錄圓形鉤的使用，是否可以降低海龜誤捕率，並提升目標魚種的捕獲率，希望未來取代現行J型鉤，減少對混捕海龜造成的傷害。
漁業署署長沙志一表示，我國近四百艘的鮪延繩漁船，協助台灣累積龐大的科學數據，對混獲的研究領先全球。
台、美此次預計進行9個月的實驗，成果將提交「國際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會」（ICCAT），與國際社會分享。
其實，台灣的漁業觀察員，同時也扮演海洋及漁業科學研究第一線衝鋒陷陣的角色，為實驗室裡的學者，採集第一手來自遠洋的生物樣本。
觀察員船上作業必備用品，除防水報表、尺規、筆記型電腦、相機、數位攝影機之外，還有用在魚頭上鑽孔的電鑽，目的是取出「耳石」——凡游過必留痕跡，這顆小小的生物礦化結晶，紀錄著魚類年齡與生活史的秘密。
此外，生殖腺、肌肉、背脊、尾椎骨、胃內容物等樣本都須在漁獲上船後立刻採集，封裝、彙整後，交由海上運搬船送回台灣，由學者專家進行科學分析。
攤開觀察員為期4周的訓練課表，生物採樣與實作分量明顯吃重，即使像觀察員蔡建宏擁有大學學歷，也認為「訓練很硬、每堂課有考試，晚上要唸書」，觀察員「不是來混的」。
上船的意義
海洋遼闊、深邃的意象令人神往，但也詭譎、危險、高深莫測、與陸地文明隔絕，讓人喪膽。
廖鴻基在《漂島》裡說，「海洋是先知者必經的荒野」；然而，對平凡人而言，討海、跑船，卻是走投無路後的工作選擇。
是什麼原因，吸引漁業觀察員出海、上到陌生的漁船上，至少半年不見陸地上的家人？
「多半為了賺錢！」蔡明山不諱言。
根據漁業署的約聘契約，觀察員出海期間月薪台幣六萬出頭，回到陸地則調為每月四萬元左右。不是可以讓人甘願拋頭顱、灑熱血的高薪，卻是筆可靠、穩定的收入。
但經濟誘因可以把人帶來海上，卻不能讓人長久留下。已有5年觀察員資歷的張晉瑋表示，「幾年下來，平均每10位就有7位離開。」
興趣，才是支撐工作的樑柱。蔡明山強調，海上工作辛苦、環境單調，如果沒興趣，根本做不來。48歲報考觀察員之前，蔡明山就已是《Discovery》頻道的忠實觀眾，來到海上，猶如實現夢想。
今年初從印度洋漁場回台的蔡建宏，日前在部落格整理工作日誌，其中，在航程第16天寫道：「看到晨曦，驚覺遠洋鮪延繩釣是一場沒日沒夜的作業方式，一天24小時是不夠用的。」蔡建宏接連工作超過26小時，短暫休息5小時後，又起而迎接眼前到來的起鉤作業。
「我願意接受辛苦、危險的工作環境，因為這是我想經歷的事，這樣的心態讓我覺得這工作很好。」蔡建宏大學數學系畢業，前幾年實現當漁夫的夢想後，加入觀察員行列。
除了興趣，個別體質的差異，也是影響觀察員去留的主因；不是每個人的身上，都還流著討海人的血液。
「『暈船』是難以跨越的障礙。」漁業署研究員楊先耀表示，現代人缺乏從小接觸航海的環境，長大後上船，就算五花大綁綁在床上，照暈不誤。
「有的做了一、兩年，無法克服暈船，只好轉行；有的首次出航就暈得一塌糊塗，嚴重影響作業，只好請運搬船轉載接回，」楊先耀說。
因應觀察員人力不足，漁業署每年不定期招募，今年迄今共招進23位新血，含4位碩士畢業生及1位52歲資深船員，總計目前在職觀察員約70人。
三大洋區鮪類保育組織針對主要目標魚種的作業漁船，訂有觀察員最低人數要求，例如「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設定5%的涵蓋率，規定每百艘大型鮪釣船，至少應配有5名觀察員。
楊先耀表示，雖然我國人力吃緊，但已優先符合大西洋大目鮪與長鰭鮪作業船各10%與5%涵蓋率的要求。
血的教訓
之所以優先重視大西洋，只因台灣船隊曾在此慘遭國際圍剿、大砍配額。
近四百艘台灣籍延繩釣船全年在三大洋區作業，目標高經濟價值的大目鮪、黃鰭鮪，樹大招風，令競爭對手眼紅。2005年「國際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會」年會，日本串連其他會員國提案，建議對我實施貿易制裁。大會裁定我國超量捕魚、非法轉賣，決議將我隔年大目鮪配額從1萬4,900噸減至4,600噸；僅准15艘大目鮪船至大西洋作業，其餘42艘須返台停航一年。
配額遭砍七成，產值損失高達25億台幣。「那個痛，痛到心裡，」台灣區鮪魚公會理事長謝文榮至今回想，仍忿忿不平。
再者，決議要求15艘作業船的觀察員涵蓋率須達100%，漁業署當時對此也感到壓力。
「那年（2006年），我們15艘船上都配有一位觀察員，每天回報漁獲；隔年，國際組織認為我們表現很好，恢復了我們的配額，」蔡明山為觀察員與遠洋業者當年付出的努力感到驕傲。
張晉瑋表示，漁船確實填報漁獲，才有助於爭取配額，觀察員上船作業可確保漁獲資料正確，不是在給船長找麻煩。
確實，全球鮪類資源早已進入養護與管理的階段，遠洋鮪釣作業比的，不再是船數與漁獲的多寡，而是配額的競爭。
海洋是生命之母，但神秘難測；海洋資源究竟還剩多少，答案未知。遠洋漁業觀察員在船上每紀錄一筆資料，人類對海洋之謎的拼圖，就填補了一塊缺角。
Bravo！為這群海上的無名英雄喝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