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事涉倫理，新法案首先確立了精卵捐贈者、受贈者及人工生殖寶寶三方的身分保密原則。

未來，有意接受精卵捐贈的夫妻，將可透過醫療機構事先得知捐贈者的種族、膚色及血型資料，作為是否接受的參考，至於職業或其他資料則不予透露。

目前現況是，捐、受雙方因缺乏合法的中介平台與明文規範，往往透過關係私相授受，最常見的就是由不孕者的兄弟姊妹捐贈。但因彼此認識，則衍生糾紛的可能性極高。比如說，不孕夫婦接受捐贈生出下一代，孩子成年後，得知自己的「染色體父母」已成為身價上億的企業家，依法可要求「認祖歸宗」繼承資產，將引發倫理爭議。

也因此，新法確保了捐受雙方的身分均無外洩之虞。但為了避免「近親生子」的疑慮，請求捐贈者可憑醫院證明，向戶政單位申請自家4等親內的戶籍謄本，交給主治醫院核對，以免誤用有血緣關係者所捐贈的精卵。至於孩子長大面臨婚配時，也可以向主管單位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要求「親屬表」的資料查詢，以免近親結婚。

「代理孕母」脫鉤

此外，新法對於捐精捐卵者獲得的「營養費」也有初步規定。原則上，捐贈精卵比照捐血，被視為無償行為，但捐贈精子的男生可以獲得4,000至8,000元營養費，至於過程複雜且痛苦的捐卵行為，考量到捐贈者必須施打排卵針且進行麻醉取卵手術，新法也將允許給予捐卵女性約5到10萬元的營養費及工時補償費。

為了杜絕「精牛」或賣卵為生者出現，醫院在接案受理之後，必須上網通報國民健康局，告知捐贈者的身分。為確保「一人一生只能捐一次」，捐贈之後一旦有活產（寶寶順利出生），醫院的生殖中心就必須銷毀剩餘的精卵。不過此項規定也讓受贈者想為寶寶再添一個弟妹時，必須另找捐贈者，增加了家中血緣關係的歧異度與複雜性。

至於類似先前因公殉職的陸軍上尉連長孫吉祥所引發、備受爭議的「死後取精」問題，新法規定，人工生殖施行前必須獲得「夫妻雙方書面同意」，一旦一方不幸死亡或者離婚，事先獲得的精卵都必須銷毀，以全面排除「死後取精」、離婚後人工受孕的可能性，確保人工生殖寶寶能在父母雙全的環境下成長。

至於因妻子子宮病變無法承擔懷胎10月重任，必須將受精卵植入另一名女性體內代為懷孕的「代理孕母」問題，因涉及的倫理爭議更為複雜，最後決定與「人工生殖法」脫鉤處理，「代理孕母」將另以法律規範，這也令不少亟欲「借子宮生育」的女性相當失望。

呼喊生育權

人工生殖法規定，「不孕」或「有重大遺傳疾病，不適合以自有基因生育的夫妻」為本法之適用主體，且受贈夫妻必須至少一方有健康精子或卵子，不能精卵皆取自他人。由於現代人普遍晚婚，國內每7對育齡夫婦就有一對無法順利孕育下一代，這個新法的確帶給了許多夫妻新「子」望。

但另方面，由於新法直接排除了單親、單身、同性戀及指定捐贈行為，也被部分人士指為過於保守，「歧視」了上述族群的生育權。

曾經為殉職連長孫吉祥「留精」，保留其女友李幸育一線「生」機的醫師李茂盛即明確表示，反對限制未婚女性做人工生殖。因為現在自願或非自願的不婚女性越來越多，她們大都仍有「借精」當媽媽的母性渴望；而不少同居男女雖不願結婚，卻也希望能擁有孩子，他們若有不孕困擾時也應受到協助。嚴苛的新法等於扼殺了這些族群生兒育女的權利，令他她們遭受二次傷害。

至於在同志團體方面，由於缺乏合法管道，想要有小孩的女同志往往得藉助「借精」後自我注射、甚至找個男人來假結婚，才能完成懷孕生子的夢想。這些非法手段不僅花費高昂，許多身分和健康情況不明的捐贈者精子，更可能造成小孩未來的威脅。

立法委員黃淑英則認為，台灣社會對於失婚單親、未婚媽媽和同性戀者的「歧視」的確存在，但新法考量倫理、寶寶利益等問題，雖然暫時不開放，未來則可期待順應社會趨勢逐步放寬。

新法有時窮

在爭取十多年後，新法上路雖有不足，社會的期待卻不小。

據統計，從民國87年迄今，台灣地區已有二萬多名人工生殖寶寶，其中大部分是以夫妻雙方自有的精卵，以試管內體外結合的方式受孕，但也有超過一成約兩千多名的寶寶係採用他人的精卵，等於全台每萬人中就有一人屬於這個族群，這還沒有計入透過非法方式轉赴國外取精卵受孕的人數。而考量社會趨勢，這個族群的數量只會愈來愈龐大，影響不容忽視。

新法上路雖不能盡如人意，但至少可解決部分困境。不過專家還是呼籲，人工生殖不是萬靈丹，有意當媽媽的現代女性，還需把握婚育年齡，及早完成這件人生大事；而鑑於國內青少女墮胎與嬰兒棄養問題嚴重，在漫長的人工生殖過程外，「領養」也是另一條路，值得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