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過勞成「病」

57歲的林先生，經營多家餐廳，每天早上10點進公司、下班後會到餐廳招呼客人到凌晨3點，回家後4點就寢，平均睡眠5.5小時，每月平均工作284小時。原本就有先天性心室中隔缺損的他，在長年壓力及飲食不正常下又罹患高血壓及高膽固醇血症，從未好好治療。某天早晨，他突然感到一陣暈眩，赴醫院求診，經診斷有冠狀動脈疾病，由於林先生又有高血壓、肥胖，加上抽菸、飲酒等不良習慣，已明顯屬於過勞的高危險群。

51歲的計程車司機陳先生，開車十多年，每日12小時，每週7天，晚上11點就寢，睡眠8小時，因開車時感到胸悶、冒冷汗、噁心、左臂疼痛至醫院求診，經診斷為急性心肌梗塞。

53歲的王先生是大陸台商，經常往返世界各地出差，為了不影響工作，常在週末趕搭飛機，發病前一晚，11點入睡，清晨3點起床趕搭9點轉赴台北的班機，在上海機場拿行李時，發生胸悶、冒冷汗現象，抵台後赴醫院求診，醫師認為，病患出國前並無明顯症狀而是在出差時發作，加上3點起床趕飛機，造成生理壓力。

職場流行「30歲看學歷，40歲看經歷，50歲看病歷」這句話，正反映在以上3個案例身上，他們是勞委會為了釐清工時與過勞之間的關係，委託台大公衛學院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教授鄭尊仁進行研究，蒐集到的案例。

近來台灣社會興起一股健康風潮，不少企業都在辦公室設置健身器材，希望員工們閒時多鍛鍊體魄，走更遠的路。

因工作而生？

兩年前鄭尊仁與北部教學醫院合作，蒐集到164個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例，分析他們的工作型態、生活作息、病史等，結果發現其中17件與工作有關。只是，雖然這些案例都有超時工作、工作負荷增加、經常出差、不規律工作和輪班等現象，但由於個人也有傳統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如抽菸、喝酒、肥胖、家族病史等，只能得到工作與疾病會「交互作用」的初步結論。

雖然「過勞」在台灣還是新興的職業醫學議題，但在日本至少已有20年歷史。

1980年代，日本職場出現幾起中壯年男性猝死案例，例如43歲的廣告公司經理死於心肌梗塞，死前3個月每天加班超過3小時；55歲的製造業總經理面臨日圓升值、利潤下降80%的巨大經營壓力，竟在高爾夫球場心臟病發作死亡，這些「為工作而生，因工作而死」的勞動現象，引起日本社會重視。

1990年代，日本學者追蹤了二百多名猝死個案，發現長時間工作，負擔過重是發病原因，其中符合「每周工時超過60小時」、「每月加班超過50小時」、「每月法定休假日一半以上出勤」等三項條件之一者，白領階級佔70%，藍領階級佔58%，不少人甚至每月加班超過100小時。估計1997至2000年間，日本共有2115件過勞死案例，其中329件被認定與職業有關。2001年日本厚生勞動省將審查標準放寬，申請案件立即增加，該年共有690件循環系統疾病職災補償案件，最後有143件被認定是過勞。

成篇累牘的研究論文指陳，日本擁有世界一流技術，被譽為經濟大國，社會已達富裕之境，竟然出現了工作致死現象，豈不是扭曲了經濟發展與人類藉工作實現自我的意義？

奔馳在高速公路上的貨櫃車司機，是過勞的危險族群。為了準時抵達交貨地點，他們常在夜間趕路，甚至以車為家，累了只能在後座稍事歇息。

職場的隱形殺手

日本的過勞現象如今也蔓延到台灣。2000年一名黃姓卡車司機連續工作26小時，因過度勞累，導致心肺功能衰竭暴斃，司機家屬向勞保局和雇主申請職業災害補償金，雙方對是否屬於職業災害、超時工作的認定有疑義而鬧上法庭。

結果從台北地方法院到台灣高等法院皆判定，黃姓司機從上午7點到隔天上午9點發病，即使夜間曾短暫休息，仍處於隨時被要求工作的「待命」狀態，應視為連續工作，因此判決雇主應給付二百多萬元職災補償金。

2002年3名交大教授相繼在一個月內過世，次年英業達公司副董事長溫世仁因一年出差一百多次，併發腦中風辭世；去年為處理大桃園地區供水調配，自來水公司技工夜以繼日投入搶修，加上氣象局、台北捷運局都有員工為防颱、防洪勤務值班，爆發心肌梗塞的案例，這些正值中壯年的男性，還來不及享受工作成果，就驟然離開人世，顯見為工作拚鬥付出慘痛代價的案例已涵蓋藍領、白領、民間與政府機構等社會各階層。

兩年前，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等勞工團體不斷向勞委會陳情，希望將過勞列為職業病，他們認為，勞委會雖然訂有「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診斷基準」，但認定標準太過嚴苛，勞工必須死亡前24小時不斷工作、或死亡前一星期每天工作16小時、或發病當日往前推算一個月，加班時間超過100小時。爭議在於，依勞基法規定，上述標準已經違法，雇主怎麼可能承認；其次，許多工作並沒有打卡規定，更多人利用晚上及假日在家加班，只計算正式工時，無法反映勞動實況。

2003年9月勞委會成立了「過勞小組」，開始研究日本、德國的作法，研議放寬過勞標準，正視台灣職場的過勞問題。

「過勞不全然是科學問題，因為過勞不像化學物中毒，有辦法測量出來是不是在工作場所造成的，」台大職工所教授鄭尊仁表示，即使研究發現勞工工時長、壓力大，但如果他們也有傳統危險因子，就很難釐清發病究竟是工作造成的還是個人體質因素。

鄭尊仁直言，學者專家很「古板」，一定要有具體數據才能做出結論，對勞工的救濟緩不濟急。因此他建議勞委會可以先參考日本作法，放寬過勞的認定基準。

立法院挑燈夜戰「拚」法案業績，已是台灣政治界的奇景，只見立委諸公經過一天一夜的奮戰，個個都癱倒在座位上。（陳柏亨攝）

上班族真命苦

今年初勞委會做出修訂方向，除了參考工時，也考量不規律工作、輪班、夜班、時差、溫度、長期疲勞蓄積等工作型態。

「新基準讓工時認定更有彈性，以前只看刷卡、登記、向主管報備等紀錄，現在對於沒有刷卡紀錄，卻有工作事實者，例如外出的業務人員，只要能提出合理證明，都可以納入工時考量，」勞委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所長石東生解釋，超時工作的標準也參考日本作法大幅放寬，新政策考量的標準已降低為發病前半年每月加班超過45小時，一天約2小時，讓加班與發病的連結性更明確。

不過，將過勞列入職業病，並不代表勞工勝利，畢竟失去寶貴生命、失去了健康，任何金錢補償只是治標，不是治本。

政大社會系教授林顯宗分析日本過勞成因，與日本企業經營模式變革有密切關係，日本在戰後之所以能快速崛起，主要歸功於家族主義式的管理，如老闆會照顧員工一輩子，職場強調人和，政府是企業的後盾，彼此像夥伴一樣利益共生。這種「溫情主義式」的經營模式在1970年代贏得國際間一片「日本第一」的讚美。

只是好景不常，1980年代日本經歷泡沫經濟大崩潰，經濟長期低迷之下，終身雇用制度受到嚴厲批評，企業開始引進新理念、進行重整，打破以往職場重視的團隊精神，開始強調競爭，要求員工從單技能學習多技能，每個人都要發揮創意，注重效率與工作品質。

去年4月勞工團體曾赴勞委會抗議「過勞」職災認定的標準過嚴。經過勞委會研議，認定標準已在今年初重新修訂。（林俊良攝）

職場不等於叢林

資本主義社會「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已有百年歷史，但如果社會對「過勞」的理解與對待方式，歸咎於個人行為不適當，則問題幾乎是無解。

個人論述存在著邏輯上的矛盾，等於將整體社會結構、經濟體制的本質，訴諸個人行為來尋求解決，而未深入探討什麼樣的工作制度會迫使人們「自願」超時工作？在這種「不拚命就失業」的結構裡，基本就業安全、經濟安全毫無保障，如何企求勞工保重身體？

如果企業一味鼓勵拚命工作，用不休假獎金、紅利為誘因，使得員工無法休假；或者「遇缺不補」，一個人做兩個人工作，只是讓「過勞」的關鍵因素隱而不見。

由日本經驗看來，過勞由訴諸個人到訴諸社會結構與企業責任，是一段經過十多年演變的社會認知過程。

林顯宗指出，日本社會早先皆認為過勞是個人的問題，一般民眾聽到過勞死，普遍出現「這麼年輕卻遇到這樣的事」、「誰叫他做事太拚命」的感嘆，多出於同情的理解。

爾後，「個人式災害主義」受到強烈批判，咸認日本社會富裕，應該檢討的是非人性化的勞動觀，而日本工時過長的問題，也一再引發歐美社會的關切，國際壓力讓日本社會有所省思。

1988年，日本全國律師與醫師設置了「過勞死電話專線110號全國網絡」，提供有關過勞死的電話諮商，這次活動後，社會認知逐漸擴大，使得過勞現象成為政府、企業主和勞工的共同課題。

目前台灣社會對於過勞危險族群的呼籲，仍停留在個人歸因的論調：如「不要太過汲汲營營，對健康漫不經心」、「成功不必過勞，記得多休息」、「面對工作壓力時，不要太死心眼，該放下就要放下」，不然就是建議工作壓力過大者多休假、多運動、放輕鬆、睡眠充足等等。

令人驚訝的是，鄭尊仁的研究發現，當詢問勞工對疾病成因的看法時，多數人都認為自己的發病與工作無關。「勞工朋友可能對醫學專業知識不足，也可能心地太過善良，認為既然拿人工資，就得付出某些風險與代價，」他說。

事實上，「不少勞工對健康意識已有很大進步，清楚了解抽菸、喝酒、熬夜加班是危險因子，但能否戒除，又是另一回事，」鄭尊仁說，就像一般人都知道消除疲勞的最佳對策，是增加休息時間或休假，但即使勞工表示壓力很大，基於工作未完成的責任感，多數人都會選擇放棄休假。

搶救高危險族群

對於過勞的高危險族群，如果無法從環境控制上改善，而只要求個人戒除不良習慣，或加強健康促進的活動，往往是件「知易行難」的苦差事。

鄭尊仁曾針對新竹科學園區員工進行健康促進調查，結果發現科技人自陳主要的健康問題是運動量不足、疲勞、體重過重、睡眠品質不佳、抽菸、壓力大等。矛盾的是，對員工最有吸引力的健康活動是，怎麼吃最健康、如何增強免疫力、體重控制、養生食療等；對於體適能訓練或戒菸有興趣的人不多。

同理可證，很多長途客運司機都了解嚼檳榔可能致癌，但為了維持行車的體力與精神，還是人人一口鮮紅唇色。

農曆年前勞委會勞檢處針對全國14家國道長途客運業實施勞動檢查，發現違反勞基法每日工作時間超過12小時者有5家；一個月加班時數超過46小時者，有7家。

勞委會主委陳菊表示，為有效杜絕長途客運駕駛違法超時工作的現象，將持續對客運業者實施勞動條件檢查，並要求各公司把連續假期排班表函送該會抽查，若有違反規定者將移送當地主管機關處罰。

「不少高科技的半導體業已經注意工時長、壓力大的問題，但如果老闆本身就是拚命三郎，員工想休息也無法休息，」勞委會勞安所所長石東生表示，健康促進確實應從企業老闆開始宣導，讓老闆了解過勞將付出多大的人力成本，導致產量、產能的損失，從經濟誘因上著手較能成功。

學習對自己好

台灣企業目前有一股健康風潮，很多企業開始提供員工身心靈的照顧，試圖藉由打造健康環境來為員工紓解工作壓力。

然而，「情緒管理、壓力管理，是老闆想得到更多的貪心現象，」精神科醫師王浩威表示，老闆想的還是提高工作效率，這種出發點很不健康，若工作本身是無奈的，根本就無解。

王浩威常在門診中遇到45歲左右的中年個案，他們發現自己若一旦辭職，工作難找、健康也不再，甚至學習新技術都有「來不及」的感覺，擔心下一次若生病更嚴重怎麼辦？更不敢和老闆據理力爭，情緒更壓抑。

「勤勞是對的，對自己好也是要學的，可惜我們老是抓不到平衡點，常偏到一邊，」王浩威說，適時停下來補給，體力、智慧才能源源不絕。

去年美國紐約時報報導指出，美國勞工因職場壓力花費在健康保險上的成本，估計超過3000億美元。

兩百年前德國哲學家馬克思就說，「資本主義是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除非社會迫使它去關心。」工業革命後的兩百年來，經濟發展早應超越「員工是生產工具」的思維，因為知識經濟時代的員工智能是公司寶貴資產，只有受到呵護與照顧，潛能與腦力才能源源不斷地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