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來已經十年了,其間我寫了一本書,寫書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稿費,而是對我的家屬子女、派我出去的組織國家,以及人民有個交代。
為了一個理想
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大時代作個見證人。坐牢不是你的事,也不只是我的事,你我都是大時代漩渦中的一份子。身為中國人,過去不管你是什麼黨、什麼派,我們都是為了中華民族、為自己理想、抱負,想做一點事。
當時年紀輕輕,為的是什麼呢?不就是為了一個理想!
在毛澤東、四人幫時代,我在大陸的親戚都受我一人牽連。當年我隨政府來台灣時在福建的妹妹才八歲,她認識我什麼?共產黨查到她有個哥哥在台灣以後,從此她幹部不能當,書也不能念了。
一九五六年我奉組織之命,到大陸架設廣播天線,不久就被捕了。先被關在黑牢(禁閉室)中八年,不准我看書、看報,也不准和人講話,讓我自己在小房間堙u反省」。到後來我在牢房奡N故意唱反動歌,反正我就是求死。他們一次警告、二次警告,就給我戴手銬、腳銬,鍊在牆上。
我從來沒有自殺過,他們一直明白告訴我,你是要槍斃的。最難挨的日子就是在公安廳檢查結束、提出公訴時,每次過年過節,共產黨一定會捉兩、三個人去槍斃,殺雞給猴看,到晚上我只要一聽到大門開鎖聲,就會爬起來,非常自然把衣服穿上,這種精神壓力非常大。
準備求死
他們非常清楚我的身分,之所以不立刻執刑,因為他們知道背後有一大批人還沒「交代」。從頭到尾我都說只有我一人,在這八年中,他們用死亡威脅各種壓力要我把名單交出來。
我自己早就準備犧牲,但是我一定要保護組織,不管怎麼說,我是國民黨員,所以我一定要忠於黨。反正我都已經要求槍斃了,再了不起也就這麼了。
後來下放到青海,勞動壓力非常大,不完成任務不行。更大的壓力是思想鬥爭、互相舉發。我在那廿多年,沒有出賣一位難友,不管誰對我說了什麼,從來不會向幹部報告。在青海的難友就非常佩服我這點,勞動上我可以賣命;但是要我出賣難友、寫匯報給共黨幹部,我絕對不幹!
而這種要你檢舉揭發的壓力非常大,不檢舉、不揭發,你就是站在反改造、反革命的立場。
幸好我會繪圖、測量、計算,他們非用我不可,要我做統計,每天都會有幹部找我做事。諷刺的是,和領導幹部接觸多,誰敢對我說反動話?
有一陣子我患了胃潰瘍,住在療養隊無法勞動,他們就讓我去埋死人屍體。勞改犯勞動重,吃不飽,到外頭看見生麥子,把糠搓掉就吞下去,逮住機會就吃,野菜加鹽巴,收豌豆就吃豌豆,很多人就因此漲死、撐死了。
有人一死,自己的一床被當作棺材一捲,就運出去埋了。我在埋屍體以後,就向醫生建議,一堆堆屍體連牌子都沒有,將來沒得查。當地有個磚窖廠,我建議用兩塊磚,一塊磚滾在棉被媕Y,一塊放外面,用黑墨汁寫下名字、什麼地方人。
戈壁灘埋死人
那一望無際稱為「戈壁灘」的土堆就在勞改農場的西邊,埋屍體大多是在太陽下山後或一大清早,每次拉板車大概要走一個多小時,所以「戈壁灘」就變成死亡代名詞。
能夠去埋死人的都是住在療養隊的人,雖然有病,但是吃得飽。倒不是他們讓你吃飽,而是可以拿病人吃不下的飯來吃,每個人分到二個豌豆饃就是二個,病人不吃,我就拿來吃,吃得飽才有力氣拉死人去埋。
支持我撐下去的力量就是一個信念——「我沒有做錯事」。到青海德令哈農場時,我感覺非常絕望,因為青海監獄是不接受死刑犯的,只接受無期徒刑之類的重刑犯,到那邊坐牢不管多少年,都是遙遙無期,送你到這兒來,等於是讓你自生自滅。
在勞改場,他們從來沒打過我,但是整過我。怎麼整法呢?晚上提出去審訊,到早上才放回來,不讓我睡覺。天亮回來,又要你參加學習,讓你精神錯亂,連續這麼整一個月。
在大陸,如果被打成「右派」,還可以平反、出國;像我這種「特字號」是他們所謂的「核心分子」,待遇最低,人家檢舉一句話,一定追到底。說個笑話給你聽,不管我被送到什麼地方,從廣東調到西寧,我都在第一中隊第一分隊第一小組,永遠把你放在最重要、最應該受嚴格監視的「第一」個位置。
站出來為難友說話
作為一個中國人經歷了這些,還能說什麼呢?那天海基會邀我去演講,我就告訴他們:跟我在青海勞改隊一起有個吳姓難友,我們一起被放出來,我在福建的妹妹立刻接我回老家,但是他沒人接應,不得不留在就業隊,一直到去年年底才回到台灣,本來他有個未婚妻,現在早已成了別人的太太,孑然一身、孤獨一個,亟需要救濟。
當初參加組織為的是什麼?現在又爭什麼呢?我自己無所求,但是要為難友做,因為還有很多難友還在受苦。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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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弘達到世界各地訪問勞改營的倖存者,為他們留下紀錄,上個月他特地來台拜訪林坤榮老先生,兩人並相約有一天一同回到青海農場去。(張良綱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