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4日下午2時，近30名來自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台灣勞工陣線、媒體改造學社等國內重要的傳播NGO成員，紛紛聚集在台北地方法院門口，共同聲援莫拉克風災期間，因為在個人部落格上發文，直指自己服務的年代電視台疏於回報災情，卻反遭資方解雇、甚至提起「妨害名譽」告訴的兩名員工。

宅男下鄉，「胖卡」上路囉！

這個「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事件，只是眾多淹沒在媒體八卦和名嘴口水中的微弱異議，本質上極難引起一般人的關注。不過有趣的是，透過噗浪、部落格、BBS、Facebook等網路工具的串連，在短短不到2周期間，這個聲援活動就吸引了二十多個NGO團體及近500名民眾連署支持，也對年代電視台形成不容忽視的制衡力量。

事實上，網路運動者以部落格、微網誌、串聯貼紙、書籤網站、Google社群等新興網路工具來創造議題、醞釀行動，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在2006年的台北市議員選舉中，感佩綠黨環保政見的部落客「豬小草」 和「Portnoy」，就曾發起「我投綠黨」網路連署，並在短短幾天內獲得數百個部落格加入串連，更吸引中時、自由等主流媒體報導關注。這項行動最後雖然未能促使綠黨的候選人當選，但已開啟台灣部落客介入民主選舉的先例。

2008年曾盛極一時的「野草莓學運」，亦是透過網路凝聚能量的經典例子，當時甚至有遠在美、法、英、德等地的台灣留學生，透過Yahoo「Y! Live」的免費網路直播平台，與自由廣場上冒著寒風細雨的學生同步靜坐。

透過一台筆電、一張3.5G無線網卡，不管你在哪裡，都能與全世界關注這場學運的網友即時對話，從台北到巴黎、從東京到紐約，網路聲光俱佳又無遠弗屆的傳播魅力，確實已顛覆了傳統社運策劃行動前必須長期「蹲點宣傳、發展人脈、組訓成員」的模式，網路倡議者只要能切實區隔、深化經營網站各自的分眾社群，並提供即時的資訊連結，就有機會擴大訴求影響力；運動者也不必像以前「天天上街頭、聲嘶力竭扯破喉嚨」，就能讓聲音被更多人聽到。

由全台知名部落客組成的「台灣數位文化協會」近年大出風頭，透過實體和虛擬的串連，這群年輕人成功將網路社運的正面效益發揮到極致。圖左二為創辦人徐挺耀。

這群網路社運世代的關注視野，不僅投射在各種反對運動的組織串連，相對的，他們也善於運用網路優勢，適時填補行政部門因不熟悉現代科技而形成的缺漏。這幾年表現亮眼的「台灣數位文化協會」即是一例。

該組織是3年前由國內數十位知名部落客及數位社群聯合組成，成立宗旨則希望發揮網路的正面效益，化解社會對年輕人耽溺於虛擬世界就是「宅男」、「尼特族」的負面印象。

他們不但定期舉辦暱稱「胖奇趴」的實體聚會，讓眾多早已惺惺相惜的部落客有機會見面深談、聯絡感情，且每年秋天另舉行一次大規模的「台灣網誌青年運動會」，以座談及研討會方式，介紹並分析國內外Web2.0、公民新聞、部落格、微網誌等新興數位概念的利弊得失，以及這些網路工具投入公共事務的成功實例，相當受到好評，至今已吸引上千名網友參加。

除了以定期活動凝聚部落客的向心力外，該協會也把這股新科技的力量，推廣到所有需要的角落。

例如他們在2008年中開始執行「胖卡數位行動車」計畫──由一群熱血部落客，開著一台即將報廢的麵包車，遠赴中南部一百多個偏鄉社區，教導阿公阿媽、小孩及外籍配偶使用電腦，從如何開關機、打字練習學起，一直到連線上網、瀏覽網路資訊、甚至架設網站的技巧等。

網路暱稱「史萊姆」的數位文化協會創辦人徐挺耀指出，雖然政府部門及財團基金會都不乏「下鄉教電腦」的弭平數位落差計畫，但往往僅提供制式課程，民眾必須跟著既定腳步，從word、excel等基本文書處理學起，「既無聊又艱澀，所以很多人一堂課都上不完就落跑了！」

徐挺耀說，資源相對較少的「胖卡計畫」，則是由「帶動民眾的學習興趣」出發，以「客製化」教學為主，意即學生要什麼，老師就隨機教什麼。例如阿媽要上網看股票、上傳乖孫照片給遠在大陸工作的兒子，阿公要設部落格介紹自家農產品，或是外配希望利用Skype打電話回越南等，都是人氣極佳的課程。

「因為貼近需求，學了有用就不會忘記，也才能真正達成用電腦改善偏鄉生活品質的目的。」

這個「把宅男宅配到偏鄉」的計畫，也在2009年的莫拉克風災開花結果。原本即以台南縣為重要據點的胖卡行動，派駐當地的執行人員在8月9日當天，意外在縣長蘇煥智的噗浪網站上發現有人求救的訊息，由於他們的緊急通報，縣政府才能及時救出受困無援的十餘名災民。

有了監控災情的初步斬獲，這群網路高手也獲得各級政府的高度信賴，受邀進駐台南、高雄、屏東各縣，甚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直接負責公部門各地災損狀況、救災進度及物資分配的即時訊息傳播；他們同時還成立民間版的「災情應變中心」，整合各地網友回報的訊息，成為風災期間政府及民間資訊交流、媒合的重要平台。

台灣數位文化協會副執行長駱呈義指出，「提供執政者新的資訊傳遞思維」，是此次網友介入救災的最大成果。

他舉例，包括哪裡橋斷了、哪裡路不通等各地災損的即時通報，以及直昇機起降救災、物資發放的班表時程等資訊，過去不是暗藏在政府網站最不起眼的角落，就是屬於僅在內部傳遞、不對外公開的作業流程。

「但這些訊息，對災民及關心災情的親友來說，才是最渴求的。而我們的工作，其實只是透過志工遊說與網路工具的搜尋，將這些『有用』的情報爬梳出來，彙整後再即時傳遞出去。」

從社會運動的號召、串連訴求，到實際進入體制、在政府及主流媒體缺漏的空白處進行資訊補位，網路確實已成為年輕世代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利器。然而水能載舟、亦可覆舟，也有學者擔心，網路世界提供的「擬真」性，也可能會削弱真實社會中的社運實踐能量。

中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管中祥就舉例，網路的快捷與便利性，雖然有助於吸引更多人接觸公共議題，但另一方面，卻也容易讓許多網友，誤以為自己只要打開「懶人包」（內有社運或爭議話題的背景介紹及所有媒體報導相關連結）、按下「Enter」鍵連署聲援，或打開直播網站盯緊抗議現場，就等同於「我已經參加運動了」。

他指出，社運的撞擊力，應該來自活生生硝煙四起的街頭，才能對既存體制形成足夠的挑戰，但網路提供的「替代性參與」情境，讓許多本來有意親至現場聲援的潛在行動者，退卻成為旁觀者的角色，反而弱化了衝撞體制的能量。

「像野草莓學運時，很多人選擇待在家裡的電腦前和現場學生『一起靜坐』，這種『精神支持』的參與方式，對社運成敗最關鍵的『人氣』和『聲勢』而言，幫助有限。」

另一方面，管中祥也指出，任何社會運動都必須具備社會基礎，擁有人際之間「face to face」的信任，才能真正發揮影響。

例如「青年樂生聯盟」的抗爭能量歷久不衰的主因，正在於這群年輕人不僅認同樂生院的保留議題，同時也認同「樂青」這個團體本身，並且和老院民們有紮實的情感互動，再配合無數次的實地走訪調查、以及身體衝撞的抗爭經驗，「這種透過現場參與、與同志相濡以沫而形成的運動意識，是僅坐在電腦前『打嘴炮』、『搵豆油』的聲援者所遠遠不及的！」

曾以苦勞網「人與土地的故事」系列報導入圍卓越新聞獎的公民記者江一豪也認為，網路社運仍不脫「隔靴搔癢」範疇，對爭取受迫害者的權益影響有限。

就像他當初因寫「三鶯部落反迫遷」報導，才開始接觸都市原住民的議題。「如果我只是上傳文章後就拍拍屁股走人，那麼就算得獎，也是船過水無痕，無法改變任何事。」江一豪表示，他後來選擇留下來，甚至不惜和部落族人一起落髮抗爭、守衛並且重建家園，正是因為唯有親身投入，才有可能幫助這群流離失所的原住民改變命運。

作為新興的資訊傳遞與動員平台，「網路社運」實踐的可能性仍在摸索實驗中，但無論如何，隨著新科技的不斷導入，「一個按鍵搞運動」，早已在不知不覺中成為21世紀的社運新模式。如何降低負面影響、充份發揮「網軍」的戰鬥力，也成為青年運動者不得不深思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