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創作者再唱獨角戲

目前國人作品不受台灣音樂界重視，是不爭的事實。以國內的三大演出團體為例，除了省交會定期演出本國作品以外，市交和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幾乎沒有任何相關的長期規劃，即使有演出機會，也多半找已經成名的作曲家，沒有公開的管道提供新陳代謝。

在民間方面，如果要辦一場作品發表會，從演出的曲目、謄譜，到找演出者、場地、經費等等事前的準備工作，諸項繁雜，民間團體有經費、有人力去做的，大概首推亞洲作曲家聯盟和國際現代音樂協會；後者主要是將國人作品介紹到國外作國際交流，前者雖然甫於今年五月在台灣舉辦「亞洲作曲家聯盟暨音樂節」，卻也都是曇花一現，不知下次再見是何年。而比較有系統在提供發表園地、提攜新人的，就只剩下馬水龍的「春秋樂集」了。

因此，如果一個創作新人要獲得發表的機會，只能透過比賽。省交辦了三年，每年大陸作曲家都是大贏家；文建會也辦，但作法上仍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對馬水龍而言，音樂就是音樂，樂器只是工具，但是精神一定是屬於中國的。（史維綱）

大家都不可缺席

即將到波士頓大學專攻理論作曲的張玉慧，就有過一次難忘的經驗。她念師大音樂系時曾發表一首曲子，頗受在場作曲家的好評，後來她的指導老師把作品送到文建會參賽，初賽過了，複賽卻沒過；事後一位裁判才透露，原因是因為「看不懂」。「聽到真的覺得很沒力」，張玉慧輕鬆的敘述中，卻透露出光憑紙上作業評審所造成的缺失。

一首創作能順利地誕生和發表，作曲者、贊助者、演出者、聽眾及樂評，沒有一個人可以缺席，只可惜現代音樂因為曲高和寡，早已淪為票房毒藥，無法將整個架構建立起來。因此，作曲家只好把希望寄託在政府；然而文建會的角色，根據音樂科吳秀蘭的看法，「是幕僚單位，沒有執行權，我們希望的是民間主動發起，文建會給予贊助。」目前看來，兩者之間似乎沒有太多的交集。

不過，這次「台灣作曲家樂展」在紐約的成功，多多少少也透露出一個重要訊息：環境的改善「非不能，而是不為也」。

紐約的人文薈萃，舉世聞名，但是創作音樂發表會中，聽眾只有小貓兩、三隻的情形，與台灣並無兩樣；而「樂展」雖然佔了美國音樂界對台灣創作可能產生好奇的優勢，事實上，賣座一開始也不是這麼理想的。

「票房毒藥」的解藥

樂展製作人潘皇龍在音樂會前十天抵達當地時，三場演出加一場論壇平均只賣出三成的票。經過一番思索，他兵分兩路：一方面透過參展作曲家的人脈進行宣傳和促銷，有人因此一口氣就包下三十幾張票，買來送給學生；另一方面則透過紐新處的力量造勢，世界日報就連續三日大幅報導這則消息，並刊載七日舉行的「台灣作曲家論壇」經過。

值得一提的是，它們宣傳的策略不是無的放矢、散彈打鳥，而是根據節目性質加以區隔。例如第一場音樂會是「聲樂篇」，因為考慮到語言隔閡的問題，所以宣傳的重點，就偏向華人；但第二、三場是「器樂篇」，採用西洋樂器演奏，洋人比較容易產生親切感，因此重點就放在他們身上。

也許，要解開「新音樂是票房毒藥」的關鍵，就是要正確地抓住聽眾的偏好，針對他們宣傳和規劃節目吧！

此外，在歐洲，有許多基金會支持創作，有專門的電台廿四小時播放古典和現代音樂，有大大小小的音樂節和演出活動，也有不少國際組織進行現代音樂交流。雖然有文化背景的差異，但他們的作法，確實值得我們借鏡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