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學新知相連結
蔡元培曾經稱讚胡適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人,可以用新方法整理國故,又可以引進新知識。大學改革的理想境界當然是能承先又啟後,但是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已經不免和傳統發生斷裂、衝突的情形。
羅家倫曾經提到,「當時在北京大學學生中,文言文寫得不通或不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多,文言文寫得很通很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少,傅先生(傅斯年)便是後一類中的一位。」
西方教育制度對中國的影響,同時還透過另一個管道——教會,大步前進。一九二一年之前,中國只有一所國立大學、兩所省立大學、五所私立大學;但是基督教所辦的教會大學已經多達十六所。著名的大學如上海聖約翰大學(美國聖公會)、上海滬江大學(美國浸信會)、蘇州東吳大學(美國衛理會),或者如燕京大學、齊魯大學等是由幾個教會組織所辦。
教會大學引進西方課程和教學法,廣泛地被中國學堂所吸收。
例如以一周、幾個鐘點來計算學習單位、以班級授課、有上下課制度、用教科書、建立實驗室、分科教學、年級制等等,都和傳統的私塾、書院教育不同。男女皆可入學、加入體育和音樂課程,也被所有新學校採用。
這些名目看似小事,但卻擴及大學實際運作的各個層面。例如以一周來計算上課單位,學生上課六日,休息一天,稱為「禮拜天」,「分明就烙印著天主教基督教的色彩,」南華管理學院校長龔鵬程說,而上下課敲鐘,以小時為計算單位,對中國來說,也是新東西。因為西方大學沿襲教會傳統,校園中多有教堂及鐘樓,多以鐘聲為號令。
教育獨立運動
「重要的是,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學校』觀念,」龔鵬程說,由《清史稿》「太學生名為坐監肆業,率假館散處。遇釋奠、堂期、季考、月課,暫一齊集」的記載,可以知道清朝的學校並不講學、學生也不去學校,只有碰到祭典和考試,學生才聚集在一起。相對於這種形態,西方學校教育重視教學活動的性質,可以說是嶄新的觀念。
但教會所辦的大學,和學習它而形成的大學畢竟不同,其中最明顯的差別,就在宗教色彩。
由於大學不足,曾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對教會辦學深感敬佩;但他同時也感覺到明顯的缺點,例如不重視中國的歷史、文學,而且每建立一所教會學校,就要宣傳教義。一九二二年蔡元培發表了「教育獨立議」,批評「教會學校用種種暗示,來誘惑未成年的學生,去信仰他們的基督教。」認為大學應該和宣教事業分開。
不料,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隨即在清華大學舉行「如何向現代學生宣傳基督教」、「學校生活之基督化」的大會,而引來北京、上海、南京各地學生大反彈。一九二六年,教育部更把宗教與教育分離的主張,形諸法律,在「私立學校規程」中明定:「私立學校一律不得以宗教科目為必修科,亦不得在課內作宗教宣傳。」
宗教辦學,不是辦宗教大學
西方教會在華辦學,並不順利。除了遭遇民族主義對抗,也遇到國家主義壓制,發生「教育權回收運動」後,政府就以法律規定不准教會大學傳教、校長不得是外國人、董事會裡中國人應超過半數,課程須依教育部所訂標準、學校須向政府登記。
一九四九年大陸失守後,中國大陸甚至完全關閉了這些教會大學,或者併入其他大學,例如輔仁大學就改為現在的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也與北京大學合併。
教會辦學的力量轉來台灣,政府不再激烈禁止,東吳、輔仁大學相繼在台復校,東海、中原、靜宜等大學也先後辦起來,幾所教會大學的辦學成績頗受肯定,逐漸走向世俗化,因此政府對宗教團體辦學不再排斥。近幾年內相繼出現佛教界人士所辦的華梵人文科技學院、佛光大學、慈濟醫學院等。
不過社會的反應仍然很矛盾,南華管理學院校長龔鵬程舉例,中台山「大學生出家」事件發生後,學生來學校報到,有家長見到校內有法師在做義工割草整地,竟慌忙的要把學生帶回。但在社會價值觀混亂的現代,也有人期望佛教辦學能有淨化人心的作用。
從西方教會辦學的歷史來看,龔鵬程認為,大學世俗化也有數百年歷史,大學與神學院、佛學院分流,早成定局,重要的是「宗教辦大學,並不是辦成宗教大學」。
大學的神話
現代中國大學的發展源於新舊中西價值衝突,是非複雜的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倒底是中學西用還是徹底西化,紛紛擾擾,沒有定論!
但是在那段時期中,「蔡元培可以說是最少爭議性的人物,」金耀基在《大學之理念》一書中說,北大在他手中成為真正的大學,成為中國現代新思想新文化的重鎮;但他不只屬於北大,而是屬於整個學術文化界。
美國教育學者杜威和中國教育界淵源極深,兩度到中國講學,他曾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分,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了。」
一百年來,牛津、劍橋、哈佛仍然令當代學子神往,蔡元培改革的故事也不斷傳頌。令學子嚮往的究竟是那雅致靜邈的校園、哲人墨客的主義思潮,或青燈黃卷的心靈激盪?
有人說,大學需要神話,是一種整體的氛圍對文化產生力量,使我們重燃起生命真正的熱誠。大學對中西方文化的影響是學術上纏訟不休的事,但大概少有人會否認,它是歷史留給後人最可稱美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