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身價比較低?
調薪的情況顯然還是未達理想。為什麼公務員的「身價」如此低?
政大公共行政研究所所長吳定指出,關鍵在於公務員人數太多了。
「有人比喻說把現有的公務員人數裁掉三分之一,工作仍可如常進行」,吳定指出。雖說是開玩笑,但也可知公家機關這部機器有多大,負擔有多重。
面對總數五十萬的公務員人口,任何一項大變革似乎都不容易。
吳定指出,若按照私人企業經營的原則,用人總求其人數少、素質佳,然後給予最好的條件,例如高待遇等,以刺激其發揮最大潛力。但問題是,不少政府機構還有部分生產力不夠的冗員,政府基於歷史及政治等理由又不願裁撤他們,怕造成社會問題。冗員一天存在,國庫的龐大負擔就無法減輕,政府調薪的幅度也就無法太高。
「就像吃大鍋飯一樣,大家都吃得到,只不過吃少一些罷了」,吳定形容。
吳定的比喻,多少說出政府部門的苦衷。多年來,有關單位也不是沒想過全面提高待遇的可能,但總因「公平」原則而作罷。
人事行政局一位官員指出,目前公務員薪資最不合理處,在於中高階與低階的差距太小,但政府總覺得「如果單獨提高中上級公務員的待遇,恐將影響一般同仁士氣;全盤調整,政府財力又恐無力負擔」,兩難之情況下,公務員待遇之大幅調整就一年年地延宕下來了。
調薪哲學何如?
「問題在,政府對處理公務員待遇的心態如何?是維持生活,還是激勵士氣?」新聞局一位職員提出質疑。而主管待遇的人事行政局第四處處長歐育誠則認為,以他工作廿二年,簡任十二職等的待遇來說,扣除平常坐坐計程車、打打球的花費,並不覺得不夠用,「只要生活能安定,工作推廣很順利,待遇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他說。
歐處長的情形也許不是特例。但新聞局國內處副處長、也是簡任職的顏榮昌卻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像待遇這種基本的事情,剛畢業的年輕人很可能並不在意,但愈近中年,「負擔愈重、轉業機會愈渺小時」,就不得不重視了。
以他來說,一家四口人,有宿舍住,光靠他一個月平均六萬(薪資四萬五、其他津貼一萬五)的收入,「若要認真地計算起來,是養不起四口人的。」他指出,還好他有房子住,否則以今日台北房價之高,恐怕也難保生活無虞了。
由此看來,公務員對待遇的認知顯然因人而異。但研考會在去年八月對公務員離職因素所做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離職的主要原因中,「覺得待遇福利不佳」,居排行榜的第二位,僅次於「升遷發展機會小」,其中透露的訊息,十分值得注意。
尤其在解嚴後業務大增的單位,例如警察局、環保署、境管局……等,工作量倍增,薪水卻沒給予相當的「回饋」,難免令人士氣不振。
調薪之罪?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許濱松副教授指出,公務員待遇無法全面提高,政府的心態問題不小,有一部分還基於經濟的理由。
他指出,過去每當政府部門調薪,民間單位通常循例也會調整工資。為了怕刺激民間企業調整薪資,進而造成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等壓力,政府在政策上不僅是不把公務員的待遇調整,當做優先考慮,而且還刻意壓低。今年三月份原定調高百分之十二,年終獎金一個月的調薪方案,送到立法院時居然變成月調百分之五,年終加發二個月的另外一案,就是一例。
再加上我國法規中並沒有如英、美般,硬性規定在公務員薪資與民間差距到一定程度時,政府須依法提出調整方案,交由國會審議。而在法定程序上,也未規定誰有權利提出調整方案或監督其處理及進行;即使是公務員本身面對待遇不合理,也沒有正式申訴管道,因此歷年來公務員的薪資,「到底何時該調?該調多少?應依據何種原則來調?都完全沒有標準」,許濱松說。
精簡人事、製定法規
合理解決公務員待遇問題,無非是拿出決心,從精簡人力及製定法規上著手。吳定指出,像韓國的情況便很值得參考,韓國政府規定所有公務機關,每年一律得強迫性地裁減百分之五的人員,即使在業務增多、人手不足時,也寧可用招考新人來解決。這種方法看來很沒有人情味,卻是促進公務機關新陳代謝的最好方法。
至於在法規上硬性規定,政府得在公務員薪資結構不合理時提出調整案(如美國法律規定,當公務員薪資與民間有差距時,由政府部門提出資料給總統,而由國會裁決後,再由總統公布調整方案),則似乎是一條長遠的道路了。
不管如何,今年百分之十二的調薪方案總算已定案,雖然像「明年還會不會調薪?」「會調多少?」「與民間差距會拉平嗎?」這一連串的問題,恐怕還在不少人的腦海中盤旋。但值得慶幸的是,根據今年五月十一日,人事行政局局長卜達海在中常會中的報告,此後薪資調整,將參照企業薪資水準、平均國民所得、經濟成長率、物價指數、政府財力狀況等來處理,並且將按照專業、技術、職務、地域等因素給予加給。雖然根據歐育誠處長的看法,這樣的口頭報告,「具體化」至少還要五年,但「比起以往的亂打陣仗,標準看來是已經有了」,一位學者指出,「接下來就看能做到多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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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與民間企業薪資比較
〔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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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薪前後公務員薪資比較表
〔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