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五月廿日，天安門民主運動正值高潮，中共當局突然頒布了北平地區實施戒嚴令，關掉世界各國電視台的耳目——直播衛星，下令全面封鎖記者採訪。

對中共來說，封鎖新聞可能沒啥新鮮，但對各國的記者，尤其是西方記者來說，這卻是有史以來破題兒第一遭。美國國家有線電視公司（CNN）記者在衛星畫面被切斷時向中共官方人員力爭：「我工作了廿六年，從沒碰過這種事情！」，這段影片透過衛星傳到世界各地，讓全球坐在電視機前的人見識到共產社會的「新聞觀」。

一聲「封鎖」就能真正切斷資訊流通？據目前為止來自各方的說法，「封鎖」只會加強更多視聽通訊設備如傳真機、直播電話等的傳播空間，許多旅居國外的留學生及商人就大量利用傳真機，把報紙、圖片傳到大陸傳達真相；此外，還促使新的傳播科技的運用，例如美國哥倫比亞電視公司（CBS）在這次民運中，首度啟用了毋須經衛星，由電話變換成畫面的數據傳送設備。而且，因為中共的強勢作為，還造就了一批令世人擊掌的傳播英雄，而透過他們的報導，真相就這樣傳遞開來了。

（左）參加民主運動的學生們，利用簡陋的印刷設備印製大、小字報，傳遞訊息。（王震邦提供）

記者們成為這場浩劫的目擊證人。

「我覺得有股奇怪的氣氛，四周沈靜地出奇」，一位西方記者形容軍隊開槍的前幾分鐘，「正奇怪為何聞不到催淚瓦斯味時，就聽到劈啪巨響，他們是真開槍呀！」他說。

攝影記者扛荷的鏡頭照到手持真槍實彈的解放軍湧至天安門廣場，開始鎮壓。坦克車開進廣場，輾壓過還有人在堶悸滷b蓬。「打倒法西斯！」、「打倒獨裁者！」逃命的人一波波喊著。「像海潮打在沙灘」，當時在現場的聯合報記者王震邦形容。

他當下只有一個意念：我必須把這消息傳出去，「就是沒有錄音機、照相機、沒有紙筆，也要記在腦海中」，他說。

中華電視台記者李廷勇、林寬裕、陳永光三人當時爬上了一座公共廁所，李廷勇趴在廁所頂上拍攝。「每當槍聲大作一次，我的鏡頭就搖晃一次」，李廷勇說，這樣的畫面播出來，晃晃盪盪的，觀眾很可能以為是拍壞了的鏡頭。「但是，這才是反映當時最真實的東西」，他說。棲身的廁所，就在他們離開十五分鐘後被炸毀。

（右）廣場上一度出現的「嘉年華會」氣氛，使全世界媒體記者過於樂觀？（王震邦提供）

中國廣播公司記者閻大衛當時回到看天安門視野最好的北京飯店，和另兩名香港記者站在陽台觀望，突然一顆子彈從耳邊飛過，嚇得他趕緊俯身趴下，馬上熄燈、關門，以手電筒照明寫稿，把新聞傳真回台北。

在驚險萬分的採訪中，不少台灣記者受了傷。其他國家記者也不能倖免。有一名日本記者腳部中槍，一名法國記者背部中彈，美國電視台兩名記者用電話報導軍隊進攻時，被毆打及拘留，而另一名英國記者則被罰跪在地下且遭踢打，而器材、膠卷、錄音帶、錄影帶則被沒收、銷毀……。

這些記者回國以後，各個都成了人們眼中的「英雄」。以台灣記者為例，演講、座談會和雜誌、報紙的採訪紛沓來到；而媒體也動用了所有資源來大力宣揚他們的「英勇事蹟」。這個現象，引出了天安門事件的另一個話題。

大多數的記者，對這些原先不曾料到的反應，卻感到十分困惑。「媒體應該只有工作者，沒有英雄」，去年才從政大新聞系畢業的陳永光說。台視記者劉忠繼認為，他所以願意接受訪問和曝光，是想多說一些真相。閻大衛則希望，大眾應把對記者的敬意，轉給天安門前死傷的中國人。而王震邦則更直接批判了「媒體英雄」。「民主社會裡媒體常創造英雄，但媒體記者本身不應該被拿來當英雄」，他說，記者角色不能太過膨脹。

新華門前是中共嚴禁的記者止步區。（王震邦提供）

政大新聞系副教授鍾蔚文認為，每個行業中，努力敬業、有表現的人，都可稱得上英雄，但記者職責畢竟是報導新聞，如果因為在新聞競爭中表現好，在組織內褒揚即可，但不應在媒體上，以大篇幅來讚揚。

他認為，此次媒體的採訪記者，擔負了莫大的風險，令人尊敬。用「勇氣可嘉」來形容絕不為過，但是，除標榜英雄外，媒體本身是否也應省思更重要的問題——我們採訪出來的品質真的那麼好嗎？

不少歸來記者談到，這次採訪，是他們工作生涯中一次難得的經驗，不但歷練一次真刀真槍的戰地採訪，也見到了國際強勢媒體面對重大新聞事件的應變和處理能力。

而人力和設備是最基本的「籌碼」。

中廣記者陳百嘉指出，在大陸採訪，他的對手是美國之音（VOA）、香港無線與亞洲電視等廣電媒體，而這些媒體的手提傳話設備，幾乎達到了現場發生什麼，收音機、電視機前的觀眾、聽眾就可同步聽到什麼的地步，充分發揮了媒體功能，在時效上佔盡優勢。

左邊立者為台灣記者中，負傷最重的徐宗懋。（徐宗懋提供）（徐宗懋提供）

李廷勇舉例，美國三大電視網動員了七、八十位工作人員，甚至把訪問指揮部搬到北平；香港無線電視台則動員二、三十組人，分三班守候在天安門。

劉忠繼指出，其實重點不在設備、人員，而在觀念。當他五月廿六日和攝影從台北出發時，公司還在「要不要去」、「值不值得去」中疑慮。「我們欠缺的是對新聞事件反應的判斷與格局」，他說。

一位評論者指出，國內電視記者在只有一台攝影機的情況下，於晚上十一時半左右離開廣場，最後卻被槍火阻隔在暗巷中達四十個小時，因而漏掉所有的發生過程。相形之下，美日香港等電視媒體都動用了「人海戰術」，相互調配和支援，甚至雇人每日乘坐飛機到北京取走錄影帶，就顯得變通有道。

另方面，我們的記者普遍缺乏戰地採訪經驗，因此對情勢無法作正確的判斷。例如槍口下的探訪何時進退？那兒才是安全防護地點？在採訪過程中，那些事情及動作具有高度危險性？發生事故後，如何快速、順利的找到資助？這些都是國內媒體在此次事件中值得學習之處。

此外，記者對大陸政局的了解有多少？足不足以精確、專業地分析事件的前因後果給大眾知曉？這些也都應該反省。

鎮壓行動過後，記者只好遠遠地偷拍到「戰車行過」的場面。（陳百嘉提供）（陳百嘉提供）

作家張系國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預測未來難，預測中國的未來更難。面對一日三變的中共政權，以及從那片土地上流出的大量似是而非的資訊，世界各媒體有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判斷虛實？這是這次學運的「媒體震盪」中所引發出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剛從北平歸來的中國時報記者楊渡指出，鄧小平復出於電視上的新聞，幾乎把全世界報導及預測「鄧小平死亡」的媒體們，重重打了一個大巴掌。最令人擔心的傷害是，部分原先相信國際媒體的大陸同胞，也因此懷疑起先前的報導了，這種因媒體處理不慎而造成的傷害，事後根本無法彌補。

尤其是，對於與大陸隔絕了四十年，意識型態不同，又有感情因素的中華民國，在處理大陸事件時，更應懷著「戒慎恐懼」的冷靜態度。

政大新聞系教授王洪鈞指出，從傳播理論來看，對敵人及交戰的一方更要保持客觀，甚至得「知道敵人比自己還清楚」，儘管不太容易，但要做到，才算專業。

也是政大新聞系的潘家慶教授則認為，要特別注意撇清任何不夠客觀的、一廂情願的心態。像過分強調中共內爭，預測內戰即將爆發，乃至於太過肯定地報導鄧小平死亡、李鵬中槍等事，都屬此一心態的反應。

王洪鈞說，尤其面對像中共這樣的政權，媒體本身更得要有「深刻的、謀略性的思考」，過分預期或過分樂觀，都非常態，而介入事件，捲入是非之中，更是不智之舉。

（左）一機作業的台灣記者，最怕碰到機器不靈光的時候。（龐武豪提供。（王震邦提供）

他對美國之音這次的表現就有些意見。他認為，雖然美國之音這次卯足了全勁，每天以十一小時，分華、英雙語播音，嘉惠了大陸上千萬聽眾，但是也因為介入太深，過分地同情學生而有失立場。他們甚至違反美國新聞總署限制廣播電台不准輸出電視訊息的規定，向大陸兩千座大耳朵輸送電視訊息。

媒體失了立場事小，但如果因此使事實真相模糊了，使參與民運大眾過於樂觀而勇往直前，不知拿捏適時進退的分寸，而導致慘重的傷亡，這就是媒體的「非戰之罪」了。

王洪鈞認為，在記者的立場來說，從感情上，從職業的要求上，大家都不希望學生撤退，但問題是：學生有沒力量可對抗這個政權？這個政權會不會「下毒手」？若能保住學生的性命，留下民主的火種，是不是更好？……這些問題都有待思考。

右）「我從天安門來，來談天安門事」，採訪學運的記者參加一場座談會，談採訪見聞。圖後為台灣仿造天安門前模型而重塑的自由女神像。（黃麗梨攝）（黃麗梨攝）

要加強媒體的判斷能力，就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加強記者對大陸問題的了解，如此才能談資訊統合、組織與判斷。王洪鈞指出，可趕緊去做的是，促使大陸研究機關與大眾傳播媒體結合，「研究機關可分享研究成果，媒體可提供第一線的消息跟資料，相互配合、印證」，他表示若能建立這種長期的合作關係，大陸新聞的品質絕對會更好。

天安門民運帶給媒體的另一項震盪，是把記者赴大陸採訪時的人身安全問題，凸顯了出來。

我國記者最關心的是：保障在那堙H

由於中共當局並不歡迎媒體報導學運，因此除了外籍駐在記者外，大多數的港澳台記者，都是以旅行證入境的，也就是說，至少中共官方並不承認港澳台記者的身分。

在中共官方發佈戒嚴令不准記者採訪，且一再重申禁令時，港澳台記者都有同樣的想法：「不知自己是什麼身分？」「不知自己有沒有在警告名單之內？」

港澳台記者因此聯名簽署了一份文件，希望中共當局清楚說明戒嚴地區那個地方可以採訪；另外也提出申請若干採訪計畫，此舉無非是希望中共承認港台澳記者的「記者」身分。結果因中共當局沒人受理而作罷。

中共當局不承認亦不否認港澳台的記者身分，這是否意味著愈是曖昧，將來若要強硬處理起來，可加的「罪名」更富彈性？

港澳台記者因而處在極大恐慌中，六四事件之後，他們幾乎全部撤離。

中廣記者閻大衛形容在大陸採訪的恐怖感覺：「那是一種氣氛，與緊張、害怕不同，讓你沒法放鬆，沒法理性、清楚地去處理事情」，閻大衛形容。許多記者也都認為，這是在大陸採訪最大的壓力。林寬裕坦承地指出，比起西方記者，我們少了大使館做「後盾」，政府立場又不受重視，採訪起來難免心驚肉跳。

這個問題將如何解決？直至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具體答案。「說的無奈些，真要發生事情，也只有承受而已」，聯合報王震邦認為，也許媒體本身該有應變計畫，至少在記者被留置或控制時，能有些作為。但直至目前為止，連他們報社都沒有討論出任何具體結論。

對這個問題，王洪鈞認為應該有類似戰地保險的制度，如在出發前予記者更多保險及安家費等；而記者本身更要學習如何去當一個優秀的「戰地記者」，如此才能在面臨狀況時作出較好的判斷。

有人認為，政府開放記者赴大陸採訪還不到兩個月，天安門民運事件，就當頭直下，逼迫媒體不得不去面對一些應全盤考慮的問題，這真是中華民國的福氣，是耶？非耶？若答案是肯定的話，那麼「天安門」之後，該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而大陸人民對台灣記者的殷切希望：「只要求你們把真相說出去！」也才能真正算是所託有人。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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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機、照相機、錄音機、廣播喇叭……，沒有一種傳播器材在天安門廣場上看不到。圖為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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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參加民主運動的學生們，利用簡陋的印刷設備印製大、小字報，傳遞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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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廣場上一度出現的「嘉年華會」氣氛，使全世界媒體記者過於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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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門前是中共嚴禁的記者止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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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立者為台灣記者中，負傷最重的徐宗懋。（徐宗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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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壓行動過後，記者只好遠遠地偷拍到「戰車行過」的場面。（陳百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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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機作業的台灣記者，最怕碰到機器不靈光的時候。（龐武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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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我從天安門來，來談天安門事」，採訪學運的記者參加一場座談會，談採訪見聞。圖後為台灣仿造天安門前模型而重塑的自由女神像。（黃麗梨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