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知道作為人類這一生命多麼受祝福?宇宙中,地球是目前所知唯一的綠色星球。地球母親以四十億年時光孕育生命的花園,綻放了一千多萬種的繽紛生命,幾乎最後一刻,人類出現,驕傲的接手了生命花園。蒼穹下,我們可以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如古人「游目騁懷,極視聽之娛」,為「生命多樣性」深深喜悅感動。但也因為人類這一最後演化而成的生命的存在與「進步」,千萬的物種正以每天上百種的速率滅絕。
拯救瀕危物種也因此成為時下人類最熱門的議題。每年四月二十二日「地球日」,保護貓熊、大象的口號,外加淨灘、掃街,更是各國固定表演的戲碼。包括台灣多年來的保育,也都環繞在梅花鹿、櫻花鉤吻鮭等外型鮮明的物種身上發展。但生命花園需要的顯然不只是嘉年華式的慶祝活動,與對單一物種的關注,因為溫室效應、臭氧層破洞、海洋污染等等造成生物滅絕的病徵,似乎都沒有因此減緩。
直到「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出現,人類在保育上才有了新的思考與作法,包括貧窮的南方國家也紛紛改變態度,將物種視為珍貴財產,在法令、政策上亟思保護生物多樣性。什麼是生物多樣性?為何能改變人們態度?台灣人能因此對珍貴的「生物財富」產生新的視野嗎?
二月中,梨山森林幾度火起,險些波及國寶魚櫻花鉤吻鮭棲息地,引起一場虛驚。回憶台灣保育史,特稀有生物櫻花鉤吻鮭的復育,風光的掀開了第一頁,可惜十五年來,政府每年投入千萬預算,生物學者扮演的接生婆煞費心思,在設備齊全、造價昂貴的產房(繁殖池)裡幫國寶魚孵育寶寶,並細心呵護稚子魚成長以至可以放流野溪,但國寶魚族群拓展的目標始終沒有達成,反由復育前的一千多條,到今年降為八百多條。

造物主的生命花籃,盛載了千萬種生物,彼此牽動、欣欣向榮,這便是近年來國際上大力提倡的「生物多樣性」,希望喚醒人類正視大自然共生共榮的本質。
國王的新衣
「不出二十年國寶魚一定完蛋!」十五年來上億元的支出,生物學者全力以赴,台大動物系教授林曜松卻如此直言。問題出在哪裡?進一步檢視國寶魚棲息地,溪水逐日優養化,藻類滋生,水生昆蟲避之而去,少了食物與淨水,小魚一回到溪裡,幾乎百分百夭折。年復一年不斷重複的復育動作彷彿就在證明:污染不除,就甭想有成功的機會。但若問污染從何而來?為何無法排除?僅靠保育單位顯然無法回答與解決問題。
因為污染源來自退輔會種植高山蔬菜的武陵農場,常年噴灑的農藥、肥料,全數進入河裡,但如何讓榮民停止開墾,涉及榮民的安置問題,讓他們去哪裡?已非國家公園權限。而梨山只是台灣農業全面上山的縮影,政府的農業、經濟政策如何?鼓不鼓勵農業上山?更非位階處於「下游」的保育單位所能置喙。
此外,大批遊客上武陵農場旅遊,製造大量垃圾與排泄物亦是溪流污染的禍首之一,但梨山若要實施遊客乘載管制或禁止開放,又涉及觀光與土地所有權移轉,與交通部、內政部相關。復育國寶魚,牽出一環接一環的問題,事涉部會眾多,因此多年來僅以生物手段試圖喚回國寶魚,說穿了是國王的新衣,自己騙自己。
「所有的保育問題都不是單純的生物問題,」近年來推動「生物多樣性」觀念最力的林曜松表示。類似台灣國寶魚窘境的保育案例在國際上其實層出不窮,「生物多樣性公約」的醞釀成形,正是各國試圖從保育困境中找出一條生路。

牛背鷺與緩步慢行的水牛,是台灣最常見的農村風光。生物多樣性公約標舉「全球思考,在地行動」,台灣獨特的自然資源只有靠台灣人自己研究與保育。(鄭元慶攝)
天地之大,品類之盛
一九九二年,一百五十三國領袖在巴西里約舉行的「地球高峰會議」中,首度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如今已有一百八十個國家加入,成為國際上最大的保育公約。
「生物多樣性」是指地球上繁多的物種,包括過去在保育上被忽視的微生物、無脊椎動物,與其環境組成體系,比如水、空氣、營養鹽的循環。簡言之,正是繁星般散佈大地上的生命與自然的分工合作,形成了欣欣向榮的地球生命體。
但各國簽訂的「生物多樣性公約」,意義遠超出保育命題,隱含了複雜的政治角力。六○年代以歐美為首帶起的全球性環保運動,在往各國推廣時其實屢屢受挫。西方殖民時期以來造成南、北半球國家資源使用不公,使得相對弱勢下的貧窮國家,因為缺乏管理與技術,無法有效利用資源,加上人口增加與緊迫的開發壓力,在歐美保育聲音頻頻催促下,不平與反彈聲音四起。
另一方面,工業革命以來,西歐原始野地盡失,貧窮國家則保有較完整的自然。開發國挾著強勢科技與資本,將熱帶雨林大規模開發成牧地、在其中篩選生物基因研發成藥物等商品牟利,「生物資源」被盜取造成的惡性循環,使貧者更貧,也使保育頻生衝突。
但物種的滅絕並非少數人的問題,而是全人類的損失,只是世人很少意識到自己強烈依賴著它們存活。比如說,若非真菌,人類就不可能開發出抗生素(參閱「大自然的神祕小園丁──真菌」一文)。若非野生稻米、小麥,過去多次世界性糧食蟲害,就無從進行品種改良,人類將立刻面臨飢荒威脅。從食衣住行育樂到醫療,人類每天仰賴著生物多樣性。從長遠歷史來看,人類社會的文化多樣性、族群多樣性,也都依賴生物多樣性才得以開展。「生物多樣性是人類最有價值,卻最不被珍惜的資源,」今年度首開台灣「生物多樣性」課程的林曜松表示。

永續利用,合理分享
如今全球物種因人類的疏忽籠罩在滅絕陰影之下,並回過頭來影響人類生活,例如二十五年前人類最常食用的二十三種魚類中,只剩九種常在市場出現;作為改善糧食基因的農作物品系則有四分之三已被摧毀。人類短期內造成的物種滅絕,已不可能演化復原,同時,人類對生物世界的瞭解仍在啟蒙階段,百分之八十的物種還未被命名,許多則已面臨絕種危機。
過去西方主導推動以大型動物為主的保育手段又頻頻失效,包括貓熊、犀牛、鯨魚,人類撒下無窮金錢,卻如台灣國寶魚一樣難挽厄運,在實用上對人類更重要的微生物則因不受青睞隨意被毀。僅以少數大型物種為保育焦點,誤導了人們對生物世界的認知,也使保育只集中在少數相關部門,其他單位則事不關己,一手保育,一手破壞,成了長期來保育工作的模式。此外,保育工作還牽涉到社區意識、農漁民生計、原住民文化,保育成敗的關鍵往往決定在直接居住山林、依賴自然資源者的態度上,因此保育不應只是少數菁英的任務,解決問題也必須擴展到經濟、社會、交通,甚至外交、政治部門。
種種反思之下,保育轉向了「已開發國家應幫助窮國進行資源保護、修正過去單一物種的保育方式,與讓所有專業部門參與,」如此才可能讓資源永續利用,人類公平合理分享生物財富。「新的保育觀加入了經濟誘因,搬上國際舞台,再成功的以政治力規範各國保障生物多樣性,」多次參加生物多樣性公約會議的農委會林業試驗所研究員趙榮台,為公約下了簡要的註腳。

造物主的生命花籃,盛載了千萬種生物,彼此牽動、欣欣向榮,這便是近年來國際上大力提倡的「生物多樣性」,希望喚醒人類正視大自然共生共榮的本質。
全球思考,在地行動
「生物多樣性公約」包含了四十二條條文,環繞著生物多樣性的利用、保育、研究做原則上的宣示與規範。強調人類若要達到永續利用,必須進行保育,而如何保育生物多樣性則需要加以研究,也才能回頭來做最適當的經營管理,達成永續利用。公約提醒各國重視自己的生物資源,避免任何可能損及生物多樣性的行為,比如外來物種(參閱「誰是生物多樣性的殺手?」一文)的進出口,可能破壞地主國的生物多樣性、任意改造生物基因可能傷害珍貴的遺傳資源,因此都應適當給予規範。
公約也明白指出,地主國擁有對自己境內生物資源主權的要求,但同時各國也有監測、查明、研究物種,與持續追蹤物種變化的義務。簽約國並應做出多樣性國家報告,定時回報工作進度。包括亞洲在內,直到去年已有一百一十二個國家完成國家報告。
生物多樣性公約影響到各國使用生物資源的利益,台灣雖非締約國,但在第一屆會議也開始派員參加,前任總統李登輝曾宣布二○○○年是台灣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年」。劉兆玄在行政院副院長任內,並責成農委會著手寫國家報告。

鵝掌藤與毒蛇
生物多樣性公約確立了各國合理分享生物利益的精神。尤其在生物技術快速發展下,生物「錢」力無窮,每個物種上的單一基因,都可能成為賺進天價的「軟體」,因此資源豐富國家,比如擁有熱帶雨林的巴西、哥斯大黎加等國,近年來紛紛對自己生物資源展開設限,國際藥廠也爭相與南方國家簽下合約,付出資源使用費,以順利取得生物資源。
台灣位處地球最大陸塊與海域之間,島上多山,涵蓋了熱帶、溫帶等生態環境,孕育了豐富的自然資源,被形容為「北半球生態縮影」。在至少十五萬的物種中,有四分之一是無可取代的珍貴特有種。至今研究昆蟲、軟體動物學者,常常來不及一一分類、研究採集來的成箱「寶貝」,微生物學者更不時得以發表新種。
台灣生物資源的高附加價值不可忽視,全球十大園藝植物之一的鵝掌藤,原居地就在墾丁珊瑚礁上。由於地質抬升作用,墾丁珊瑚礁逐漸昇高露出海面,鵝掌藤隨之攀附在難以儲存雨水的高位珊瑚礁上生長,久而久之養成不畏乾旱的本領,成為少數在冷氣房裡依然綠意盎然的植物。
二十年前,荷蘭人大量來台收購鵝掌藤種子,利用不同變異性狀加以改良,「當時台灣一麻袋、一麻袋出售種子,」學園藝的亞泥花蓮管理處處長黃瑞祥心疼不已,「今天台灣每年反過來向國外進口幾萬盆鵝掌藤。」
雖說保護生物不應只從實質利益出發,但至今人類所有衍生自脊椎動物的藥劑都得自於同一個來源──也就是毒蛇血清蛋白。這是多毒蛇的台灣可以在蛇毒研究揚名國際的原因。從麻醉藥、治療血管栓塞到控制癌細胞,毒蛇傷人,卻更能救人。

從綠色作物到各式海鮮(左圖為烏魚,張良綱攝),人類的生存依賴著生物多樣性。然而二十世紀以來,缺乏限制的濫捕與大面積單一生產,反過來破壞了生物多樣性。
生物資源法
台灣生物資源遭受著各國覬覦,台大園藝系教授徐源泰表示,日本終年在包括台灣的各個國家尋找蘭花,而國外生物學者、商人從台灣帶回新種蝙蝠、不知名昆蟲的事情更時有所聞。針對物種流失,目前關於野生生物資源的保護卻散在各個法令中,不儘周延,最主要的「野生動物保育法」,保護傘也僅及於一百八十多種瀕危物種。去年曾有日本商人來台捕捉昆蟲被拘留,「他的面孔我們很熟悉,但若非這一趟採集的昆蟲中有保育類的台灣大鍬形蟲,也就不了了之,」農委會保育科科長方國運表示。
在許多生物學者想法中,「生物資源法」正是目前生物多樣性之下台灣最急於落實的工作,可惜目前還在討論與收集資料中。
徐源泰再以幾百年來印度用做驅蟲的尼姆素為例,說明生物資源的保護還包括「傳統使用資源方式的智慧財產權」。由於一家歐洲藥廠將尼姆素製成西藥後申請專利,大量生產,印度就到歐盟與之對簿公堂,去年歐盟已判該藥廠無權擁有專利。
包括中藥、台灣原住民千百年來使用的各種生物資源,與農業上的改良品種,在生物資源保衛戰中,都會越來越受重視。行政院生物多樣性工作小組成員之一的徐源泰指出,生物多樣性公約會議中,曾經討論到國際藥廠申請新藥物專利時,是否應將開發過程與來源仔細交代,以避免竊取原住民與其他文化傳統的智慧財產。

三月起,農委會林試所研究人員在宜蘭福山展開生物多樣性調查,與西伯利亞、日本、馬來西亞等西太平洋地區同步進行。
保住生財工具
如今各國汲汲於生物資源與傳統智慧的保障,台灣談生物多樣性的當務之急自然是保護環境,以及評估國際共同開發資源後的回饋與利益分享。但企望生物資源帶進滾滾財源的同時,首先得瞭解自己有些什麼寶藏,然而,令人心焦的是,「我們還未開始準備!」林曜松說。
台灣在二十年前開始進行生態保育工作,至今一百三十五所大專院校,仍沒有生態系所,都是個別的動物、植物學門。今天面臨的又是比生態系更複雜的生物多樣性議題,從泰國、菲律賓、印尼,到大陸、韓國都設立了生物多樣性中心與研究所,開始建立新的知識與推廣觀念,遠遠走在台灣之前。
在台灣,過去著重個別物種的研究與保育,動、植物學界與研究水文、氣候、土壤等環境學者缺乏整合,保育又一直是弱勢單位,經費有限,因此學界對多數物種的數量與族群增減仍無法掌握,也談不上幫助解決實際的問題。台灣有十五萬種生物的說法,不是國內生物學界的調查結果,而是美國科學院院士彼得瑞文的估計。
不久前墾丁龍坑油污事件發生後,由於缺乏當地生物多樣性的調查,不僅無法估計損失多少生物價值,求償無門,更缺乏原有的生態藍圖作為復育參考。「台灣缺乏生物資源調查研究所,無法評估生物多樣性的價值,正如經營企業卻無法瞭解物流與產業發展潛力,」趙榮台比喻,生物財富是本金,若不知本金多少,又如何適度使用利息而不耗損母錢?
事實上,全球訓練有素的生態學者百分之八十集中在北美洲與歐洲,大部分國家都未能確實掌握自己的資源,公約因此要求各國加強研究與培養人才。然而,物種滅絕等不及長時間的研究,落實保護生物資財仍是全人類最急迫的任務。

清溪林蔭間,活潑潑的生命爭相湧動。不要小看了這些看來不起眼的黑色真菌(左圖),它可是化解枯木回歸大地的最大功臣。
不能只要國寶
跟隨著西方腳步,台灣過去的生態保育重視物種保護,今天的生物多樣性則強調廣泛的保存自然,才能維持生物歧異度與永續發展,因此公約中強調的保護對象,除了物種,更包括遺傳基因的保育與棲息地的保育。
牽涉龐大生物產業的遺傳基因保育,去年公約國通過了「生物安全議定書」,規範各國對基因改造活體的處理、運輸與轉移。由於美國是生產基因作物的盟主,企業主因此聯手排拒生物議定書,但以歐洲為主的進口國也不甘示弱進行設防,使得遺傳基因的保護已成為「生物多樣性公約」中爭論最多的議題。針對台灣市場上源源現身的基因大豆、玉米,台灣目前也只能顧及人體健康,在食品衛生法中加入規範條文,但生物議定書對產業的衝擊,與基因產品是否傷及福爾摩沙的遺傳多樣性,仍侷限在少數有心人的私下討論,未能成為社會關注焦點。
生物基因的高附價值使之成為燙手問題,但基因與物種保護的成敗,最終都依賴大環境,也就是棲息地保育的成績而定,因為生態的完整性不能只依賴幾種「國寶」,光靠實驗室裡的基因也無法撐起龐大的生命花園。但根據林曜松的估計,多年來台灣國家公園的保育預算中,有七分之一全花在單一物種身上,六座國家公園、五十幾處自然保護區,在經費誤用與遊憩壓力下,生物多樣性危機重重。

從綠色作物到各式海鮮(左圖為烏魚,張良綱攝),人類的生存依賴著生物多樣性。然而二十世紀以來,缺乏限制的濫捕與大面積單一生產,反過來破壞了生物多樣性。
「重整」國土
台大動物系副教授李玲玲也指出,生物多樣性公約充分強調整體性保育,超越現今的生態保育法、國家公園法與野生動物保育法,必須從整體國土規劃法去思考。但針對生物多樣性工作,目前看來只有主管保育工作的農委會急著要做一些事,看在其他單位眼裡,農委會就像在拼命阻擋開發方案,各部會缺乏共同目標,往往這裡劃了保護區,不久又發現有公路要通過,「比一個個列保護區更好的是通盤政策的清楚,否則每一回都像一個新的個案,各單位爭執不休,國土規劃無法全盤考量,如何談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保護需要整合不同研究領域,更需仰賴不同類別的專業技能與部門,以團隊合作進行。
從智慧財產權、遺傳工程、環境影響評估,甚至政治、外交、經濟,人類社會的各個層面,生物多樣性可以說事涉廣泛。公約第七條就要求各國對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永續利用有顯著負面影響的活動需加以監測,因此經濟部也必須指定專人關注進出口貿易對生物多樣性可能的干擾。關心智慧財產權的徐源泰也質問,「越南科技官員索取香蕉苗,我們給不給?怎麼給?外交官員有沒有生物多樣性的常識?」
林曜松因此呼籲,政府對生物多樣性工作的管理層級應提高,才可能儘速完成國家報告,訂出相關工作的先後順序。他提醒,除了台灣,整個亞洲都已完成報告。「報告等於是最基本的國情研究,瞭解自己實力如何?準備怎麼做?還差一些什麼?各部門在生物多樣性的相關工作有哪些?各部門的建議是什麼?比如每個國家公園有各自的問題,準備怎麼解決?」手上有五十多份各國報告的林曜松說,公約要求五年做一次修訂,列出過去五年做了些什麼?各國自我檢討之外,也可以藉此互相監督與協助。

大自然具有自我療傷的本事,因此森林野火過後,是要人工造林?或任其復原?需要有人長期監測、研究。避免急就章的人工造林,野地生命才能再度勃發。(鄭元慶攝)
正德、利用、厚生
生物多樣性,可以說是一百多年來西方生物學界對生態研究的結論,但對具有長遠生活經驗的民族,其實早就總結出萬物合一,生生不滅的哲學。相對於今天生物多樣性的三隻腳:研究、保育、利用,兩千多年前孟子也說過:正德、利用、厚生,同樣依賴生物多樣性存活的古人,已得出最好的資源使用經驗。可惜後代子孫無法及早領悟,跟著西方之後,撕碎了自己的萬物一體。
印度在脫離英國殖民前夕,有人問獨立運動領導人甘地,印度獨立後能否達到英國的生活水平。甘地的回答至今擲地有聲:英國耗費了地球一半的資源來實現它的繁榮。那麼,像印度這樣的國家需要幾個地球呢?
高度開發國家耗損自然資源換來經濟成就、物質享受,今天它們強調生物多樣性,因為在失去造物主贈予的野地後,它們發現了生物資源的寶貴。台灣能否記取西方國家的教訓,在走向高度發展的同時,聰明的保有資源?這或許才是在地球日可以送給地球家園,與後代子孫的最好禮物。


清溪林蔭間,活潑潑的生命爭相湧動。不要小看了這些看來不起眼的黑色真菌(左圖),它可是化解枯木回歸大地的最大功臣。



造物主的生命花籃,盛載了千萬種生物,彼此牽動、欣欣向榮,這便是近年來國際上大力提倡的「生物多樣性」,希望喚醒人類正視大自然共生共榮的本質。


原住民的傳統野菜種類豐富又可口。保護與瞭解自然資源才能讓生物財富為人類永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