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與「西方」，就如相斥又相互刺探的兩極，千百年來在不斷的交流與衝突中彼此了解，馬可波羅以降，諸多「東方通」或「中國通」，更以遊記、小說、傳記等方式，滿足西方人對東方的神秘幻想。即使如李潔明這樣出生中國、終身站在美中關係第一線的務實外交官，在書寫回憶錄時，最早自訂的標題仍是「一個美國人的奧德賽」。

「奧德賽」的迷人之處在於充滿冒險與秘辛，出版社深知讀者對本書的期待，乾脆給了這本書「美、中、台三角關係大揭密」這樣的副標；與李潔明熟稔的我國資深外交官、現任監察院院長錢復則形容，本書是「美國人在中國第二代的中國觀」。的確，這本由李潔明曾任遠東經濟評論駐莫斯科記者的幼子傑佛瑞•李利代為執筆的回憶錄裡，李潔明不避諱地抒發他的政治觀點，反覆闡述「台灣不是『問題』，是『成功經驗』」的看法，並認為這合乎美國利益。

自外交界退休後，李潔明擔任美國著名智庫「美國企業研究院」研究員，是學術界的「寶庫」。（林格立攝）

充滿想像力的務實

李潔明一九二八年出生於山東青島，父親是美商美孚石油公司駐華人員。李潔明十二歲以前的幼年歲月都是在中國度過，目睹了日本侵華戰爭的爆發；成年後，他更以情報員的身分派駐日本、香港、菲律賓、寮國、中國等地，從事中國情報的蒐集。之後由於與老布希總統的私人情誼，一九八○年雷根與布希搭檔在選戰中獲勝後，李潔明轉任外交界，出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站上美、中、台交鋒的第一線。

幼年的經驗讓他對中國充滿理想與情感，情報員的訓練則讓他務實。回憶錄中，有關「華勒比」方案的描述，就充分顯現李潔明務實但又充滿想像力的性格。

一九七五年，美蘇冷戰期間，中共已與它的「忠實盟友」蘇聯交惡多時，李潔明提出和中國合作在新疆偵測蘇聯核子試爆的構想，並以其岳父之名「華勒•B•布斯」的諧音做為方案代號。在這之前幾年，美、中兩國剛在越戰中廝殺，這樣的構想極大膽，但又符合美國國際戰略及和中國修好的原則。經過幾年的交涉，一九七九年，兩國高層達成共識，在新疆設立兩座偵聽站，成為美、中對蘇聯情蒐合作的開端。這段中情局的秘辛，由原始構想者在回憶錄中現身說法，實屬難能可貴。

雖然提出大膽的合作計劃，但李潔明仍認為，美國對中國政策必須小心謹慎，不能「被東方推擠簇擁」。他因此大力批評由民主黨主導的一九七八年中美建交條款是「一份笨拙、妥協的協議」。他在寫給布希的書信中提到：「北京有一堆目光銳利的務實派，他們對我們沒有羅曼蒂克幻想：他們是以我們的行動來判斷我們，不是以我們的言詞來判斷我們。你不能期待派業餘者去對付職業專家會得到好結果。我們在台灣問題上輸得精光。」

對台軍售的真意

回憶錄中，在台灣問題上，李潔明對雷根在一九八二年為「八一七公報」（內容為對台軍售的質與量限制）寫下對台灣有利的解釋聲明的描述，則是給讀者的第二項驚喜。

一九九九年，美國洛杉磯時報記者孟杰慕在《轉向》一書中首次透露，八一七公報公佈後，雷根總統曾簽署一份解釋這份公報的備忘錄。他說：「此後多年，每當對台軍售問題冒出來，這份備忘錄就會由保險箱中取出，美國官員彼此交代清楚，這是當年雷根簽署八一七公報的真意，應該如此詮釋。」

孟杰慕的說法未曾得到證實，且對備忘錄內容描述不多，李潔明則全文登錄該項備忘錄。備忘錄之片段：「美國願意減少對台軍售，有一個絕對條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維繫承諾和平解決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歧異」，「供給台灣的武器之質與量，完全要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成的威脅而定。就質與量而言，台灣相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防衛能力，必須予以維持」。這些未曾公諸於世的文字，或可解釋多年來美國對台軍售的真正態度。

活生生的間諜小說

一九八九年，李潔明轉任美國駐中國大使，達到個人外交生涯的高點，但卻時逢六四民運，紐約時報形容他是「踏上火山」。

五月底，他在一份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預言中共將暴力鎮壓民運，但此報告被國務院壓下來，未曾給布希總統過目；日後布希向李潔明抱怨他居然沒有料到中共的鎮壓行動時，李潔明方才恍然大悟自己未能「上達天聽」，這件事成為他外交生涯裡「最深沈的失望」。

接下來對民運人士方勵之的政治庇護行動，李潔明則形容像是「活生生的間諜小說情節」。方勵之夫婦前後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中停留了一年，李潔明描述外界對美國引渡方勵之方法的猜測，新聞界有話傳出：李潔明將在萬聖節舉辦化裝舞會，與會者人人戴上方勵之的面具，讓方勵之趁機溜之大吉！這樣的故事，李潔明娓娓道來，充滿趣味。

但讓李潔明不悅的是，當他千方百計將方勵之送往英國倫敦，方勵之在接受NBC新聞採訪時，竟然抨擊布希政府在人權議題上有雙重標準，對蘇聯嚴格，對中國卻輕輕放下。「我可不能原諒他竟然這樣抨擊布希政府，」李潔明說。

生命裡的幽靈

各種細節的描述，讓《李潔明回憶錄》讀來膾炙人口，然而本書最引人入勝之處，卻來自於對他自己「中國情懷」最底層的描述。李潔明不介意說出他幼年時對中國的一知半解與他對已逝長兄法蘭克的崇拜。

他說：「歸根究底，我畢生最困惑不解者，乃是長兄之死，而不是中國......。我選擇研究中國問題，在亞洲服務，是以具體的方式和法蘭克結合在一起。」

法蘭克與李潔明一樣，都是出生於中國，對中國懷抱至深的情感，他對於亞洲後來所面臨的殘破局勢極不能釋懷，並充滿宗教情懷式的糾葛，一九四六年法蘭克以二十六歲的年輕姿態，在日本廣島郊區軍營開槍自盡。

法蘭克之死，影響了李潔明一生，在回憶錄中，法蘭克時為李潔明幼年看待中國的眼睛，時而幻化為道德與理想的象徵；思索並追求理想主義者法蘭克信奉的價值，成為李潔明實踐理想的方式。

然而，在大多數的時候，法蘭克更像是李潔明生命裡揮之不去的幽靈，李潔明面臨生命重要選擇時，法蘭克就會出現。他總要問：如果是法蘭克，會怎麼做？如法蘭克那樣的天縱英才都選擇絕路，我應該怎麼選擇正確的做法？

法蘭克成為李潔明生命裡對自己最深沉的質問。

回憶錄最後，李潔明也以法蘭克做結。他說，對於中國的事物，他都極力避免浪漫主義與感情用事。法蘭克對二次大戰時中國所受的欺凌，悲痛莫名，李潔明則養成某種程度置身事外的能耐，他「不想跟任何人、事牽扯太多，以至像法蘭克一樣為它所毀」。他說：「美國人對中國的罪惡情結，被中國利用了」，「你不能在感情上同情中國；一旦認同中國，就見不到它的種種缺失與不是。」

一生就是一段外交史，像李潔明這樣的務實主義者，他的經驗，或許可為兩岸當其事者之借鏡，而這樣一本文學性十足的回憶錄，對有志從事外交工作的年輕人，也具有正面的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