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院長在民國七十四年底接受光華雜誌獨家訪問時表示，我們國家面臨來自中共、經濟、社會三方面的挑戰，事隔一年半，我們在這三方面所面臨的挑戰，程度有無增減？或有沒有什麼新的挑戰？

答：大致說來，我們國家今天所面臨的挑戰，還是來自中共、經濟、和社會這三方面，不過比起一年半以前，在本質上，有些不同。對中共的統戰而言，過去四十年來，我們在復興基地實施三民主義的成就，已經強烈地反映了共產主義的貧窮與落後，因而激起了大陸同胞反抗暴政的運動。現在，我們更積極的推動政治革新，並且不久即將解除戒嚴，邁向一個完全現代化的政黨政治。這將更加鼓舞大陸同胞爭自由、爭民主，反暴政、反極權的鬥爭。事實上，這種鬥爭，大陸上正在如火如荼的展開。而在這情形下，中共對我們的統戰，也會愈來愈積極。同時，中共也會誤認我們解嚴之後，撤除了動員戡亂的藩籬，社會將更開放，而對我們滲透、分化、顛覆的統戰陰謀，更加猖狂。對於這些，我們必須提高警覺，隨時防範。從大半個世紀的歷史經驗，我們絕大多數的國民，都已存有對共產黨徒統戰的警覺與認識。將來在一個開放的政黨政治社會裡，儘管彼此政見不同，但攸關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的時候，大家仍應放棄成見，團結一致，效忠於國家。

在經濟方面：雖然民國七十三年，我們的經濟成長率，只有百分之五．○八，但是，我們已經瞭解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挑戰性，所以我要求加速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腳步。兩年半以來，我們在這方面推動了一連串的措施，尤其對平衡中美貿易所作的努力，更是積極。現在我們平均每人每年對美國商品的消費已高達每人平均所得的百分之八．一。去年我們的經濟成長率高達百分之十．八，貿易順差為一百五十餘億美元，今年上半年估計成長仍將超過百分之十，貿易順差將超過八十億美元。這種長期貿易順差，所帶來的挑戰，是兩方面的：一是強烈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所引起的貿易摩擦；一是高額外匯存底所導致的匯率與物價變動的壓力。事實上這種挑戰，已經不是單獨對我們的問題，而是工業國家與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共同問題。除了希望今年六月上旬七國高峰會議的領袖們能衷心合作，有效的解決貿易保護問題，避免導向世界經濟危機之外，我們自己所能做的，仍是一面繼續擴大進口，減少貿易順差；一面加速公共投資，擴大國內消費市場；一面開放外匯管制（修訂管理外匯條例已經立法院審議通過），減低外匯存底。如此多管齊下，希望在短期內，能夠逐漸克服這種挑戰。

在社會方面：由於我們的社會，愈來愈多元化，轉型的速度也越來越快，有些人的價值觀念比較模糊，以致造成道德規範的迷失。不過這種情形，已在逐漸調適之中。前面說過，我們即將解除戒嚴，進入一個更為開放的社會，而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裡，全體國民更需要有道德勇氣，理性的認知，守法的精神，和自己對社會責任的肯定；從而約束自己，管理自己。

此外，在政治方面：我們可能出現多黨式的政黨政治，現代民主國家的政黨政治，是以政治人士對政治倫理的執著為基本條件。所謂政治倫理，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不同的政治主張，要在議事堂上解決，不能走向街頭。我們必須做到這些，才能迎接未來政治與社會所帶來的任何挑戰。

展望未來，俞院長說：「民眾對政府的要求會愈來愈多，我們每一年都在努力，永遠不能停。」（鐘永和攝）（鐘永和攝）

問：一般認為，您組閣三年最大的成就在經濟方面，有許多突破性的做法；您自己覺得在那一方面、或那件事上著力最多？

答：行政是整體性的，包涵許多不同的部門，經濟只是其中的一個部門而已。在行政體系中，各個部門都有互相配合、相得益彰的緊密關係。就總體而言，如果沒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與安定的社會，經濟發展是不可能有成就的。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土地廣大、肥沃，資源豐富，但是人民生活困苦。從本質上來看，這並不是經濟的問題，而是政治、社會的問題。基於這個體認，如果說我們過去的經濟發展有所成就的話，那還是因為我們堅實的民主政治和安定、開放的社會所造成的。

就經濟本身來說，我們的經濟，在體質上是以民營為主幹的自由經濟。三年多以前，我曾經提出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政策，在這個政策之下，政府對各級產業，不再扮演「保母」的角色，而是要創造一個更好的經濟環境，讓工商企業能在國內、國際，自由、公平的競爭與發展。對於創造一個現代化的經濟環境，這三年來，政府確實作了許多大膽的、突破性的措施。例如大幅減讓關稅，取消進口管制，擴大進口；實施加值型的新制營業稅法，廢除支票刑罰；開放黃金自由買賣，廢止屠宰稅，開放外匯管制等等。這些措施的推行，都比預期的順利，沒有引起任何經濟的或社會的困擾與不安。同時，我們過去三年的經濟成長率，平均高達百分之八．八，遠超過主要工業國家的百分之三．五。對於這一點，我要特別感謝工商企業界的支持與合作。

見到小朋友，院長高興地彎下腰與他們說話。

問：政治革新是政府今年施政的目標，解嚴時間更為海內外所關注，有人以為，快速通過國安法、快速解嚴，對國家形象有利；但也有人以為，法案的制訂宜多慎重，院長的看法如何？

答：國家的形象，當然重要；但是國家的安全與安定，更為重要。我們要求快速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及實施細則之後，快速解除戒嚴，並不完全是為了國家形象的問題，而是希望快速提昇我們民主憲政的層次。因為我們提昇民主憲政的層次愈快，愈能鼓舞大陸同胞反抗暴政的浪潮，加速完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使命。當然我們也瞭解在這個動員戡亂時期所面臨的環境與任務。所以，這個法案，從行政院草擬到立法院審議，每一過程都是極其慎重的。

行政院副院長連戰在交通部長任內時，陪同俞院長巡視台北市捷運系統施工，聽取報告。

問：民主是必須學習的，在我們愈來愈走向民主之際，您覺得民眾應有什麼民主素養？

答：我國從民國三十六年公佈憲法，到今天不過四十年，比起英國七百年，美國兩百年的民主政治歷史，是短得多，而且這四十年，我們一直在與共產主義作生死鬥。雖然如此，我們仍在復興基地建立了民主政治的堅實基礎。今天，我們正加速提昇民主憲政的層次，而在民主的素養方面，我們民眾，至少有三方面要向先進民主國家學習

第一、要有守法的素養：民主國家的國民，一定要有守法的習慣，才能維護民主政治的精神和運作。所謂守法的素養，不僅要心有法律，尊重法律，絕無特權觀念；而且要能出自良知的去遵循社會所公認的一切行為規範。例如在議事堂上，大家可為自己的主張，熱烈辯論；但一定要保持互相尊重與禮貌的風度。一經多數決定，就完全順服。西方民主國家的議事堂上，很少看到「火爆」的場面，更不用說「走向街頭」了。

第二、要有社會責任的素養：社會是大家的，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不能只向社會要求，而對社會不負責任。例如在實施戒嚴的保護下，我們享受了安全與安定的環境；一旦解除戒嚴，可是動員戡亂的態勢並未改變，敵人就會認為我們的社會更開放，而對我們的統戰，更加積極。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肯定自己對社會的責任，共同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社會的安定。換句話說，解除戒嚴之後，許多有關的法律都要廢除；但是我們在對社會責任的素養上，因為這些法律的精神，已經形成了，所以我們仍應遵守。

第三、要有行使個人自由不得妨礙他人自由的素養；我們必須瞭解，任何開放的社會裡，自由不是絕對的，而且西方民主國家，有許多法律與道德規範，用來限制妨害他人的自由。惟有人人有此素養，才能維護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舉一個很小的例子來說，西方國家住宅前面的庭院草地，大都不設圍牆讓公眾都能分享；但是草地外面的行人，絕少走進去。因為人人心目中，都有不能侵犯別人自由權利的素養。

院長偕夫人至小人國參觀，與遊客合影。

問：我們知道，院長日理萬機，難得有閒；如果您有時間，您最想做的是什麼？

答：如果我有較多的時間，我想到郊外去散步或打球，轉變一下久坐在辦公室的環境，同時我也想多看些書。現在我每天雖然留有一點時間來看書，但總是覺得不夠。一位西方科學家曾經說過：人類每隔一代，知識就要增加七百倍。由此可以想像，這個世界，知識的進步是多麼快。如果我們不緊跟著時代，努力吸取新知，豈不落伍？我現在每天接見訪客、閱讀報告、與同事討論問題等，雖然都可以幫助我獲得一些新的知識，但我還是覺得不夠。

問：院長的國語愈來愈標準，可不可以談談您下了些什麼功夫？

答：謝謝你。

我國幅員廣大，各地鄉音，不計其數。像我們這一代的人，都不曾受過注音字母的基本訓練，要能講標準國語，不大容易的。不過我們在復興基地，推行國語相當成功。年輕的一代，都能講標準國語，這是非常值得欣慰的。我沒有語言天才，現在也沒有時間去學標準國語，更談不上下什麼功夫。不過在收看電視，或與人談話時隨時加以注意，並設法糾正自己的鄉音，以減少和人溝通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