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過生命的各種考驗,你會顯露出自己的本心。尋常日子就像 正式的應酬:你一秒鐘也不用袒露自己。你微笑、你客套,你誰也不願得罪地全身而退。
◼ 一旦遇上真正的危機,情勢就會逆轉,你必須有所抉擇。而這 一抉擇,你懷的是甚麼心也就明明白白。
只要大家心中都有公益,那麼哲學上或神學上的意見相左── 不論存在於不同信仰間、或是存在於信仰中人與俗世之人之間── 都不會構成眾人團結在共同目標下的阻礙。確實,我們會在部分機構中看到僵固性與基本教義的存在,但這類機構原本就不太會參與眾議的對談。
市場中心的放任主義,不時會混淆了手段與目的。工作從人性尊嚴的來源,變成了單純的生產行為;獲利不再是一種能造福更多人的工具,而化身為自成一格的目的。長此以往,我們將認賊作父地相信錯得離譜的一種想法,那就是:但凡對市場好的,就是對社會好。
我不會去批評市場本身。我譴責的是四處可見、倫理與經濟發展徹底脫鉤的那種狀況,我看不慣的是那種沒有根據的自以為是,總覺得財富必須任其毫無阻礙地四處流動、社會整體才能繁榮的想法。足以駁斥這種錯誤觀念的東西俯拾皆是,不信你環顧四周:脫韁野馬般的市場導致了嚴重的貧富不均,還有巨大的生態災害。資本一朝變成了君臨社經體系、供人崇拜的偶像,它就會奴役人群、離間你我、排斥貧苦、危害我們共有的地球。這也就難怪凱撒肋雅的巴西略(Basil of Caesarea)作為教會的神學先驅,稱呼金錢是「惡魔的糞土」。
因而,新自由主義經濟最終只是為了一個目標存在,就是成長。但市場無法以一己之力達成我們目前必須達成的雙重目標:一方面靠著更永續與更節制的生活方式來促成自然世界的重生,一方面讓受到現行經濟制度傷害或排擠的民眾可以不致匱乏。除非我們接受各民族應該團結起來的原則,否則危機之後的我們將不會過得更好。
市場作為一種工具,其作用是貨物的交換與流通,是讓我們得以成長繁榮,是讓我們發展的機遇變多。但市場並沒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市場必須經由法律與規定的確保,才能穩定走在有利於眾人的道路上。所謂的「自由」市場對為數眾多的人類而言,一點都不自由,特別是對窮人而言,窮人在自由經濟裡可說是幾無選擇餘地。這就是何以聖若望保祿二世會提出「社會性」的市場經濟:冠上社會性一詞的意義,在於讓經濟打開一扇通往人群的窗。
提起「團結」二字,我所指的遠不只是針對在經濟競爭中落敗的族群,去提倡慈善扶助與財務捐輸。因為團結不是分享餐桌上的麵包屑,而是要為每個人騰出餐桌上的空間。人性的尊嚴需要落實在人際的交融中,落實在財貨的量產與分享中,也落實在眾人參與和眾人享受的過程中。
我們無從迴避的問題是人性的脆弱,是想將自己封鎖在自身利益中的念頭。所以說我們需要的,不是把成長當成唯一目標的狹隘經濟,而是一種以人性尊嚴、就業機會、生態復育為核心的經濟。各民族的尊嚴要獲得維繫,我們的經濟就不能只著眼於財貨的累積,而必須讓所有人都不用為了工作、居住、教育與健康擔心。
一旦欠缺了對社會目標的考量,「獲利優先」的經濟成長就會滋生出裙帶資本主義而疏於公益,並圖利「流動經濟」中的投機者。擔保銀行體系、供企業避稅的海外財稅天堂、占利害關係人便宜來掏空公司並推升股東權益的行徑,還有以信用違約交換(CDS)等煙霧彈來混淆視聽的衍生性商品世界。凡此種種,都是在對實體經濟吸血,也都是在挖健康市場的牆腳,而其後果就是歷史上僅見的嚴重貧富差距。
今天我們看到一邊是對社會人權的意識與觀念,另一邊則是實際發展機會的分配,這兩者之間出現了巨大斷裂。近幾十年來貧富差距的驟然擴大,並沒有為成長搭建舞台,而是為其踩下了煞車,同時更埋下了二十一世紀許多社會弊端的根源。世上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握有全球半數的財富。一個在自身複雜機制的眩惑下,與道德日益脫鉤的市場,視獲利與報酬重於一切,而這不僅代表少數人可以囊括巨大的財富,更代表剩下的其他人必須面對貧困與剝奪。千百萬人被剝奪的不只是物質,更是希望。
太多時候我們把社會想成是低經濟一等的子集合,而民主則是市場經濟下的一項特色或功能。因此我們現在該做的,是去恢復社會與民主的地位,設法保障每一個人既然被稱為人就應該要獲得的生活。我們不是反商,商業很重要,但我們也必須為商界設下目標,讓他們不能眼裡只餘股東權益這一種價值,還必須要有其他各種能拯救我們全體的價值:社群、自然、有意義的工作。財務上的獲利是企業健康的指標,但我們需要用更多更廣的指標去衡量獲利,包括把社會與環境的目標都納入考慮。
同樣地,我們需要政壇換上一副不同的視野,讓政治家除了管理國家機器與忙著競選連任以外,還要懂得培養社會上的美德並重新打造人與人的聯繫。我們必須重建一種「大寫」的政治(Politics),意思是政治必須回歸為公益服務。政治作為一門志業,應該由那些看不慣社會亂象、放不下世間多苦人的政治家來從事。
我們需要那些胸中燃著熊熊使命感的從政者去為他們的選民確保三個L,也就是土地(land)、居所(lodging)與勞動(labor),再外加教育與醫療。這些人必須是有著開闊視野的政治家,必須能為人民打開新局,讓民眾有辦法組織起來,表達自己的聲音。這些人必須一心要服務人而不是利用人,必須與他們所代表的選民並肩同行,必須與他們所服務的社區聞起來是一個味道。這種清明的政治,將會是各種腐敗的最好解藥。
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政治家與領導者,必須能受耶穌所說的撒馬利亞善人寓言的啟發。那故事所說的,是我們該如何去開發我們的生命、天命與使命。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最根本的問題在於距離。面對那些被遺棄在路邊的人們,有些人決定悶頭往下走:與苦難有段距離的他們寧願無視現實,若無其事地把日子過下去。就這樣他們成了各種開脫與藉口的囚徒,過一天算一天。
這是個亙古不變的問題:貧窮會在羞辱中自暴自棄,所以為了看清、理解、感受到貧窮,你必須要靠近。沒有誰能隔著一段距離弄清楚什麼是貧窮,你必須伸出手去觸摸。承認與靠近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務實且立即地做出反應,因為具體的善行永遠稱得上是公義之舉。
但如果我們不希望這一切淪為單純的福利主義,那我們就需要跨出第三步:反思前兩步,然後敞開心胸去接受必要的結構性改革。實事求是的政治體系要負起責任,偕同所有受到影響的人一起去設計這些改革,也引入受影響之人的力量來推動這些改革,並不忘尊重這些人的文化與尊嚴。只有一種時候我們可以低頭看人,那就是伸手要把他們拉起來的時候。一如我曾在某場演講中對台下有信仰的男男女女所說:「問題不在於如何餵飽窮人、給赤身露體的人穿衣,或是去看望生病的人,而是要給他尊嚴,承認貧窮、衣不蔽體、患病、坐牢或無家可歸的他們應該跟我們同桌吃飯,在我們當中有『在家』、有跟我們是一家人的感覺。這是天國在我們心中的表徵。」
在後疫情時代,不論是技術官僚的管理主義或是民粹主義,都不能完全滿足我們的需求。唯有扎根於民眾、對民眾自發性的組織抱持開放態度的政治形態,方足以改變我們的未來。
當以個人或經濟體的身分,開始把財富的累積當成我們首要目的時,我們就已經以某種形式犯下了偶像崇拜的行為,並任由自己被套上了鎖鍊。世上有如此多的女性與兒童遭到剝削,只為了供人一逞他們的權力欲、獸性與金錢貪欲。我們的兄弟姊妹正被奴役於暗無天日的倉庫裡,只能當個紙上不存在的非法移民,或是掉進賣淫集團的掌心。萬一今天處於這些險境中的是年幼的孩子,那事態又會更加不堪,而那背後都少不了少數不肖份子的利欲薰心。
人口販運往往與其他的全球性弊病─軍火暨毒品走私、野生動物與人體器官的交易─脫不了干係,而這種種惡行都是這世界不斷墮落的原因。這些廣大的犯罪網絡能順利創造出數千億美元的暴利,其背後必然有權傾一時者的出力,而國家或政府對此往往無能為力,唯有一種新的政治,才能結合國家資源及深耕公民社會而貼近問題癥結的民間組織,一起對這些挑戰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