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友宜的辦公桌後就擺著一座斷劍雕像：舊約聖經中的先知以賽亞身披武袍、手舉斷劍，姿態威武挺立。「他們應該把劍化成犁鋤，此乃預言和平及和睦的日子將圍繞在眾人之間」雕像的附錄文字這樣寫著，侯友宜也一直身體力行這樣的寓言。

化刀劍為犁鋤

民國七十五年間，竹聯幫的槍擊要犯劉煥榮被捕，由當時任台北市刑大組長的侯友宜負責偵訊，劉煥榮對侯友宜說：「我反正將來總要被『打靶』的，死前只希望能見母親一面，然後我該結案的一定交代清楚。」

侯友宜看出殺人不眨眼的劉煥榮作風雖狠，但卻是個「對父母親很孝順，對家庭、兄弟姊妹很有情的人」，那時還是戒嚴體系，劉煥榮送交的是軍事法庭，由於罪行重大被收押禁見，要見母親的請求很難被允許，侯友宜向長官請求，「不管是便於我們的工作也好，為他的善良心念也好，總之能否給他一個機會？」檢察官答應了侯友宜的請求，讓劉煥榮向母親跪拜見最後一面。後來劉煥榮果真對檢警的偵訊很配合，釐清許多懸案。

「辦案，不要把人辦絕了，」侯友宜說，法律條文是死的，但執法的過程卻可以有彈性。有些事是法律可追訴，也可不追訴的，例如父母親對通緝犯的金錢資助等，「像這些要不要窮追猛打，還是留一些迴轉的空間？」侯友宜說，如果我們的選擇是後者，「也許不敢說這些人後來會跟警察變成朋友，但至少從監獄出來時，會少一點犯意吧，」侯友宜認為。

I am sorry. Thank you.

這不是一個彰顯警察英雄的時代，但是不少人認為，幾十年來，侯友宜所以能夠成為打擊犯罪的要角，他的反應快、推理能力強，願意不辭勞苦與歹徒周旋等特質之外，更難得的是，侯友宜「對付再壞的人，都能將他的善念激發出來，」跟侯友宜相熟十餘年的一位媒體記者說。

例如在南非武官官邸的挾持事件中，侯友宜跟陳進興斡旋談判，開口就是「阿進仔，方保芳命案，你只有強暴婦女，沒殺人對不對？」見陳進興的反應還算平和，侯友宜又接著說，「我知道你逃亡期間犯案都沒殺過人，你也不會傷害人質，對不對？」就這樣，一步接著一步，阿進仔的「善念」終於被導引出來，最後向南非武官夫人安妮下跪，掉著眼淚說出「I am sorry. Thank you.」。

但是，辦案三十年來，侯友宜也碰過罪無可赦的壞蛋。

他當中山分局刑事組長時，一個計程車司機專挑單身婦女下手，殺人、強姦、強奪被害人財物，還將被害人丟棄到離家很遠的地方，連屍體都刻意讓家人找不到。偵破該案時，侯友宜訊問他：「你為什麼要做這樣慘絕人寰之事？」「因為性的需求吧！」嫌犯回答。「為什麼不去嫖妓，試著紓解？」侯友宜問。「因為良家婦女比較刺激呀﹗」他理直氣壯地回答。

訊問到此，侯友宜勃然大怒，認為這個嫌犯蓄意殺人，沒有悔意，應處極刑。這個歹徒的名字侯友宜永遠也不會忘記，因為他就叫「張正義」。

辦過這麼多出生入死的案子，經常面對的狀態是「該死的沒死，不該死的卻死了，」侯友宜說，有時，前一天還在跟你泡茶、吃飯的傢伙，第二天就被幹掉了。面對五光十色的繁華，看慣人間世俗的無常，尤其三代單傳的兒子，也在民國八十一年間，健康幼稚園娃娃車燒車事件中被燒死，從辦案人變成「被害人」，侯友宜更能感受到受害者椎心刺骨的痛。

「警察是『天公仔子』（老天爺疼惜的孩子），」侯友宜說，「面對人世間的不公不義，有沒有能力超越？」侯友宜替警察同仁，也替自己問。

侯友宜說，他常想起剛從警大畢業那幾年，正邪兩立、嫉惡如仇，經常褲袋裡插上警槍，帶著兩個刑警，就外出辦案了。

「那時的我，劍磨得尖尖的，誰敢來挑戰，我必迎頭痛擊，」他說。三十年後，侯友宜還是強悍，但帶著感性。「除了斷劍以賽亞，我還鍾愛斬妖除魔的中國民俗人物鍾馗，」侯友宜指著辦公室進門的鍾馗水墨畫像說，「你看，他也是劍鞘出一半的。」

燈光映在侯友宜辦公室的寶劍上，斷劍變犁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