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在中國如火如荼地展開。所謂的「新文學」（白話文學），風起雲湧地興起，為中國文學的表現方式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

當時影響的層面，並不侷限在中國本土。新加坡、馬來西亞，幾乎是「同步」跟上這股思潮。

新一代的「馬華文學」內容，主要取材於當地的生活。

「五四」文風吹過南洋

曾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兼職講師的方修在他的「新馬文學史論集」中明白指出，當地新文學的產生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內在的，即當地華人的迫切要求；另一個是外爍的，就是中國五四文學革命的影響刺激。」

大約在十九世紀中葉，華人陸續移民或被當作奴隸販賣到新馬地區，從事拓荒、採礦的工作。到了廿世紀初，他們雖然已經逐漸安定下來，並成為當地政治、經濟的一環，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受到平等的待遇，歧視、凌辱、剝削之類的事層出不窮。

一方面是寄籍異邦的痛苦，一方面是與故國難以割捨的血緣情感，都化成他們創作的動力。「五四」運動興起，白話文學與當時所主張的新思想，傳到新、馬地區，引起當地華人的共鳴，也起而響應，開始運用新的文學形式，表達他們的思想與情感。

一九二○年代開始，陸續有數量較多、形式較完整的小說、新詩、散文在華文報刊上發表。這股涓涓細流也和中國保持一個很「微妙」的關係。

華文報紙的副刊，是新馬華文文學最主要的發表園地。

時緊時鬆，命運相係

方修指出：「每逢中國發生大事件、大動盪，民族危機特別嚴重的時侯，中國文藝和馬華文藝的關係很密切；碰到沒有大事件發生時，這個關係就鬆緩。它不是一個主流和支流的關係，也不是從頭到尾一個狀態，而是一鬆一緊，一緊一鬆。」

於是在平時，他們強調「馬華文藝獨特性」，關心身旁所發生的事，並透過文學反映出「反殖民、反封建、反剝削」的心聲；一旦中國有大事發生，則又和中國緊緊相扣。這種現象在抗日戰爭時期最明顯，也最有成就。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二年間，新、馬華文文學的發展到達頂峰。「這時期寫作人才之眾，作品水準之高，是戰前戰後任何時候都比不上的」，方修說。

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當地寫作人才逐漸茁壯，一方面則因戰爭發生，不少中國作家離鄉南下，匯集在新、馬地區，內外兩股力量加上時局的刺激，或為喚起同仇敵愾、或為鼓勵民心士氣，各式各樣的抗戰文學紛紛出籠，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熱潮。

當時較有名氣的作家如郁達夫、胡愈之等人，扮演著凝聚當地文化力量、推動各項抗日宣傳的領導工作，讓文學直接投入抗戰的行列。

獨立中學存在為馬來西亞的華人子弟提供完整的華文教育。（張良綱攝）（張良綱攝）

中國作家帶起高潮

去年在台北舉行的「抗日文學研討會」中，新加坡寫作人協會會長王潤華在論文裡，談到當時南下的中國作家對新、馬文學的貢獻：他們不但帶領了抗日救亡的歷史使命，他們留下的作品，再加上新、馬土生土長，或已經生根的移民作家的創作，便促成新、馬華文文學的「繁盛時期」。如果沒有他們的參與，又沒抗戰文學運動，相信新、馬華文文學在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二年，不會那樣繁榮，更不會有那樣高水準的作品出現。

事實上，除了抗戰時期，在日本投降到中共竊據大陸期間，也陸續有大批知識份子來到新加坡、馬來西亞，並定居下來，成為華文文學陣營中的生力軍。直到大陸關閉，這種人才交流的現象才逐漸減少。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新馬華文文壇，朝具有「馬來亞特色」的方向發展，反映當地社會及人民的生活、思想與情感，以中國社會為創作題材的作品逐漸減少，但在寫作風格及技巧上，仍持續受「五四」時期作家與作品的影響。

「一直到六○年代，本地作家都是將『五四』的書，視為最佳的學習對象，有許多人還刻意摹仿某位作家的風格」，王潤華表示：「到了七○年代中期，本地讀者發覺台灣不少作品也很突出，看台灣的書才逐漸蔚為風潮。許多寫作的人也在不自覺中，受到台灣作品的影響。」

新、馬華文文學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中國文學的影響，並從中汲取養分；追求獨創性，讓同樣的種苗，在不同土地上開出獨特的花，則是兩地華文作家共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