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譽鵲起時，宋澤萊卻淡出寫作，轉向修行，從禪學一路追索至原始佛教，結果以《被背叛的佛陀》揭開台灣的佛教批判潮流，然後在基督教的異象神蹟中得到救贖。

1985年，他在世人驚詫中寫出《廢墟台灣》，以黑色諷諭進行政治批判，再以《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開創了台式魔幻寫實。然而這種譏嘲，在近年《一枝煎匙》的質樸深刻中又全無蹤影，叫人難以捉摸。

宋澤萊彷彿擁有一整個文學史的文字軍火，各種風格、形式在他手中皆能完美演示，同時又充滿強烈的個人風格。而其政治上深綠、文學上多變、宗教上駁雜的歷程，已成為台灣文壇引人入迷的特殊風景。百變宋澤萊未來還有哪些驚奇？值得期待。

每次，只要宋澤萊出書，不管是卑微的有感而發，或激烈的評論批判，總是以當頭棒喝之姿，轟得人茅塞頓開，甚至讓人招架不住。

事實上，這位生長於台灣農村的作家，最愛的竟是中國古典文學，其中尤以明末文人孔尚任（1648－1718）以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愛情故事、反映南明一代興亡的歷史劇《桃花扇》，神乎其技的文字技巧與修辭，至今仍是他反覆閱讀的枕邊書。

認為「文學歸文學，宗教歸宗教」，作家仍需宗教救贖的宋澤萊，在接受專訪後特別選在家門口「與主同行」的字條前留影，似乎顯示其心靈浪跡之旅已找到歸宿。

古典中國與現代西方

宋澤萊，本名廖偉竣，1952年生於雲林二崙鄉，國、高中時期作文成績頗佳，但淺白的現代文藝並不吸引他，反而是古詩詞的文字美感、音韻與意境，讓他沈迷不已。「文學上我比較喜歡修辭學的研究路線，感覺修辭的世界一片錦繡燦爛。」宋澤萊在高中時就能用文言文和駢體文書寫，這可說是他最早的文字實驗。

北上就讀師大歷史系時期，對他的生命體悟與文學創作都是極重要的轉折點。他開始大量閱讀西洋文學，如愛爾蘭小說家喬埃斯的傳記體小說《一個年輕藝術家的畫像》及其意識流小說《芬妮根的守靈》，以及美國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心理學派作品，更迷上了猶太裔人本主義哲學家與精神分析心理學家弗洛姆的著作。

大一上作文課時，宋澤萊從來不管老師訂什麼題目，總是隨自己所想而寫，識才惜才的陳滿銘老師也任由他去。有一回，陳老師問他：「何不試著寫小說？」一語觸發了他的創作欲望。

宋澤萊從原始佛教轉而鑽研基督教義後，1996年出版異象小說《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藉小說人物「唐天養」闡述自身的宗教體悟心路歷程。

病弱的早慧人生

1973年，宋澤萊在《中外文學》發表第一篇心理分析小說〈嬰孩〉，並以弗洛姆理論為基礎來透視人類的破壞性，包括「戀母情結」、「戀屍性格」、「虐待性格」、「自我迷戀」等糾葛複雜的情緒。由於主角塑造得太生動，讓《中外文學》主事者顏元叔以為是德、法心理小說的譯稿，一度要求他必須「交出原文」才能刊登。

這篇小說在當時引起不小的震驚，畢竟，一個20歲的大男孩，怎麼懂得那麼多幽暗的心理糾結？

因為家境清貧、體質孱弱，宋澤萊就讀大學時被診斷出患有腎結石，常痛得無法站立，也無法連續坐著上兩堂課；藥物造成畏光、畏噪音的神經衰弱後遺症，更讓他覺得自己像是「大好時光裡自折而早衰的蒲柳，臉上透著慘白而死亡的顏色」，這，或許就是〈嬰孩〉苦痛的由來。

以現在的說法，〈嬰孩〉是典型的現代主義小說，對宋澤萊而言，則是個人身心靈狀態的記錄及追索。「那時總覺得必須將腦海裡自幼累積的悲慘影像傳達出來，誰知道，這竟不是一個解脫，而是一個悲慘的起點。」

宋澤萊在參禪近10年後出版《被背叛的佛陀》，大膽駁斥台灣的傳統大乘佛教，卻也引來各方砲火回擊。

農村悲歌《打牛湳村》

1975年畢業後，宋澤萊被派往彰化福興國中任教，從校園走入社會，他逐漸意識到農村的貧窮困頓，文學觸角也從封閉的內心世界拓展到社會變遷。宋澤萊認為，「1950、60年代，台灣工業起飛、經濟繁榮的背後，其實是執政者有計劃的犧牲農業成就工業發展的騙局，造成農村人口外流，傳統生活被解構。」秉持農村子弟的使命感，他想藉文學創作「狠狠地拆穿執政者的假面具」。

他開始尋找適當的寫作形式，想用一種古樸、反技巧的敘述方法來從事他的現實描寫。「打牛湳村」系列則是此時期的代表作，其中〈笙仔與貴仔的傳奇〉反映出農村小人物無力對抗商販的挫敗心情，而以日記形式寫下的〈糶穀日記〉，更是他自己的親身經驗。

〈糶穀日記〉敘述一位到城市發展的村中望族林白乙，因為企業倒閉，急需一筆錢另謀發展，竟把腦筋動到純樸的鄰里鄉親身上；他覷準了農民飽受糧商剝削的焦慮怨憤，以高於市價收購稻穀，說明先付3成訂金，約定日期再結清餘款，直到帳款遲遲未付，村民才知道這被眾人視為救星降生的望族子弟竟是騙子，且因買賣時僅以口頭約定，稻穀被騙雖是事實，但在法律上卻形同拱手送人，連詐欺罪都告不成。

作家高天生在〈新生代的里程碑〉中寫道：「宋澤萊是台灣文學有史以來，最有計畫去描寫變遷中的台灣農村，反映農人的喜怒哀樂及困頓的小說家，而其『打牛湳村』系列，也是文學史上表現農村問題最生動且深入的小說。從這個觀點看，宋澤萊已繼鍾理和、黃春明之後，把鄉土文學又帶入一個新的里程。」

這本宋澤萊寫給「台灣兄弟姊妹」的「人世間小書」──《蓬萊誌異》，以申冤的心情為1979年以前台灣下層社會的掙扎與苦悶留下記錄。

心靈流放中的堅韌不屈

1977年，宋澤萊在屏東林邊中隊服役時，發生所屬海邊班哨一名患有迫害妄想症的老士官，開槍射殺十餘名老兵的悲慘事件。

當時首先衝進現場、目睹屍橫遍地、同袍們「被巨大子彈打穿的身子破散有如醬果」的他，連續一個多月在恐懼與悲傷中不能入眠，後來奉調佳冬海岸、小琉球，才使他「復甦若干潰散的心魂」。為了從慘劇中解放出來，他以浪漫主義手法寫下一系列半虛構半真實的小說，書寫對象也從農村轉為濱海小鎮。

在《等待燈籠花開時》中，故事人物的愛恨與無奈彷彿日常所見，但不管生命遭逢多大的不公與磨難，宋澤萊都不讓他們逃避、萎靡甚或結束生命，而是勇敢且堅強地逆境求活，無論是〈岬角上的新娘〉脖子上的刀痕、〈漁仔寮案件〉被通緝的少婦、〈等待燈籠花開時〉那對被城市生活摧殘殆盡的苦命鴛鴦，宋澤萊都要他們扛下生命重擔，像稻田旁的稗草一樣，雖卑微卻堅韌地活著。

1976年以本名廖偉竣出版長篇小說《廢園》，之後又改寫為《惡靈》。

自然主義《蓬萊誌異》

退伍後重拾教鞭，再度進入社會，他更瞭解到人是一種有條件的存在，那些條件與生俱來，往往將人一直帶向淒慘境地，有時人們本身並不清楚這種限定，「更可怕的是，知道這種限定，但無力去革除，只能張著眼睛，注視悲劇的來臨，」宋澤萊說。

1980年出版《蓬萊誌異》，一則又一則近距離真實描寫的故事，讓人既心痛又心寒；〈白騖鎮的回憶〉裡那對過怕了苦日子的夫妻，不願花錢醫治才出生5天急需開刀的孩子，眼睜睜看著親骨肉死去；〈棲鷹山城行腳〉會武術的父親為了賺錢，不惜把才4歲的兒子弄得像殘廢般肢體扭曲，還逼著練刺喉術、鼻孔吞劍等功夫。

對這些早年台灣下層社會的真實景象，宋澤萊是以「伸冤」的心情營造故事。

「我拚命想留下我的社會見證，他們的畸慘超乎了中層以上社會知識階級所能想像。我們殖民地的父老有著許多的委屈、痛苦要訴說，那些心裡的話由於嘴巴被堵而無法傳遞到每人的耳中。」他的「筆」成了鄉親父老的「口」，將這些檯面下的遭遇記載下來，真實呈現。

直到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認為當局羅織罪名、台灣意識強烈的宋澤萊氣得發抖，並選擇以更直捷的詩來抒發心中所感，1981年寫下兩百多行的台語詩〈若你心內有台灣〉：

太平洋水冷清清

回歸線上好光景

蕃薯粒粒好收成

甘蔗大欉萬事興

若你心內有台灣

大家合唱台灣歌

1983年，《福爾摩莎頌歌》出版，「這本詩集的寫作對我影響重大，使我一下子進入台灣的感情中心地帶，促使我對台灣風土、歷史做了全盤考察。」然而當時仍處於戒嚴時期，「美麗島事件」後風聲鶴唳未歇，部分文壇作家甚至開討論會「聲討」這本詩集，但他不改本色，「頂多從此封筆，不在文藝界闖天下，即使此生默默也很好。」

1988年出版浪漫時期作品《等待燈籠花開時》，書中人物不管遭逢多大的不公與磨難，宋澤萊都讓他們勇敢且堅強地逆境而活。

公害小說《廢墟台灣》

對世事如此灑脫，緣於創作台語詩時，他一度從自學打坐轉向參禪，與禪宗接觸的結果，讓他得以將半輩子的重擔甩掉，「有30年之久，不曾這般輕鬆愉快地活著，」宋澤萊說。

當時仍孤家寡人的他，住在租來的小屋裡過著閱讀禪書打發時間的生活，專一於悟境沒有心思寫小說。後來在友人的激勵下重拾創作，由於打坐讓心靈異於往常的潔淨，對於逐漸遭受污染的環境也變得難以忍受。

1983年，台灣接連發生了三晃公司的農藥公害及李長榮化工廠污染事件，隔年，政府又宣布將興建二十幾座核電廠，這些事件讓宋澤萊萌生寫「公害小說」的想法，1985年出版未來小說《廢墟台灣》，獲選當年最具影響力書籍之一。

《廢墟台灣》的虛擬背景，是2000年台灣的政權由「超越自由黨」所掌控，短短5年，島嶼便和世界失去所有聯繫，人船均禁止進出。2010年有消息指出，島嶼一夕之間毀滅，4,000萬島民滅絕，國際將之宣佈為禁區，直到2015年來探險的外國學者透過「李信夫」的日記，世人才知曉島嶼的悲慘命運。

在電視台擔任攝影師的「李信夫」，透過日記，真實記錄下一幕幕「廢墟撲擊」的警訊：4,000萬人口的空間壓力、堆積如山的垃圾、核電廠輻射外洩、瀰漫城市的浮塵風暴、置人於死的噪音渦流、飆高的自殺率、無情格殺異議者的冷血軍事行動……。

1980年代政府計劃在台灣蓋二十幾座核電廠的政策，讓宋澤萊萌生寫「公害小說」的念頭。1985年出版《廢墟台灣》，獲選當年最具影響力書籍之一。

警世寓言

《廢墟台灣》中，比起外在環境的沈淪，人心的漠然、虛無與自我放棄，更令人悚然。在這個奉行「人不是什麼！」的絕對物化社會中，人們無所謂未來，無所謂價值，也「無靈、無神、無善惡、無懲罰、無羞恥」，只是一群不思不想的行屍走肉。

這些新社會菁英，要的是一種馬上可以抓得到、看得到的、確定的東西；其他所謂的可以憧憬的、可以永恆的人生價值觀，則被證明是一種錯誤。

但反對派的知識份子呢，他們不是應該挺身而出控訴不義嗎？宋澤萊以極盡尖銳的筆調，形容在新社會被看管得很好，卻被底層社會譏諷是「麻醉豬」的知識者：「這些知識份子都學會一套妥協的技術，他們半抱琵琶半遮面，一面做小批評一面示好，結果養成一種被豢養的心態，他們小心翼翼，唯恐禍及自身。」

最後，視覺控制專家透過「電視教育」，使人在夢與現實中被影像的暗示所占滿，人民有如被鬼魂附身般，一波接一波無端地跳樓、飛車肇禍、墜海，然後一批又一批地死去；勉強清醒不受「電視教育」影響的人，卻難敵失去摯愛的痛苦而選擇自殺，終而使這個失去愛與希望的島嶼成為廢墟。

《廢墟台灣》出版不久，蘇聯的車諾比核電廠發生大爆炸，成千上萬的人遭到感染並威脅到整個歐洲，情況就像書中所寫。

「這不盡然是本預警台灣的小說，而是在影射集體人類的未來，任何一個國家假若不願正面解決能源所帶來的巨大課題，那麼他們未來的社會生存樣態都將岌岌可危，」宋澤萊表示。

當時人們以黑色小說來看待本書，但如今地球資源瀕臨耗竭，氣候變遷危機日亟一日，加上環境污染、山林濫墾，以及各種人性、文化的汙染，在在令人心驚。而視覺控制的「電視教育」呢？變身「三足怪物」的知識份子呢？是否也反映在這幾年「媒體治國」和「名嘴爆料」的怪異現象上？

宋澤萊有計畫地描寫變遷中的台灣農村，反映農民的哀樂及困頓，1978年出版《打牛湳村》震撼台灣文壇，隔年獲第10屆吳濁流文學獎。

台語文創作推手

除了作家與教師身分，宋澤萊同時也是台灣本土意識及新文化的重要旗手和理論奠基者，1986年創辦「台灣新文化」雜誌，提出「去中國化」、鼓吹「台灣民族論」，大力提倡本土文化與台語文學，掀起一波台灣文化改造和文藝復興運動的熱潮。為了證明台語文也能創作現代小說，1987年出版《弱小民族》，其中最重要的〈抗暴的打貓市〉，全文近3萬字，完全以台文書寫。

「台灣新文化」雜誌在戒嚴時期經常被警備總部搶書查扣，在發行約20期後被迫停刊。但他對「母語文學運動」的推廣與堅持並未因此受阻，2001年國民教育普遍教導母語，他更致力於台語詩的創作，「只有以母語寫詩，才能充分把握詩的韻律及民族情感。」同年出版台語詩集《一枝煎匙》、《普世戀歌》。

佛陀與基督

出版《弱小民族》後，結婚生子，養育3名兒女的辛勞及經濟壓力，逼得宋澤萊毫無喘息空間，精神的困頓也日益加深。為了度過這個危機，他開始研讀原始佛教《雜阿含經》，著重佛陀在世時，那些比丘是如何度過「一切具遭剝奪」的卑微人生。1989年出版《被背叛的佛陀》上下兩冊，以「你是否背叛了佛陀而不自知？」的大哉問，開啟台灣「批判漢傳佛教」的潮流，卻也引來極端的批判與不滿。

在書中他坦承，儘管自己依教修行，並自認已「提升境界臻於阿羅漢之涯」，終究生活現實截然不同，「佛經從來沒有說阿羅漢會有3個小孩，而且和太太住在一起。」在困境無法完全解除下，1993年宋澤萊又轉而鑽研基督教，之後接二連三發生許多異象，讓他對基督教的神蹟大感驚奇，於是勤讀〈四福音書〉，以探索耶穌和使徒在世的原始基督教義。

宋澤萊曲折而似離經叛道的宗教經驗，雖引發爭議，但他的求道之心始終真誠而強烈。1996年，他出版異象小說《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以一個黑社會青年興衰起滅的過程為軸，文體既武俠又靈異，同時藉主角「唐天養」來闡述自身的宗教體悟。

「我為讀者講故事，同時也為自己治病，只要我握住筆，進入故事中，就會暫時脫離這個苦難的紅塵人世，使自己心神清亮起來，」他如此解讀。

百變之外又一變

年過半百後，宋澤萊結合了生命歷程與社會關懷的文學探索依舊猛銳有力。對政治一向關注的他，2002年出版《變成鹽柱的作家》，巧妙運用聖經故事寫出引人深思的政治寓言，2004年出版《誰能當選總統？》，則是他親身參與這場大選並揀選各種關聯事件，逐日做成的紀錄評論。

曾獲吳濁流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小說獎、吳三連文學獎的宋澤萊，期許台灣能有計劃性培養專業作家的制度，讓有創作才華的人可以無後顧之憂專心創作。

兩年前他自教職退休之後，在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攻讀碩士，最近雖忙於撰寫論文，但已擬好以台語文書寫台灣歷史的大型寫作計畫。相信不久的將來，台灣文壇必定能再次感受到宋澤萊式的文字魅力與震撼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