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母親
在Zwedru服務兩個月後,宋睿祥又被調去「救贖醫院」(Redemption Hospital),負責急診室和病房。「救贖醫院」位於Monrovia市中心,是當地規模最大,專門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的醫院。由於緊鄰Duala大市集,加上周圍10公里內集結了3個難民營,因此病床經常爆滿,醫療服務供不應求。
「救贖醫院」最讓他難忘的,就是位於陰暗角落的產科病房;陰暗鬱悶的產房,反映出賴國婦女永遠被擺在社會最底層,一如產房般擁擠、無聲、被忽視。
「非洲婦女的生育率相當高,而這裡的母親永遠想要更多的孩子。」初始,他會規勸婦女避孕,但慢慢的,他開始理解,在這個兵荒馬亂的國家,孩童死亡率實在太高:周歲以前最怕營養不良或肺炎,而直到5歲,像感冒一樣普遍的瘧疾,往往在兩、三天內就會奪走一條脆弱的小生命。
正因為這裡的母親永遠處在隨時可能失去孩子的恐懼中,唯一讓她們安心的方法,就是不停的生。瞭解了這個無奈現實,宋睿祥對於非洲母親們甘冒風險,年年懷孕、年年闖一回鬼門關的勇氣,只有更加敬佩。
死亡前的最後一站
先進國家的加護病房,充滿各種尖端、精密的醫療儀器,然而,在資源匱乏的「救贖醫院」裡,加護病房僅是一個擺著7張病床、幾瓶氧氣筒的房間,甚至連最基本的呼吸器(緩和呼吸衰竭症狀)和升壓劑(提升血壓的藥物)都沒有。
負責急診室的他,剛開始很抗拒到加護病房工作。
「在這裡與死神拔河,幾乎註定是失敗的。作為醫師,我們沒有成就感,只有永無休止的無奈與悲涼。」由於診斷和急救設備極端缺乏,病人又往往拖延太久才來就醫,死亡的速度驚人。
「很多時候,我根本還沒搞清楚病人得的是什麼病,他就撒手人寰了!」他曾在一天之內簽下6張死亡證明書而難過得痛哭。身處異鄉,面對生死課題,他突然發現自己的「不能」──不能醫治、不能幫忙、不能改變。他自問:醫師究竟能做什麼?
初到加護病房服務,他曾因當地醫護人員的散漫態度而生氣,但是一個月後,天天面對死亡,他發現自己也開始感到麻木,甚至跟醫護人員一樣,看到入院病人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評估他到底還能不能存活?該花多少資源去救治?
「我發現自己在面對一個非常現實的課題,那就是我必須接受,很多時候只能束手無策地看著病人死去,什麼都不能做。」宋睿祥形容,那就像握著一把沙,卻只能看著這些沙靜悄悄地從指縫間流逝。
這樣的心情,讓他憂傷也感到焦慮,更對每天的加護病房工作有著揮之不去的深沉無力感。所幸瑞典籍護士克麗絲提娜的一番話,改變了他的想法。
克麗絲提娜告訴他:「當病人躺在床上時,我們至少可以為他維持生命尊嚴,即使只是擦個澡或翻個身,都可以讓他知道,他是有人照顧的,而不是孤寂地等待自己的呼吸終止。」
宋睿祥開始認真思索,現代醫病關係中,醫者過於著重症狀治療,而忽略病人是否被關心與照顧:「對一個醫者而言,在旁邊唱高調很容易,但是去照顧別人不願意照顧的病人,甚至不在乎弄髒手為病人把屎把尿,才是最實際且真實的情操。」
這番體悟,讓他年輕的臉龐重新綻放笑容。因為讓重症病人在臨終前一刻,知道還有人在乎他、願意照顧他,提供這樣的信心支援,對他和病人來說,都是一種心靈成長和解脫;讓醫者樂觀踏實,病者也安詳無懼。
學會說「不」
剛到賴國執行醫療任務時,宋睿祥充滿熱情,想竭盡所能想拯救所有的人,直到他在MSF的 Zwedru基地總召彭丘堅持下,不得不對一位感染肺結核的病患說「不」──不讓病患從Zwedru這家小醫院轉到唯一有結核藥物的「救贖醫院」──時,才終於暸解,「任何人都無法在同一天拯救全世界。」
21世紀,結核病在愛滋帶動下捲土重來,結核病的療程至少需6個月,通常治療一個月後,病人身上99%的病菌就可被消滅,但是殘留下來的1%才是關鍵。如果因掉以輕心而中斷服藥,不但日後會結核復發,還會造成最可怕的「抗藥性」結核菌種。
而考量到這位病患不可能留院6個月,一旦從「救贖醫院」出來,在流落街頭無處覓食下,極可能回轉Zwedru。別說Zwedru根本無藥物可供治療,就算有一天有藥了,恐怕也將因病菌已產生抗藥性而無效。
宋睿祥解釋,舊蘇聯解體後,許多附屬國就是因為結核病治療不完全,最後爆發大規模、多重抗藥性的結核感染,此時治療藥物不僅昂貴、副作用大,且療程要拖長到一至兩年,社會付出的代價更大,造成的悲劇更多。
「如果我執著於自己的善行,最後反倒造成更大的災難,那就太自私了。」這時宋睿祥才明白,「付出」不能一廂情願,有時必須跳出事件本身,關照到更大的遠景;有時狠下心來說「不」,才能讓群體得到較佳的利益;輕率地說「好」,反而可能埋下更大的禍根。
面對死亡
非洲有數種第四級(最危險級)病毒,其中最知名的是「伊波拉」病毒和「拉薩熱」。1970年代,拉薩熱在西非奈及利亞被發現,目前全世界每年約有50萬個病例,而賴國正處於疫區。
拉薩熱潛伏期為15至20天,初期症狀和感冒很類似,但病人到了末期,會咽喉腫脹、七孔出血,死相淒慘。在此地沒有任何先進免疫學檢查、一切只能依靠臨床經驗的情況下,要診斷出拉薩熱簡直難上加難。
某天夜晚,宋睿祥正在值班,一名疑似罹患感冒的年輕人被送進急診室,住進加護病房的隔天就死亡了。當時值班的德國老醫師見過拉薩熱病人,自己也曾染上拉薩熱,因此懷疑這是一起拉薩熱病例。
身為第一個接觸病人的人,宋睿祥成為受感染的高危險群。為了安全起見,包括他在內,所有接觸過該名病人的醫護人員,必須連續服用特定藥物10天。明知藥物副作用會導致全身無力,但大家心裡最驚惶的卻是:這種倦怠感真的只是副作用嗎?還是已經出現拉薩熱的初期症狀?
「在還沒有獲得最後答案前,病人臨終時浮腫驚恐的臉龐,宛如夢魘般揮之不去。第一次,感覺離死亡這麼近,而我對死亡竟然有這麼深的恐懼,」宋睿祥說。所幸漫長的10天觀察期終於平安度過,讓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
槍林彈雨中
2004年10月29日,賴國再度爆發內戰,第一次在真實生活中聽到槍聲,再一次,死亡的恐懼強烈來襲。但堅毅果決的MSF任務領袖卻決定組成「先鋒部隊」,從宿舍穿過火線,進入傷患累累的「救贖醫院」進行搶救。
宋睿祥還記得,當時他坐在車子裡,四周充滿詭譎不安的氣氛;街道佈滿石塊和木棍,所有商店大門深鎖,甚至經過檢查哨時司機發現不對勁,踩足油門飛馳而去時,四周暴民丟來的石塊發出的巨響,在在令他膽戰心驚。
一路惴慄抵達醫院之後,受傷患者川流不息地送進醫院,醫療團隊從中午忙到凌晨兩點,宋睿祥餓到血糖過低,隨手抓起硬得像石頭一樣的緊急預備糧狂啃,並打開一瓶可能已經過期好幾年的玉米罐頭當配菜,嚥下了此生永難忘記的一餐。
然而就在此刻,他終於體驗到真正的「無國界醫師」精神:「雖然在過程中的每一秒,我都可以真切感受到自己深層的死亡恐懼,但,我是一個MSF人,我要到別人到不了的地方,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這不是一種英雄主義,而是單純決定在每個當下,我的生命要為別人付出與貢獻!」
儲備能量再出發
兩年前,他結束MSF任務返台,在林口長庚醫院擔任一般外科住院醫師,繼續加強醫療專業能力。等5年訓練結束後,他還計劃出國進修,以便未來繼續為世界各地的病人服務。
宋睿祥表示,在台灣行醫實在很「奢侈」,醫師動輒替病人照X光、做核磁共振檢查,「我們幾乎忘記醫師雙手雙眼的敏感度,忘記人與人之間真實的互動。」在部落格中,宋睿祥難掩他在台灣「醫院的洪流中打滾」的厭倦,尤其聽著身邊同事抱怨升遷、薪水,聊著醫院中的八卦緋聞時,那種恐懼自己將喪失醫者熱情與夢想的感覺,分外令他焦躁難忍。
「老實說,我很驚惶,因為我發現自己其實不屬於任何主流團體……」(「Honestly, I am panic, because I found I am not belonging to any group in the main trend group.」)這是宋睿祥返台一年半後,用英文在網站上透露的心聲。這位孤傲獨行的年輕醫者,在經過MSF的烽火洗禮後,已變得沈穩內斂,但他深藏心中的那股騷動,將帶他走向何方?又能給台灣醫界何種啟示和改變?猶待觀察。
「無國界醫師」(MSF)簡介
於1999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無國界醫師」,是一個國際醫療人道救援組織。自1971年成立以來,致力為戰亂、天災和疫病的受害者提供緊急醫療援助,也為一些醫療設施不足的地區施以基本醫療服務,並協助它們重建醫療系統以達至自給自足。
「無國界醫師」目前的服務範圍廣佈在全球70多個國家。每年,逾3,000名來自60多個國家的志願人員,包括醫護、後勤專才、食水衛生工程人員及管理人員等,被分配前往不同地方參與人道工作。
MSF最近幾年和許多非政府組織合作,大力推動「病者有其藥」,讓愛滋、瘧疾等病患得到治療,也希望藉道德壓力,要求先進國家藥廠釋放專利權給開發中國家生產,以降低藥物單價,讓病患獲得醫治。(郭麗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