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清水專案」
事實上，汴京除了保持排水溝清潔，因城內河道縱橫，常有決口之險，易造成水災泛濫，於是對侵佔溝渠、設置障礙物者，朝廷或直接干預，或令開封府監督進行拆除。
仁宗時，對於興建違章建築阻礙排水的官僚貴族，開封府還可以直接向朝廷彈劾。比如有個官大勢大的家族，靠近惠民河築園榭，造成河塞，鐵面無私的包青天就將它全部拆毀，還下令若有人再敢侵佔河川地，立刻上奏彈劾。「正因為有了較好的排水管理制度，並能認真執行，所以京師雖屢遇大水，都能化險為夷」，《宋代東京研究》一書作者周寶珠指出。
汴河也因此保障了汴京在五代、宋朝的繁榮。美術史教授蔣勳在提到描寫汴京生活的清明上河圖時就說：「今天看清明上河圖，可以感覺到北宋徽宗年代對首都上河的重視，皇帝請畫工調查漕運和兩岸商店與人民的生活，將其描繪成圖像，每次看圖都令人想進一步再次了解我們居住城市河流與我們的關係。」
許多城市都在大河畔興起，如果城市是身體，河流就是血管，可惜今天在台北已經無法感覺與水的密切關連。但台北成為一個重要城市，是因為有一條重要的河流——淡水河，「現在堤防將河流封死，加上污染，已經感覺不到它曾經以其血液不斷撫育這個城市……」蔣勳感嘆。
城、鄉互惠
有美麗的河流，也需要乾淨的地面。《馬可孛羅遊記》中記載，有各地外國人來往的元代大都城：應知城內不許埋葬遺骸，不論是有偶像的教徒或基督教徒、回教徒、他教之人，亦運屍於城外，由是城內能保衛生。
五代後周世宗擴建汴京，也規定新城不准埋葬和設置色情場所，目的除了保持新建城市的整潔、秩序，也希望城市留有發展餘地。戰國時代秦國就規定過，隨便丟棄垃圾，必須接受處罰。
至於讓今天台灣許多城市頭痛的垃圾問題，由於城外仍保留許多農村景緻，加上過去不易分解的垃圾畢竟比今日少，因此城市雖然持續發展，城市的汙穢物，由城郊土地取得當肥料，農作物產量因此更高，這幾乎是自古城鄉互相配合、兩相受益的定律。
《中國古建築與都市》書中指出，中國城市裡的汙物處理，通常是由私人經營的手推車負責，他們在晚間逐戶從廁所收糞便，然後運到城外周圍的農場，作為堆肥用的肥料。可惜今天垃圾問題比過去複雜，農業又逐步瓦解，農地因為都市土地被炒作，也跟著水漲船高。鄉村都想變都市，垃圾處理不但不可能再有城、鄉互惠的可能，各縣市不為垃圾展開大戰已屬萬幸。
周世宗拆違建
根據主計處估計，台灣攤販總從業員高達卅七萬人，台北市攤販的數量已經到達每兩家正規商店，就有一家攤販。主計處更發現，去年攤販平均營業額達一百一十八萬，不只造成不公平競爭，政府也損失許多稅收。
由於商業的發達，五代以後的城市，可以說和今天台灣一樣，到處都是地攤，兩旁做生意的把京城的大街越擺越小。
宋真宗時就曾為街巷狹隘，命謝德權將道路恢復原狀。謝德權受命後，先拆毀貴要的邸舍，一時議論紛紛，真宗只得下詔制止。謝德權上書指出，今天都是些權豪侵街建屋，造邸店收取租費，不拆，落百姓口實。真宗只好允許他的請求，先從權豪下手，規定了街和巷的寬度，登記簿籍，甚至在馬路上樹立「表柱」。
不過解決老百姓在街道上違建較成功的，卻是五代後周世宗。尤其汴京在成為宋朝首都前，因為位於大運河與黃河相交處，大量漕運在此轉運，人口增加很快，城市居住擁擠。為了適應居住與商業發展的需要，周世宗擴建汴京城，同時大刀闊斧地將大梁舊城中侵佔街衢、蓋違建，以致大車無法通行的街道拓寬。
由於城裡居民侵街為舍已很嚴重，街道狹窄，必須強制拆遷，就和今天政府拆違建一樣，周世宗的都市更新也招致抗爭，即使大權在握，改造都市，明君仍須步步為營。他的策略是先安撫天下人說：改建京城對百姓生活影響確實不小，怨謗之聲，我願全部承擔，都市改建之後，所有人都會受利。
世宗倒不是說說便罷，為了減少民怨，接下來他就規定城內街道寬五十步者，兩邊人戶，可以在五步內種樹、掘井，和修蓋涼棚；三十步以下至廿五步者，則在三步內進行綠化。他在疏濬汴河後，為防止河川地再次被佔用，也准許京城居民環汴河栽榆柳、起台榭，增進都會景觀。
家家都種樹
《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作者楊寬指出，允許兩邊人戶各自佔有街道十分之一，在門前種樹、掘井、蓋涼棚，此舉同時可以使街道綠化、便於用水，樹與井也可以用作街道的標記，用來防止住戶侵佔街道。
防範老百姓違規佔用道路、河川地，又達到綠化效果，果真一舉兩得。不過，規定老百姓種樹，不是周世宗的創舉，綠化最成功的城市也不是汴京。
東漢時代王莽就規定，「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意思是城市民宅內一定要種樹，否則將受到懲罰。
四川成都在經宋末、明末兩次戰亂後，清朝乾隆年間四川總督李世傑重修城垣，在重新規劃的街坊完工後，命人在內外城隅遍種芙蓉，還間植桃柳，讓整個成都「蔥蔥鬱鬱，蔚為茂林，匪惟春秋佳日，望若畫圖。」
漢學家李約瑟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書中曾提到，中國北京由高處望去，很少看得見突出樹叢之上的屋頂。當時北京人口密度比許多歐洲城市都高，但是因為樹木眾多，城市仍保有花園的性質，很難讓人相信城中的樹比城外更多，「從這些優點上看來，北京像一個樹林，只有最重要的屋頂可在樹頂上看出來。這意味人口的密度達到高水準，然而仍保存一種幽隱的感覺。」
你住綠色園林，我住水泥森林
蔣夢麟先生在《西潮》書中也提到，「根據由來已久的皇家規定，北京城裡只准種樹，不准砍樹，年代一久，大家已經忘了這個規矩，卻在無形中養成愛護樹木的好習慣」，他認為，這個例子說明瞭制度本身雖被遺忘，制度的精神卻已深植人心。
除了種樹，中國私人園林在城市中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周寶珠指出，園林不只是社會上層人物的生活場所，更是市民文化的重要舞台。明代以後，在江南城市中，一般市民在狹小的空間一樣追求園林的情致，也使園林長久來美化與保護了中國城市環境。
至於今天的台北市，已開闢的公園綠地面積，包括陽明山國家公園與木柵山區，和巴黎相較之下，台北土地面積是巴黎的兩倍多，平均每個人分到的綠地二．四七平方公尺，只有巴黎人的五分之一不到，別說無法與歐美城市相比，也落後大部分的亞洲城市。
前任台北市長黃大洲為了一改台北「水泥森林」的稱號，鼓勵大家種樹，有一陣子可以見到許多公共建物上到處長滿爬牆虎。可惜台北空氣污染嚴重、許多行道樹又老是遭到路邊商家虐待，樹根又淺，去年幾個颱風下來，台北市就更灰撲撲了。
今天台北情侶約會、朋友聚首，往往只能躲到公共安全設施不佳的KTV、MTV去高歌一曲。因為公園、綠地等休閒設施缺乏，人行道上違規停車，情侶散步連手拉手都沒辦法。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可能現代台北市政官員沒有人記得孔子說過「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治城要與治國一樣，緊張、勞苦的生活中，必須要有休閒娛樂，城市裡就需保留多一點的休閒空間。
過去官方圍建城池，城中常常保留大量的農田、園圃、山林、川泉，不僅使圍城威脅減少，大片空地——不是準備作為建地，而是配合水源，開闢為公園、遊覽勝地，常常成為百姓同樂之處。長安城在城南就設有芙蓉園、曲江池，是民間與皇家同樂的地方。山東濟南的大明湖更讓劉鶚完成了《老殘遊記》。
《東京夢華錄》裡形容清明節的汴京，每逢節日「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囿之間，羅列杯盤，互相勸酬，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庭，抵暮而歸。」
南宋建都杭州後，西湖也由天然蓄水庫變成首都的風景區，帝王將相、地主富商將之當成安樂窩，上百萬市民和全國各地來到首都的流動人口以此為大公園。外國來華的使節、商人、僧侶，也無不到西湖遊覽和進香。歷代來亭台樓閣、寺廟精舍不斷修飾、充實，而有「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吹的遊人醉，卻把杭州做汴州」的風景佈局。
汴京瓦市、北平天橋
除了到公園散心，城中心更熱鬧，隋唐佛教寺院大規模興建後，不少寺院建有園林，常常成為都城中居民遊樂之處。唐代長安居民就以寺院道觀作為遊覽場所，既有名家書畫的佈置，又多園林盛景，更多栽名花，常是遊人會集之處，詩人吟詠之所。長安寺院更進一步設有表演歌舞和百戲的戲場。
北宋都市裡特殊的景緻之一，就是戲場或演藝場集中的「瓦市」，藝人常常就在街市的空隙地段表演，就像今天歐洲許多大都市的街頭表演，但更具規模。許多瓦市，最大可容數千人，由於瓦市的發展，民間藝人大為活躍，技藝也不斷提高，市人演說小說、講史和小唱，儲宮調、雜劇與雜班，傀儡戲、影戲和喬影戲、商謎，花樣繁多。
清末民初，北平天橋廣場上，也是東處一個棚，西處一個圈，平劇、大鼓、魔術、相聲、評書、西洋鏡，雖然都要花錢才准參觀，但並無票價，隨人給錢，不分包廂，一律平等。
問題不同，道理相通
確實政治、社會制度的不同，今天城市許多問題已經與過去大相逕庭，科技發展帶來的副作用，也讓問題更複雜，例如汽、機車在城市製造的空氣污染，大概過去的能君聖王也會覺得棘手。但和過去相比，我們畢竟也具備了更多解決難題的科技與管理方法，否則其他國家怎麼有資格嘲笑台北？
不論如何，人們在城市裡居住的許多基本需求往往是一樣的。台大歷史系教授徐泓說，從歷史上看，人類世界沒有太多完完全全新鮮的事，天下人都希望住得舒服，文化不同，原則相通，也都需要相同的設施與基本規範。由這點看來，台北人與長安人確實還有一點相似之處，不是嗎？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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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清明上河圖」裡顯示了貫穿開封城的汴河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故宮博物院提供）；台北能成為重要城市，也因為有一條重要的河流淡水河，可是今日的淡水河污染嚴重、溢滿垃圾，人們也感覺不到與河流的密切關係了。（黃子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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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代齊國臨淄城遺址，已經設計有排水道。圖中磚塊間隔堆疊處是過濾污物、避免阻塞水道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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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林是傳統中國城市裡重要的組成部分。圖為頤和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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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汽車，嚴重的空氣汙染，今天城市問題更複雜。圖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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