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據此將人類的思維區分為「正面思考」與「負面思考」。為了健康、長壽，作者鼓勵「正面思考」，以刺激人體分泌有益的腦內嗎啡。至於何謂「正面思考」，作者認為凡事往好的方面想，就是「正面思考」；反之，即是「負面思考」。東西醫理合璧
作者春山出身於東方傳統醫療的世家，他自稱「八歲時，就因為得承全部秘訣，而取得醫師的資歷」。嗣後，他又有機會在東京大學醫學院研究西洋醫學。他意圖結合東方醫學與西洋醫學的努力，值得嘉許。但他是否完成他所宣稱的「醫療觀點的思想革命」，則有賴進一步的探討。
日本是一個善於包裝與行銷的民族，本書基本上也是由一些看似玄妙的醫學名詞所堆砌而成的。它也許可視為一本科普著作，雖然其論述並不嚴謹。譬如，當作者要說明精神壓力是致癌主因時，他寫道：「若因致癌物質導致罹患癌症的或然率為百分之十的話，那麼受到某種強大的精神壓力時，則其致癌率會上升為百分之五十。」作者聲稱這樣的數據是來自於對老鼠所做的實驗。可是作者在另一個地方又指出，人類和動物腦機能上的差別，在於人類有獨特的「大腦新皮質」。既然如此，又如何能以老鼠的相關實驗數據來與人類相比擬？此外，作者認定人類的壽命應可達到一百二十五歲，其理由是：「人類的腦大致成長到二十五歲為止，腦部成長期間的五倍就是壽命，因此二十五乘以五就是一百二十五歲。」這樣武斷的論述，未見作者提出更詳細的說明。
此外，作者在書中一再強調飲食、運動和冥想是健康的三大要素，這並不是什麼新奇的發現。適度的飲食和運動與健康息息相關，早已是眾所週知的常識。至於「冥想」，也無非是作者所說的「正面思考」。只是在這裡又多出一個「α波」的名詞。他指出，當分泌腦內嗎啡時，一定會從腦中發出α波的腦波。而「對於形成α波最有效的是冥想」，「不管做什麼事，都能肯定地去接受，並心存感謝而進行正面思考的話，就可以呈現α波狀態。」其實，中國的儒、釋、道，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在修身養性的教諭上，都有要人謙卑、逆來順受的觀念，這和作者所定義的「正面思考」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正負思考與陰陽學說
作者所提的「正面思考」與「負面思考」，其實是浮濫借用中醫學上的陰陽學說。我們可將「正面思考」稱為「陽性思考」，將「負面思考」稱為「陰性思考」。依中醫學的理論，身體健康與否，端視陰陽兩者是否能維持既對立又和諧的關係。中醫學將人體的抗病機能稱為「正氣」，將致病因素稱為「邪氣」。而正氣又分為「陽氣」與「陰精」。人體的生理活動是藉著陰精來產生陽氣，復藉由陽氣的作用不斷地化生陰精。陽氣與陰精兩者交互為用，滋陰補陽，培本固元，從而形成整個生理過程。要是兩者不能互為增益，終將導致陰陽兩虛，則生命也就終止了。《素問．生氣通天論》有言：「陰陽之要，陰密陽固。而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為聖度。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密，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
春山片面強調正面思考，完全背離了中醫陰陽學說的基本原理。他自稱八歲即得承東方醫學的全部醫療秘訣，實不無誇張之嫌。
本書以新包裝、新術語論述一般人耳熟能詳的養生和保健觀念，而得以在日本暢銷一時，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基本上已是一個富足、安康的社會，人民對生活已別無所求，最大的欲望是延續其滿足的狀態。於是，建康、長壽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並擴大為整體社會的共同期待。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將健康、長壽懸為最高價值的社會中，作者所主張的「肯定、感謝、愛」、「凡事都往好的方向進行正面思考」、「不必把腦筋纏繞在複雜的事情上，順利分泌腦內嗎啡出來就行了」等單一而過度化約的行為準則，才會獲得眾多的知音。為了健康，為了避免因憤怒、憂慮、壓抑而分泌出有毒的去甲腎上腺素，一切情緒都要導引向可以分泌腦內嗎啡的正面思考。譬如，對一位上班族職員來說，「即使進入社長室又被責罵了，也要認為社長所以罵我是為了我自己好，利用正面思考來心存感激就好了。」東施安可效顰？
台灣的社會狀態距日本的富足、安康還有一大段距離，經濟和政治都遠處在摸索與發展中的階段，而在這過程中仍存在許多不公不義的現象，有待我們去克服。在這樣的社會中，憂懼與不滿是難以避免的，而適度的憤怒也是必要的。不滿與憤怒也許有礙個人的健康，運用得宜卻也有助於社會的進步。
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強調「反求諸己」的恕道精神，這是比逆來順受更難得的一種內省工夫。《孟子．離婁篇》有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儒家的「反求諸己」重在修身，而不在養生；慮在天下，而不在一己之軀殼。至於道家的「反求諸己」，則更志在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呂氏春秋．論人篇》：「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
其中「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也可視為是一種「冥想」的境界。「冥想」應不只限於《腦內革命》作者春山所指稱的「正面思考」，而是可飄然遠舉於社會現實之外的想像力，不囿於日常的成規，不向現實屈服，是著重未來面向的創造性思維，也是思想自由的體現。
的確，春山出身醫界而能將「冥想」融入醫理並加以闡發，殊屬不易。在現代社會中，一般人面臨重大的工作和成就壓力，透過冥想，確實可使身心維持平衡，這總比不堪壓力而自暴自棄，或藉由酒精、毒品來麻醉自己要來得「健康」。但是春山將冥想與飲食、運動等同，視之為養生的一個門徑。中國傳統的思想則將飲食、運動與修身結合，與冥想同樣可以提高生命的境界。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當推《周易》，《周易》的頤卦就是專講飲食之道的。
三千年前的腦內革命──易經
《腦內革命》強調運動的重要，但其運動是有目的性的，是為了「增強肌肉、燃燒脂肪」。中國傳統思想則將運動視為宇宙的常理，將剛健與義理相繫。《周易．繫辭傳》：「生生之謂易。」其中「生生」可指宇宙萬物的運轉不息，也可以指人身的「終日乾乾」。《周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咎。」其中，「乾乾」即是勤勉、行事剛健不息之意。需卦彖辭有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也。」在此，「其義不困窮」，正表示有無限的想像空間，則又可以與「冥想」參融並看了。
無論如何，作者提出飲食、運動、冥想為健康的三大要素，確已具體掌握了東方醫學的特質。我們若將醫學區分為預防、診療和復健三大部門，則東方醫學特別著重的正是預防的部門。誠如《腦內革命》中所說的：「東方醫學的醫生是為了不製造病人而有的。職責是在未發病之前的治療，使其不要成為病人。所以，當病人出現在眼前時，就會有一種這是自己失敗的想法。」事實上，即使在西洋醫學中，預防醫學所占的比重也逐年提高。有人說西醫是病理學，中醫是生理學，如今這兩者有逐漸匯合的趨勢。《腦內革命》其實也已透露出這個訊息。
最可取的是，作者提到在診療方面，醫生擁有開藥、手術刀和話語三種工具，而「目前的醫療卻只依賴開藥和手術刀，其實，也可以憑藉話語來進行治療，所謂話語的治療，是指引出患者本身的自然治癒力而言。」的確，西醫在診療技術上常把病人視為一部故障的機器，而以開藥和動手術做為「修復」機器的手段。中醫則把人視為一個太極，部份即整體，重視調和。道教中更將引導、吐納、藥膳與房中術並列為養生四大祕訣。話語治療即透過觀念的溝通，使求治者對自己的身體狀態有正確的認識，進而調整行為和生活習性，使每一個人都是自己身體最好的管理者。《孫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而最高明的戰略即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對醫學保健而言，其最高境界應是不需動刀、用藥，而得以使病體痊癒。
《腦內革命》一書對習慣於西方制式教育者，有一定程度的平衡作用。作者以醫學新知闡明東方醫學價值的努力，值得肯定，雖然他對東方傳統思想的認知時而流於偏差與浮淺。其實，以新名詞包裝舊思想而得以引領出版風騷的著作也不限於《腦內革命》，最近高居書市首榜的《EQ》（情緒商數），只有書名新穎，內容其實平淡無奇。只不過在此講究功利與效率的消費社會中，這種教人「先學會做人，而後學做事」的觀念，顯得特別動聽。
《腦內革命》最大的問題，還不在於科學上的論證和認知，而在於作者以科學包裝而意圖傳佈出來的某些似是而非的價值觀。人生以快樂為目的？
首先，作者以過份化約的唯心論觀點，認為「病由心生」，只要保持良好的心情，則大腦自然分泌腦內嗎啡，從而可以確保健康、長壽。接著，作者又以近乎神學的目的論來詮釋萬有，並指導期待健康、長壽的芸芸眾生一定的行為法則，至於個人的能動性和應有的道德責任則完全被排除在外。他說，「如果違反了造物者意圖，不管是多麼渴望得到幸福，也會被逼向相反的方向走。」又說，「腦的生命就是造物主的命令。」這種含混的唯心論和神化觀點，其實所要營造的正是現代版的享樂主義，亦即世俗化的伊比鳩魯派快樂論，認為快樂是行為或做抉擇的唯一依據，強調單純的感官愉悅，從而迴避道德義務或社會、政治爭議。春山結合享樂與快感的論點，正為當前拒絕涉足公共領域，卻又標榜「只要我喜歡，有何不可以」的新人類個人主義論調找到合理化的基礎。
其次，作者以「往好的方向想，腦子就會分泌出良好的荷爾蒙，往壞的方向想，腦子就會分泌出不良的荷爾蒙」。這種區別的方法，將人類複雜的思維分為「正面思考」與「負面思考」，並隨即將兩者對立起來，這種觀點又是宣揚庸俗唯物論，其論證方式也流於草率。其實，作者稱為「負面思考」的，我寧可視之為動物本能性的反應。人類憤怒、哀傷、焦慮等情緒，都是面對某種不如意，不順遂情境的反應。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中，若是絕大多數的人都停留在本能性的反應（負面思考），則善於控制情緒，並以冷靜、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挑戰、從容處理問題的人，自然會高人一等。反之，若是絕大部分的人都如作者所鼓吹的，「為了健康著想」，以「慶幸、高興、肯定、感謝」（正面思考）來面對一切合理或不合理的處境，則這樣的社會心理條件難免不為野心家所利用，而成為獨裁統治的溫床。
誰的「美麗新世界」？
作者極力鼓吹的「正面思考」，對個人的生理效應而言，可以滿足對快感的追求，但其社會效應則可能成為危險的「順民哲學」。若是一味地為了刺激腦部產生β內啡呔的快感荷爾蒙，而刻意採取所謂「正面思考」，則只要有人發明β內啡呔的注射劑，那豈不就可以像英國作家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一書中所描述的獨裁者一樣，輕易控制一批自以為快樂幸福的順民？
任何一個統治階級，為了管理的方便和權力的穩固，都會透過各種途徑提倡或灌輸對其繼續把持政權有利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可以用來形塑並正當化某些特定的思想、行為，或者對另類的思想、行為加以壓抑和拒斥。日本做為國際經濟強權，主流文化充斥著因富足而衍生的自滿與傲慢，持盈保泰也因而成為整個社會的群體欲望。與持盈保泰息息相關的，就是養生之道的風行。
但是《腦內革命》所傳佈的，除了養生之道外，還有一種集體麻醉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假借健康、長壽為目標，而自我建構了一套封閉的信念，從而扭曲了社會現實。《腦內革命》教導讀者，「不管做什麼事，都能肯定地去接受，並心存感謝而進行正面思考」；「如果心存『討厭』、『痛苦』、『怨恨』的想法，就會誘導至不快、生病、意外、對立、抗爭、失敗、灰心以及自我毀滅的方向。」
滿足現狀的危機
這一整套思維其實也正是統治階級最需要的「順民哲學」。既然沒有一個正常社會應有的不滿情緒，則統治者的施為就不會遭到任何質疑，其權位自然可以屹立不搖。 其實，一個人要是對生活與處境完全──或幾近完全──滿足，他就不再有進步的空間。同樣的，一個自滿自足的社會，也就沒有改革的可能。適度不滿是社會改革的動力。人都有道德情感，追求正義或辨明大是大非的過程儘管艱辛，但一旦理想落實，所獲得的快感，絕對比《腦內革命》所描述的滿足狀態更為高亢，更為廣遠。因為那不僅是個人的快感，而是整個社會都將浸淫在是非得以分明、正義得以伸張的道德感動之中。
《腦內革命》所提的正面思考，其實也可視為某種形態的「情緒管理」，與《EQ》一書有異曲同工之處。只是前者志在健康、長壽，後者志在個人事業成就。
此外，作者提到冥想是東方醫學的中心思想，卻又賦予冥想過於濃厚的功利性，而以促使當下情緒的好轉（以便刺激內嗎啡的分泌）做為目的。這使得冥想失去自由、寬闊的空間，並因為太執著於當前，而失去未來的向度。
事實上，冥想是人類特有的思維能力，更因為外界無以檢查、操控，不易被探知，所以是人類自由的保證。
冥想不限於當下的玄思。有一種冥想，是以真善美價值理念為前提的，也是人類歷史上藝術創作、科學研究與社會改革的最大動力。冥想的空間
就藝術創作上來看，藝術可以要求與實用的觀點決裂，可以不理會當即的需要，可以不受時空的羈限。藝術使人從現實的經驗世界中解放出來，只遵循個人內在的美的原則，追求的是一種無私的愉悅。
科學研究需要敏銳的觀察和嚴謹的求證，科學的發明或發現則需要豐富的想像力，這與藝術創作是相通的。但這種想像力是基於求真的理念，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就有這樣的體驗。他說：「我們所能感受到的最美麗的事物，是生命中神秘的那一面。那是只有在藝術的搖籃和真正的科學中才能發現的深刻情感。」科學需要想像力，而想像力正是自由的體現。法國偉大的數學家龐加萊是這樣說的：「自由之於科學，就像空氣之於動物。」
科學的研究不必然有特定目的，人類的進步是許多科學家天馬行空，自由冥想的成果。科學界的每一項重大發現，可以說都是對人類既定現實的一次革命，絕不僅只限於「腦內革命」。科學的冥想可能需要殫精竭慮，皓首困思，這與追求「腦內嗎啡」的分泌毫不相干。
社會改革同樣需要冥想做為動力，但這種冥想又是基於內心的正義感。馬克思被奉為現代社會主義革命的導師，在於其哲學思想已不再以詮釋世界為滿足，而是志在改變世界。古羅馬時期的革命家史巴達克斯生來即為奴隸，卻可超越自幼即被奴隸主和統治階級所灌輸的順民哲學，組織奴隸，喚起他們的自覺意識，帶領無數的同志起義，以致動搖羅馬帝國的國本，這也是發揮冥想能力的成果。但是史巴達克斯所根據和所喚起的絕不是「慶幸、高興、肯定、感謝」的思維，而是對不合理社會制度的憤怒。釋迦牟尼創立佛教，主要也是不滿當時婆羅門教的種姓制度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
最後，筆者要痛切指出，本書有把健康、長壽等價值絕對化的傾向。依據作者的論述，人類一切的作為、努力，乃至思維、情緒都指向單一的目標：健康、長壽。
人生自古誰無死？
健康、長壽固然可欲，是一種價值，但只是相對價值，不是絕對價值，更不是唯一的價值。如果長壽是最高的價值，那麼烏龜可以不食而壽，豈不是我們仿效的榜樣？康德在《道德形上學的基本原理》開宗明義即說：「在世界之內，甚至根本在它之外，除了一個善的意志之外，我們不可能設想任何事物，它能無限制地被視為善的。」其意義是：機智、勇敢、果斷等氣質固然是可欲的，但是如果駕御這些氣質的不是一個「善的意志」，而是一個惡人的話，那麼這些氣質只會增益其惡。同樣地，冷靜沉著可以是構成人格的一部分，但是一個盜賊而具有冷靜沉著的人格，反而更為可怕。
康德並舉例說，權力、財富、健康和對自己狀況的滿足，都可視為幸福，但是擁有這些幸福的人，若不具備「善的意志」，則反而增益其自大與傲慢。
一般來說，一個人若擁有權力、財富，則為了延續其滿足的狀態，他會冀求健康、長壽。秦始皇和漢武帝在中國歷史上都是難得一見的，才大志高、功業彪炳的帝王。秦始皇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立郡縣，為中國奠下了可大可久的典章制度。晚年卻為求長生不老，迷信方士，最後竟病死在訪求長生之道的旅途上。漢武帝破匈奴、通西域，開疆拓土，不可一世。但是他生性迷信，終其一生與巫醫術士為伍，最後還是難免一死。即使成就「貞觀之治」的一代英主唐太宗，晚年也因企求長生不老而服食丹藥，因而喪命。健康、長壽固然可欲，但是一位昏庸、專恣、暴虐的統治者若是身強體壯、長命百歲，反是人民的夢魘，國家的災厄。
人人有貴於己者
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只有人本身成為目的時，人的尊嚴才彰顯得出來，而「人本身即是目的」，無非就是指其人格的自由、自律與自主而言。作者春山將健康、長壽懸為最高價值，是錯把工具視為目的。相當於孟子所說的「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亦即為了養生，而忘了修身，為了追求健康、長壽，而忘了維護自由、自律與自主。
其實，早在兩千五百年前，孔子就已說過：「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兩句話簡潔地表達出「自由」的精蘊。後來被孟子闡發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視實現價值理念比人的自然生命更為可貴。到了宋代，儒家學者提出「理欲之辨」。朱熹倡導「克制一己之私欲，回復天理之本然」。王陽明則是主張「存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他們所追求的天理，包含孔孟所提倡的人格自主和自律在內。
一個自由、自律、自主的人，可以不假外求，而有其內在的價值，可以不受社會條件和機遇的左右，這個人本身就是目的，絕非只是他人的工具而已。孟子在講述天爵、人爵之後，緊接著說：「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就是指天爵，是與生俱來的。而人的尊嚴也就是指自由、自律與自主的「目的王國」。而這個王國是《腦內革命》這類粗糙的唯心論和庸俗的唯物論著作所無法想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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