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使之盡早通過立法，付諸實施，以確實保障民主憲政的推行，行政院新聞局邵玉銘局長特別舉辦座談會邀請非法案制定者、也不是反對者的專家，請他們從較公正、客觀的角度來討論這三個法案，以期讓民眾更深入了解並匯成共識。

元月五日行政院新聞局邵玉銘局長主持了此座談會，國內各大專院校的十九位政治、社會學教授齊聚一堂，共同討論「選罷法」、「人團法」、「退職條例」三項法案。

台大政治系教授呂亞力首先發言，他認為「人團法」的本身內容很好，如果政黨的成立採取報備制，應該可為各政黨接受。「選罷法」則需要根據經驗的累積，逐步加以修改，才能漸臻完善。至於「資深民代退職條例」最麻煩，除考慮政治與法律兩個現實層面，還是一個相當困難而複雜的歷史問題。

他解釋這些民代已任職四十年，要強迫他們退休，於憲法無據，因此全國人民都要體諒這個歷史包袱，用溫和、理性的方式解決，才能使社會的腳步前進。

最後他強調，這三個條例晚一天解決，許多公共政策問題就會被延宕、堆積在立法院一天，最終吃虧的還是人民。

師大公民訓育系教授兼訓導長謝瑞智也認為，這三個法案中以「退職條例」最為重要，因為「退職條例」是為了改革國會，奠定憲法的民主精神。「人團法」是將所有政黨和人民團體組織的活動納入法律規範，使他們的行動於法有據。「選罷法」則為了加強公權力，維持選舉的公正與公平。

謝瑞智教授特別指出，以當前國內外政治情勢來說，台灣地區的穩定成長，是保障兩千萬人民幸福最有效且可行的途徑。因此政治改革應在穩定中逐漸進行與成長，否則任何政治、經濟或社會的動亂都將引發不可預知的後果。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雷飛龍則認為在退職條例中，我們應肯定資深民代四十年來對國家的貢獻，也應保障他們退職後的生活，使我們的國會能理性而溫和地完成新陳代謝。「人團法」的主要目的是規範社會和政治團體，目前台灣地區成立將近廿個政黨，不如採取報備制，將之全部納入規範中。至於「選罷法」立法不妨從寬，執法卻須嚴格。東吳大學政治系系主任郭仁孚則認為，這三個法案中雖以「退職條例」最複雜，但「人團法」卻最重要。因為台灣解除戒嚴之後，最重要的改變是開放黨禁，成為多黨競爭的政黨政治。

目前「人團法」受民進黨爭議之處在於應否納入國安法三原則，即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不得主張共產主義、不得分裂國土。郭仁孚說：「競爭要有場地，遊戲要有規則」，這三個原則是我國基本憲政體制的保障，是所有國民都應有的共識，因此絕對必須納入「人團法」。

台大政治系教授曹俊漢表示，一般人在「退職條例」的爭論中還忽略了一點，這個條例在國民黨、民進黨和全國人民的熱烈討論中，似乎漠視了當事人：資深民代的存在。「整個立法過程中，他們被動的坐在冷板凳上，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因此加深他們的抗拒心理」，曹俊漢說，錢或文字未必能滿足他們，與其在條例中肯定他們，不如讓他們參與立法，才能盡快解決問題。政大政治系教授李國雄還提出兩個政治觀點，他認為政治的原則是有所讓，有所不讓，任何一個政治性的法案並不會完全利於一個政黨，也不會對別的政黨全然不利，而且目前我們只是在進行政治改革，而不是革命，因此，必須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做漸進的改革，才不會破壞政治秩序。

其次他認為政治性的法律沒有絕對的公平，也非不能修改的，只要在精神和原則上能共同接受的話，不必太斤斤計較細節。

政大三民主義研究所客座副教授邵宗海換個角度從經濟層面出發，他認為國內的許多問題諸如環保、勞工、乃至政治，都相當區域性，只有經濟關係整個台灣的氣運，因為經濟吸納了台灣大部分的人口，所以他希望大家不要把眼光限於這三個法案上，為了這些法案浪費大量的人力和資源。尤其政黨應該把眼光放遠，別在無謂的爭執中喪失了民眾的期許，否則，一旦因為這些法案的延宕，導致許多公共政策無法通過與運作，國家經濟走下坡，很可能會輸掉整個寶島。台大政治系副教授彭錦鵬說「人團法」和「選罷法」目前並無重大原則性的爭議，只是枝節問題，可由立法的技術性解決。只有「退職條例」，是政治發展的主要環節，政治發展必須掌握時機。「從民國七十五年至今，這三年可說是中國政治有始以來，唯一施行民主政治最有希望的時間」，因此如何使民主政治儘快進入軌道，是全民一致的願望，兩黨應該更開放、前瞻，以人民的利益來衡量，所以不妨先讓這些法案通過，再看結果如何，讓人民來裁判才合理。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教授蘇永欽從法律的觀點出發，也認為民進黨可以先讓「退職條例」通過，再看結果如何，因為「退職條例」是一種措施性的法律而非遊戲規則，是為了解決某一階段的某一具體問題，亦即這個條例主要針對第一屆的中央民代，而非所有的中央民代，民進黨何不讓執政黨開出支票，看能不能在三、四年之內達到全面改選，到時候民眾自然會判斷。邵玉銘局長在最後也暫時拋開局長的身分，以他從事學術研究多年的學者立場，提出幾個感想。

首先他認為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執政黨政府提出法案，就要負起政治責任，如果不予通過，民眾又如何知道它能否解決問題？其次，這項憲政體制的問題，應根據體制內的法律來解決，不能超乎體制之外，否則會產生以暴制暴的後遺症。再者，根據現代各國憲政歷史的經驗，憲法的日趨完美是漸進成長的，我國憲政成長的歷史尚短，經驗也不足，因此也許不理想，但必須隨著國家社會的整體進步而成長，激烈的手段只會導致更多後遺症。畢竟，解決政治問題的原則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這也是我國今日改革憲政體制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