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故事引起共鳴
問:您在書中提到,小時候以為西方就像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那樣,是個充滿貧困和悲慘的世界。上大學後,又因為看到西方文章寫中國人喜歡被勞動、改造,而覺得憤怒。如今您已在西方生活多年,您認為西方人對中國是否也有因隔閡而產生的刻板印象?您以英文寫作時,是否考慮到西方讀者的中國常識?
答:基本上,很少西方人真正懂得中國。
我在英國的朋友,大多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他們常會問我一些有關中國的問題,我就跟他們解釋。多年來,他們用邏輯、理性的方式問我,逼著我一步步把中國問題解釋得更清楚。這對我寫這本書有很大幫助。
在寫作之前,我就已經和美國一家出版社簽了合約,他們提供我一位非常好的編輯。原來這本書更厚,他以旁觀者的立場提醒我刪除一些枝節,我覺得刪得很好。令人高興的是,書出版後,很多讀者,包括知識分子、和對國際事務相當了解的人跟我反應,這本書使他們睜開了眼睛,改變了他們對中國的看法。
我覺得自己的書在西方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打破了一般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描寫的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迎合西方口味而營造的刻板人物。中國的故事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導致外國人不瞭解中國人,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描述活生生中國人的作品出現。
由緊身衣到有漏洞的網
問:這本書您描述姥姥、母親和您自己三代中國婦女。為了蒐集資料,在八十年代您也回過中國大陸幾次,您感受到任何變化嗎?中國大陸的婦女究竟走出了一條什麼樣的路?
答:從寫作過程中,我更了解外祖母、媽媽的歷史,也就更愛她們;對整個中國婦女的前途則是更充滿信心,因為社會畢竟在前進。我不是一個對社會發展悲觀的人,雖然我見過人類醜陋的一面,但即使在醜惡滋長的環境,都有善良發光。人們被逼著作惡,但很多人不肯作惡;儘管有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對人並沒有失去信心。人類整個發展趨勢還是有希望的,婦女也是如此。
六四以前我回去過,覺得變化非常大,中國人不像從前那麼恐懼。我每次回去都發現大家的恐懼大大減少。到六四時,恐懼回來了一點,但也完全不像從前。從前的恐懼就像緊身衣,今天就像一張網,上面布滿了洞,整個中國都變了。
隨著經濟開放、教育程度提高,中國婦女只能走向更開放的路,這是一定的。
父母的愛融合家族
問:《鴻》的中文譯本,為什麼請您弟弟張樸翻譯?在翻譯過程中,你們有沒有就家族故事作更進一步的討論?有沒有什麼樣的困難?
答:張樸是位記者,他的文筆很好,也喜歡寫作,所以我決定讓他來翻譯這本書。
其實,我弟弟原本對家族很多故事了解不多,他翻譯時,也常被其中一些情節感動得掉淚。以前他覺得母親為兒女所做一切是理所當然的,譯完了書他體認到不能把母親的愛與犧牲視為當然,也理解母親、更愛媽媽了。第二次我母親到英國時,就告訴我她覺得弟弟變得溫柔多了。
為了譯文上的問題,我們討論過很多次,因為有些英文用詞很難譯,比方說英文裡的self-pity,一般中文用語說是自憐,其實原意並不完全是自憐的意思,很難解釋得全。
我發現很多心理學上的用詞,雖然中文埵陵t不多同等的說法,但不是完全吻合。用了這個字,意思就變了一些,但又沒有全變。不過在這種情況下,也只好就這麼譯了。
顧及西方人的看法
問:您先生想必是這本書的第一位讀者,他以西方人的看法,有沒有給您什麼建議?
答:我先生以一位對中國不了解的西方讀者的身分,不斷提出對書中內容的疑問,使我在寫作時,思路更清晰,更能顧及西方人的想法。
譬如第一章我寫到我姥姥兩歲時開始纏腳,我先生原先以為纏腳只是用布裹住腳。沒想到為了要有雙三寸金蓮,媽媽要先將女兒除拇指外的所有腳趾向內彎曲貼在腳底,用布裹緊;之後還要再用一塊幾十斤重的大磨石,壓在她腳背上,折斷腳趾的骨頭。這樣的慘痛要持續好幾年,以防止壓碎的骨頭重新長回去。
後來,我寫到外曾祖父當上義縣警察局副局長,他一走馬上任,警察局長就把自己的寵妾——一位蒙古姑娘送給他。這種情況在當時官場屢見不鮮,目的是藉此來拉攏屬下,培植自己的勢力。我先生第一次看,也十分震驚。
一個健忘的民族?
問:接下來您將和先生著手合寫毛澤東的傳記。據說前兩年大陸也興起一陣毛熱,這又反應了什麼訊息?
答:這個現象非常複雜,毛澤東至今仍無定論。
大陸現在雖然可以提毛澤東,但仍然不能完全徹底討論。毛熱主要是發生在年輕人身上,反映出年輕人對毛統治下的生活缺乏了解。很多年輕人聽上一輩人提起文革期間發生的事,覺得那是天方夜譚,事實上,這只是廿年前的事。
中國一向是個健忘的民族,因為生活中有那麼多悲劇,不健忘就很難活下去。但正如時代週刊的書評所說,我們還是應該有記憶的藝術。
其次,中國人有敬神的傳統。但共產黨掌權後,摧毀了所有的宗教,敬神的心理幾十年後重新抬頭,但現在已經沒有神了,就拿毛當作偶像代替神的地位。這是一種無知、沒有意義的表現。時下很多人崇拜毛澤東,是希望毛保佑他們發財,他們不知道毛澤東是反對資本主義道路的,所以相當膚淺。
最重要的是,毛熱並不代表中國人對在毛澤東統治下的生活的懷念。
紀實地描述中國
問:從八十年代大陸開放以來,西方有過幾次「中國熱」,包括在海外的中國作家、華裔作家,甚至西方學者出版大量有關中國的著作,您對他們描述的中國,有何看法?
答:我看過鄭念的《上海生與死》,深深為之打動,也很佩服她的勇氣。我覺得我們這兩本書都屬於紀實的書,以個人經歷反映時代、一滴水反映大海。
至於西方出版中國的書多得不得了,很多我都沒看過。因為從我離開中國大陸之後,突然發現一個廣大世界,有太多我感興趣的事物,因此我決定不要把所有時間都花在中國問題上。我的朋友大多和中國毫無關係,除了和寫作相關的書,業餘時間我儘量閱讀英國文學的書。
我也看過譚恩美、湯婷婷等華裔第二代的著作,我覺得他們各有千秋。
譚恩美、湯婷婷寫得是小說,我的則是自傳式的三代經歷,反映中國廿世紀的變遷;我的書故事性很強,並不是我有生花妙筆,而是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本來就充滿了豐富的故事。我所做的只是把故事和歷史背景結合起來,大家看故事時不知不覺吸收了對中國歷史的了解。
我不需要像某些華裔第二代去尋根,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不過我比大部分中國人有個比較好的條件,就是我在西方住了十四年,受到國際文化影響,和中國有距離。從前我是「不識盧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現在我從山堨X來了,因此可以「橫看成嶺側成峰」,有機會看出全貌了。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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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瑞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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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瑞金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