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二月的第一個星期天，是黃炳峰一家人回鄉掛紙（掃墓）的日子。一早通化街窄小的巷道內，被黃家三部大轎車擠得水泄不通，黃炳峰不時的告訴鄰居：「車子馬上就開走。」好不容易夫妻二人、女兒、女婿、兒子、媳婦、孫女全部打點妥當，分乘三部車出發。

車下楊梅交流道，黃炳峰夫妻兩直奔市場，購買掃墓必備的紅龜粄，黃太太說，她唯恐買不到，昨天就先打電話預定。買齊了掃墓的祭品，再添購一些中午聚餐的菜色，匆忙開車上山。

黃炳峰老家──新竹新埔是個典型的客家城鎮。車行經過他小時候就讀的學校時，他不禁感慨：「這段路以前好小，都要用走的，每天上學要走三、四十分鐘，有時幫媽媽挑菜走得慢，還得走上一個多小時。」

掛紙（掃墓）是都市客家與原鄉最後的連結，每年元宵過後到清明期間，遷居各地的客家人都會回鄉掃墓祭祖。（張良綱）

空留黃風扇一枝

黃家老屋大門上寫著祖宗發祥地的堂號──「江夏堂」，兩旁「江回錦浪波千頃，夏繞黃風扇一枝」的對聯清晰可見，只是人去屋空，塵埃處處。黃太太開始動手打掃久未使用的廚房，生火起灶煮將起來，其餘的人則帶著祭品前往墓園。

到達墓園時，黃炳峰其餘兄弟已依約定時間到達。黃家先祖的骨灰罈都已移入去年建好的「塔」裡，可以一併祭拜，今年只要掃父親的墓即可（尚未撿骨移入塔中）。

擺上雞、魚、豬肉三牲，以及紅龜粄、水果等祭品，在墓上壓上黃紙，黃家的子孫虔誠地祭拜著。

燒完紙錢、放了鞭炮，大夥一起回到老屋，平時沒人居住、只有一隻老狗看守的老房子，登時熱鬧滾滾，孫子輩在挖蚯蚓比賽，年輕人則較量著手中的大哥大，黃家兄弟湊在一起憶兒時，女人家則在廚房裡邊忙邊話家常。

不多時，廚房傳來陣陣菜香，豐盛的客家菜擺滿一桌，客家湯圓、酒糟雞、芹菜炒魷魚、蒜炒肉片、鹹菜湯……，老老少少都吃得津津有味，就連平日有一頓沒一頓的老狗，今天也難得的飽食豐盛的一餐。

吃過飯略做休息後，大家各自開車回家，老屋又恢復原有的寧靜，老狗依舊孤獨地守著……

兒時在父親黃炳峰「說客家話才要得到東西吃」的嚴格要求下，六十年次在台北長大的黃國政，不僅能說一口流利的母語，更深以為傲。（張良綱）

十三個客家鄰長

黃炳峰家不是特例，元宵節過後到清明節期間，通化街有不少人要返鄉掃墓，他們都是由各地移居至此的客家人。

「到通化街市場講客家話是可以通的，」在此地從事裱褙的曾于洋說，很多在市場作買賣的都是客家人。

通化街究竟有多少客家人？有人說三分之一，有人說七分之二，儘管每個人估算的數字有所差距，但一致認同，通化街客家人比例比台北市一般地區的近百分之十五高。在通化街住了二十六個年頭、現任通安里第七鄰鄰長的黃炳峰說，通安里二十個鄰長裡面，就有十三個是客家人。

通化街客家人來自台灣各地，其中以桃園、新竹、苗栗等「北客家」地區為多。「人不親語親」，在這裡不分來處，只要同是客家，就有「一家人」的親切感。據說，在市場講客語可以買到較便宜的菜，就連經營自行車行的張又郎面對「賣客家人會不會比較便宜？」的詢問時，都不假思索的回答：「多少啦！」

相較於桃竹苗的傳統客家聚落，台北市的客家人是「散居」各區的。但由於移民時間、血緣與地緣關係、經濟條件等種種因素，台北市無形中形成幾條客家人聚集較多的街路。

「城門是台北市客家聚落的分界線，」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秘書長林一雄指出，台北市的客家人，多半是由大陸移居桃竹苗後，再前來台北闖天下，當時中心區幾已為先到的閩南人士所佔據，因此只能往城門外的郊區去發展。像松山區虎林街；古亭區克難街、南昌街；大安區通化街；中山區合江街、五常街等地區，便成為客家人聚集較多的地區。

以通化街為例，早期這個地區經常飽受水患，居住環境並不好。民國四十幾年羅斯福路拓寬時，許多拆遷戶移居至此，以竹板搭蓋違章建築。

關西旅北同鄉會名譽董事長、人稱「郭老」的郭春林指出，早年來台北謀生的客家人普遍較窮，買房子只求可以「蓋頭」就好，通化街算是開發較遲的地區，房價便宜，所以在這裡落腳的客家人就多了。

平時空無一人的老屋，只有在掃墓或家族聚會時，才有如此這般的熱鬧景象。往昔操作農事的曬穀場，今日已成兒孫返鄉的停車場。（張良綱）

從零到一百：典型台灣經驗

在家鄉「賺沒吃」是他們當年離開家鄉、北上謀生的共同原因。

「客家雜誌」執行副社長范振乾說，由於明鄭時代輔佐鄭經的文武二臣皆為客家人士，在與伐台的清水師提督施琅作戰時，客家人出力甚多，明鄭勢力被剷除後，施琅在一六八四年奏請清廷實施「渡海禁令」，嚴禁客家人來台。直到近一百年以後，清政府才解除此禁，以致客家人的移民受到極大影響。由於渡台較遲，好地方已被較受清朝寬待的閩南人佔領，客家人只能在丘陵、內山地區、土地貧瘠的地方落腳開墾。

先天環境不良，再加上「家財怕分」，一代傳一代，有限的資源更加不足。特別是在家排行小的，似乎只有出外打拚一途。

「老人家說：『五個兄弟三分田，分一分，每人能有多少？』」在通化街開自行車行的張幼郎在十七歲那年，過完農曆年，就跟著哥哥到台北的職業介紹所找工作，記憶中，包袱裡只有幾件換洗的「衫褲」。

由於同鄉上下屋朋友（鄰居）住在通化街，張幼郎也跟著搬過來，從在自行車行當學徒到自己開店；從租房子到買房子；從單身、結婚到養大四個孩子，張幼郎在通化街一住就是三十年，歷史遠超過苗栗北河的故鄉。

「大多是沒田、沒地，生活過得很苦，才會離開家鄉，」在通化街開設「賜安中醫診所」的陳振隆也說，當年他離開湖口北上，就打定主意走家人心目中社會地位較高的行業──中醫這行，只是人生地不熟，不曉得哪裡生意好做，搬了很多地方，先後到過東園路、汐止、汀州路，最後才在通化街落腳。

在通化街開「德安傷科接骨所」的黃炳峰夫妻，清楚記得他們遷居台北通化街的日子──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帶著母親給的一包米和父親給的兩千塊錢，將兩名幼兒暫時寄放在太太娘家，黃炳峰夫妻就這樣北上打天下。

黃太太在工廠上班，黃炳峰則專心經營接骨所，沒有客人上門時，也兼做塑膠花等代工，夫妻兩不分日夜、「拚命」賺錢。

四年後，他們在信用合作社存下第一筆存款──三千元，兩夫妻看著存款簿，高興得整夜不能睡。「皇天不負苦心人，」黃太太說，第六年，他們終於在通化街買了屬於自己的房子。

曾于洋洋一家三代都從事裱褙工作，對自己所裱的大畫頗為滿意。他說：「做這行的客家人，不是近親，就是遠親。」。（張良綱）

家族企業

以做買賣為主的通化街，客家人所從事的行業以藥商、木工、泥水工、家具商、菜販為多。

「客家人窮，很多人想學手藝，有個一技之長，才能討生活，」在通化街開中藥行二十六年的李德俊指出，自己從十五歲起就開始當學徒，學過木工也學過理髮，但因不喜歡，都做不久，最後到中藥店當學徒，從此踏入這一行。他指出，通化街開藥店的多半是客家人。

「客家人無論做什麼行業，都會一個牽一個的把親戚拉進來，」曾于洋指稱：「做裱畫的客家人，不是我的近親，就是我的遠親，」曾家從曾于洋父親開始就作裝池，兄弟三人以及姨婆的三個兒子也都以此為業，如今又紛紛傳給第三代，曾于洋的大兒子繼承了他的衣缽，二十七歲已能獨當一面了。

通化街有位張姓泥水匠，三個兒子加上親戚十幾個人都住在通化街，也都做泥水匠。

中醫黃炳峰六兄弟中，則有四個繼承父親的手藝，分別在新竹、中壢、龍潭各地經營「接骨所」，第三代也多有繼承人，就連學電機出身、目前在台鐵上班的黃國政，也已通過國術師的資格考試，隨時可以以此為業。

「客家人沒有大資本，又傾向援引自己人，」郭春林指出，基於這樣的限制，在客家社會中多見「家族企業」，而少見大型的「關係企業」。

沒有田地，離鄉背井討生活的客家人，多具專業技能。在通化街開藥店的陳振隆，也是由藥店學徒而苦讀考上中醫執照的。（張良綱）

隱性族群的辛酸

由於早期環境、經濟利益等衝突，閩、客之間一直以來都存在著一些「疏離感」和「偏見」。

通化街的各族群雖然表面上相處融洽，甚至閩籍店老闆也會學一、二句客家話，招攬客家人，然而，早期許多客家移民，語言的隔閡或經濟上較貧窮，仍有「被欺壓」的經驗。在那樣的環境下，為求生存而隱藏客家身分的客家人，也所在多有。

「小時候我很恨我母親，因為她是客家人，」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夏曉鵑指出，小時候，曾聽到一些有關客家人的負面批評，甚至有同學跟她說：「某某某是客家人，我們不要跟他玩！」這些經驗讓她刻意隱藏她的客家血統。

「初到通化街時，很多客家人不敢講客家話，也不敢說自己是客家人，」黃炳峰夫妻就曾被早來的人「善意」警告：「笨喔！講客家話會被人欺負！」

堅持「客家人就是客家人」的黃炳峰夫婦，在初到異地打拚的貧苦階段，確實飽嚐了他人的輕視與不平待遇。家鄉帶來的米，被其他房客惡意踢得滿地都是，夫妻蹲在地上撿拾的畫面，一直深刻印在他們的腦海中。

「閩南籍的房東一句也罵我『客婆仔精』，兩句也罵我『客婆仔精』，」黃太太至今談起仍憤憤不平。「當時我心裡想，再苦我都要熬出來給你看！」

「……一脈宗支恐久遠忘記特書。」客家對族譜相當重視，不少人還因此回大陸尋根。（張良綱）

不嫁客家郎

尤其是在通婚方面，客家人經常有受到歧視的經驗。

人說，娶妻要娶客家女；嫁夫要嫁外省郎。一般人對客家婦女勤儉持家、內外粗細工作一肩挑的勞苦形像，印象深刻；相對地也認為，嫁入客家就等於要「做很多事」、「吃很多苦」。

一位客家男士在與女友訂婚當天，對方才知道他是客家人，丈母娘在剁雞宴客時，忍不住邊斬邊罵。

前年結婚的黃國政也不諱言，閩南籍妻子的阿媽對他的客家身分「有點意見」。

事實上，也有客家人對娶其他省籍的媳婦感到「恐懼」。一位六十多歲的客家長媳說，她的公公一直不喜歡閩南的三媳婦，認為她「好吃懶做」、「愛漂亮」。

來自他人的忠告也好，自己的親身體驗也罷，都讓都市客家日漸「隱形」，越來越「面目模糊」。

「有什麼機會可以表示我是客家人？我有什麼地方可以耀武揚威？強調我是客家人有什麼意義？」通化街中醫師陳振隆指出，都市客家在勢單力薄時，隱藏身份實有其不得已之處。

中研院民族所所長徐正光認為，這是「客家人在歷史結構條件的制約下，為了族群延續和個體生存，所做的一種集體的抉擇和自處之道。」

「不嫁客家郎」與客家婦女「能幹」的刻板印象，經常成為客家與其他族群通婚的阻礙，但年輕一代已漸揚棄這種想法。（張良綱）

「選舉客家症候群」

徐正光在《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一書的序言中提及：「面目模糊的隱形人身份和強烈的族群認同意識，在不同時段裡，這兩種身份常被策略性地運用。在台灣隨著政治和社會環境的改變，模糊的隱形人身份日漸成為客家人的族群標記；強烈的族群意識快速隱退到內心深處，成為一種兼含焦慮和無奈的情結。」

然而，每逢選舉，此一隱形族群卻成為各黨派爭相拉攏的對象。所謂「客家出頭天，只在選舉時」，文史工作者陳板稱此現象為──「選舉客家症候群」，開支票、接見安撫、學兩句蹩腳客家話……等等輸誠舉動，無非是要爭取客家的「關鍵性少數」票源。

「因為少，所以多，」從事社區運動的林正修指出，客家在台北市雖然只有三、四十萬人，但透過客家會全部連結成一個網絡，相當具有動員的潛力。上屆台北市長選舉時，現任台北市長陳水扁就製作了客家說帖，承諾撥款並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設立「客家會館」，以打動都市客家人的心。

不過，具有動員潛力的都市客家，在台北並沒有形成政治實力，目前台北縣市沒有客家籍的議員。雖然學界不乏對客家議題研究深入並長期投入振興客家文化的人士，但因政界無具影響力者全力關注客家議題，對客家文化在都市的流失，尚無真正有效的政策力挽狂瀾。其中以客家最可辨識的「符號」──語言問題最嚴重。

脫下客家服之後，客家母語也逐漸流失，逐漸「都市化」、「在地化」的都市客家，正面臨族群認同與文化保存的困境。

寧賣祖宗田，毋忘祖宗言

客家人一般被認為較有語言天分，多數人在母語之外，還能說一口流利的閩南語和國語。「與其說有語言天分，不如說是環境所逼，」林一雄指出，這是離鄉背井、在陌生環境裡謀生，不得不然的結果。

然而，雙語化或多語化卻是客家語言面臨式微的警訊。徐正光更認為，多語化只是使弱勢語言更弱勢，並且向其他強勢語言遷移的過程。

客家傳統庭訓有言：「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

二十七歲的黃國政從小在通化街長大，能說一口流利的客家話。「我老爸比較傳統，要求我們不能忘本，」黃國政說，從小他們家的孩子要說客家話才要得到東西吃。「有一次我看見老妹跟我爸要水喝，用北京話講了兩三次，我爸都當作沒聽到，一直到她講客家話為止。」

然而，對大多數離鄉背井的都市客家人而言，如何打拚、生存才是最重要的課題，下一代的母語教育並不受重視。因而，都市客家的下一代，多半不能說流利的客家話。連聚居人口較多的通化街客家族群也不例外。

民國八十二年，中研院民族所針對台北地區客家人語言情況做調查，結果顯示，客語使用能力隨年齡的遞減而每下愈況。五十六歲以上的高齡組，將近九成能流利使用母語，四十幾歲的中年階層降為八成左右，四十以下的年輕組，則只有六成左右能流利說客語。

有些人「會聽不會講」；也有不少人連聽都聽不懂。一個二十幾歲從小在台北長大的客家青年，每年隨父親返鄉掛紙時，家鄉親友總是交相指責：「忘本」、「背祖」，久而久之，返鄉掛紙對他而言是件「苦差事」，總是能躲則躲，對客家，也因而缺乏認同感。

此心安處是吾鄉

移居都市的客家，在語言喪失、環境不再的雙重阻隔下，與家鄉的客家族群已漸行漸遠。

久居通化街的客家人，多數已「都市化」、「在地化」了。

李俊德早就將現年八十一歲的老媽媽接來同住，將老家給了叔叔，祖先的墓地也遷到了寶山鄉，對他而言，他已經是個道道地地的「台北人」了。

由於老家已空無一人，黃炳峰一家六兄弟以擲茭的方式，決定祖宗牌位落居誰家，最後由黃炳峰將祖先的牌位由新埔請到台北來。此後，每年過年黃家散居在各地的兄弟，都得到通化街黃炳峰家祭祖了。

對張幼郎而言，苗栗北河是永遠的故鄉，但只有印象，沒有感情。

「台北生活慣了，不會想回去了，」張幼郎說，現在只有在「掛紙」時（客家人掃墓需在墓碑掛墓頭紙，后土掛金紙，俗稱掛紙。）或偶有大節目（婚喪喜慶），才有返鄉一家團聚的機會。

所幸在通化街已經「落地生根」的客家人，基於「永不忘祖」的傳統觀念，每年仍要返鄉掃墓，如此一來，都市客家與原鄉的關係，還不至於完全斷絕。

一般人家大約在過年祭祖的時候，約定今年掛紙的日子，大致上在正月十六到清明中間，正月十六、正月十六後的第一個星期天、正月最後一個星期天、二月第一個星期天、春分或清明節當天都有人掃墓。

客家來台已經有三百年歷史，大致上已傳衍了七、八代，後世子孫越來越難記得眾多祖先的墳墓，因而近年「大墓園」盛行，將來台祖或幾世祖以下的裔孫葬在一起。

「做塔後代不會失散，所以只要環境好一點，就會想做塔，」曾于洋指出，他們家族在六年前也建了骨灰塔，塔裡連他曾孫的位子都預留好了。

原鄉情結

或許是內心深處族群意識的抒發，隱身都市的客家人，幾乎都有一種強烈的「原鄉情結」。許多人藉由參加「山歌班」、「同鄉會」來思鄉、懷鄉。

曾于洋不僅參加中原客家會、新竹旅北同鄉會，同時也是自強會和關西旅北同鄉會的發起人之一。「同鄉會純粹只是客家人聚在一起，如此而已。」

今年三月八日是「關西旅北同鄉會」一年一度的聚會，國軍英雄館的禮堂裡人聲鼎沸，特別的是，大家全都以客家話寒暄交談。

台上熱鬧吹奏著「採茶情歌」、「山歌子」等客家山歌，台下供應著美味的客家點心──「(米齊)粑」，牆上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掛著一幅流傳甚廣的客家歌詞「客家本色」，工整地寫著：「唐山過台灣無半點錢，剎猛打拚耕山耕田，咬薑啜醋幾十年毋識（不曾）埋怨，世世代代就恁樣（這樣），勤儉傳家兩三百年無改變，客家精神莫豁掉（丟掉），永遠永遠……」

環境在變，客家人的生活型態、性格也隨之改變，雖說這樣的客家聚會總是熱鬧滿滿，但可惜的是少見年輕一代的參與，確實，在富裕台灣成長的這一代客家孩子，也很難去體會先祖咬薑啜醋的辛苦，那麼現代客家精神的特色或代表究竟是什麼呢？。

把客家找回來

離開了原鄉，失去了母語，都市客家更加「面目模糊」了，究竟什麼是都市客家的特色？都市客家的下一代，對客家的族群認同感，是否越來越淡薄？

提出「台北市客家街路文化節」構想的文史工作者陳板指出：「過去都市客家是沒有社區的族群，」此次藉由調查通化街的客家族群，並辦客家活動，讓通化街的客家人走出來。陳板認為，只有走出來，內在的壓力才能獲得鬆弛。

從頭參與是這次客家文化節、自稱患有「客家癌」的范振乾還有另一層詮釋：「台灣的客家人，不只是客家人，更是講客家話的台灣人，」振興客家文化，不僅對客家本身重要；對長期受不同統治政權打壓的台灣各族群而言，尊重、保留各族群文化特色，彼此惺惺相惜，以建構一個更具包容力和生命力的民主、多元台灣社會，更是意義重大。

除了這個街路活動外，市長陳水扁的選舉承諾──「客家藝文活動中心」在二月底開館了，「客家會館」也即將在九月開館。

雖說有會館不等於有文化，但對長期隱形的都市客家而言，或許是個站出來、族群重新建構的契機。

如何把都市的客家人找回來？這不僅是客家的重要課題；也是台灣社會族群間欣賞、融合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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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街是熱鬧的商業街，無論市場、夜市和街市都人聲鼎沸，這兒也是台北市客家人居住最多的地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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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紙（掃墓）是都市客家與原鄉最後的連結，每年元宵過後到清明期間，遷居各地的客家人都會回鄉掃墓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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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時在父親黃炳峰「說客家話才要得到東西吃」的嚴格要求下，六十年次在台北長大的黃國政，不僅能說一口流利的母語，更深以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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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空無一人的老屋，只有在掃墓或家族聚會時，才有如此這般的熱鬧景象。往昔操作農事的曬穀場，今日已成兒孫返鄉的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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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于洋一家三代都從事裱褙工作，對自己所裱的大畫頗為滿意。他說：「做這行的客家人，不是近親，就是遠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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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田地，離鄉背井討生活的客家人，多具專業技能。在通化街開藥店的陳振隆，也是由藥店學徒而苦讀考上中醫執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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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脈宗支恐久遠忘記特書。」客家對族譜相當重視，不少人還因此回大陸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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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嫁客家郎」與客家婦女「能幹」的刻板印象，經常成為客家與其他族群通婚的阻礙，但年輕一代已漸揚棄這種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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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下客家服之後，客家母語也逐漸流失，逐漸「都市化」、「在地化」的都市客家，正面臨族群認同與文化保存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