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風景與記憶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系副教授劉曜華指出，日本治台期間，完成了72處的都市計畫，總面積近5萬3,000公頃，計畫納入人口近300萬人，幾乎已達當時總人口數的一半。

是時，台北、高雄「雙箭頭」發展的模式幾乎已經確立。1930年代，北、南二都都市計畫面積各為6,676與4,623公頃，遠超過計畫面積各只有一千多公頃的台中市、台南市、花蓮市。

1905年啟動的「台北市區改正計畫」，範圍將市區面積擴大1倍以上，艋舺、大稻埕、城內之外，亦擴及東門、南門城外和板橋一帶。計畫內容包括興建三線道馬路、景觀美化、下水道工程、興建公園等。

1908年推動的「打狗市區改正計畫」則是高雄邁向現代化城市的起點，將旗後及高雄川（愛河）以西的土地（哨船頭、鹽埕、哈瑪星）納入市區，並規劃棋盤式道路和下水道設施。同年，打狗港第一期築港計畫開始，高雄第一個現代化碼頭於焉誕生。

布局城市的基礎建設之外，日本人同時也起樓造屋，這些建物有些是辦公廳、有些是校舍，雖然與殖民工程息息相關，卻也為台灣的現代建築工法與美學寫下劃時代的篇章。

例如，台灣的第一支電話由日本人於1900年引進，8年後，當時還未滿40歲的青年建築師森山松之助來台建造「台北電話交換室」，地點位在今衡陽路與桃源街交會處，是全台第一座鋼筋混凝土建築。

1937年，台北市裝設自動電話交換機，新建台灣總督府電話交換局，由今大同公司前身協志商號董事長林尚志承包完工。建物位於今總統府後方（中華電信博愛路服務中心），為市定古蹟。

1919年成立的「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是台灣電力公司的前身，當時負責開發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1934年達成任務，被視為台灣進入工業化社會的里程碑。會社的辦公樓位於今博愛路上的國防部，是森山松之助設計的磚造建築之一。

台北是殖民帝國的政、經中樞，同時也是文化、消費之都。1908年是台灣的「縱貫線元年」，4月全線鐵路通車，11月日本人在台北今日的「地王」──新光摩天大樓，建起台灣西式大飯店的鼻祖──台灣鐵道飯店。飯店樓高三層，外觀似歐式殿堂，由鐵道部經營，1920年蓬萊米改良成功發表會即在此舉行。

相較之下，日治時期高雄的建築顯得平實許多。日本人改建的台南、打狗（高雄）段鐵路1900年先行完工，但要待1908年縱貫線全線通車，高雄才正式設有火車站──打狗停車場。

名曰「停車場」，乃因其構造外觀簡單，有木造的站體、兩個月台及庫房。1966年，老高雄人記憶裡的這座老火車站正式走入歷史，拆除之後改建為高雄港貨運站（今「打狗鐵道故事館」）。

日本人有系統、有目的地在台灣大興土木，相較之下，光復初期因貨幣貶值、物價高漲、經濟蕭條等因素，建設的成果有限。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系副教授劉曜華認為，光復初期政府的統治思維以反攻大陸為主，以致公共資源多投入國防建設，影響了台灣都市發展的秩序與質量，直到1970年代啟動十大建設之後，情況才有所改善。

在日治現代化建設奠下的基礎上，中華民國政府「接棒」打拚，同步提升城市力與國力，而有今日所見之成果。

城、邦乃命運共同體，百年走來，誠屬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