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時，林森北路上的霓虹燈閃閃爍爍。一家湘菜館中，王先生和友人正開懷暢飲著。主人劉先生和主客李先生都是他在企管研習班的同學，李先生最近被挖角到一家大企業去當襄理，因此有了這次的慶賀聚會。席間主人頻頻勸酒，大夥則盡扯些無關痛癢的黃色笑話和小道新聞。王先生幾番想問老李得到這份機緣的秘訣，卻都無從插話。

五個小時後，依舊是王先生這班人馬，只是場景換了，換成新生南路的一家鋼琴酒吧。王先生仍有話想問，但酒廊服侍的公主少爺們穿梭不斷，房間外的樂隊又震耳喧囂；友伴們或坐或臥，看來都已微醺。他想到今天拖得這麼晚，回去免不了要聽老婆嘮叨，不禁暗罵：「早知道就不來了！」

這就是台灣的應酬概貌！縱使如此，當三個月後李先生做東回請劉先生時，王先生還是興致勃勃地赴會，「不知道這次又有什麼新消息？」他想。

燈紅酒綠，台北是個不夜城，只可憐今晚孩子睡覺前又等不到爸爸了。

「自己人」好處多多！

中國人為什麼愛應酬？原因錯綜複雜，說起來足可寫上三大本書。

對應酬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認為，應酬的緣起是禮尚往來；重「禮」，本是儒家的大法則。從字形來看，禮本是拿祭器去祭天，後來以人為本位的儒家興盛後，禮就轉移為人與人間的對待法則；禮數周到，通曉人情世故是被儒家稱許的。

可惜的是，原本講究適度合宜的禮，在被人當成一種人際交往的手段後，就逐漸變得花巧不實，喪失了原有的深刻涵義。而中國人為什麼這麼重視人際往來？這又是另一個問題。

「中國人的黨派心和『我群』意識特別強」，黃光國指出。這也就是所謂的「差序格局」：只要沾上一點「我們是同一群」的邊，不管是同鄉、同事、師生、朋友等等，立刻變得利害與共，公私不分，要請託什麼事都好商量；但對待陌生人，由於關係「不同」，就往往連普通的人情也吝於給予，甚至於斤斤計較、刻薄寡恩。

這種「歧視外人法則」使得在圈外的人擔心自己的利益受損，因此每個人都要拚命多結幾個「圈圈」，同時打進和自己可能有關的「圈圈」，以求做事方便，並壯大自己的聲勢。而不時酬酢往返，也就成為維繫「圈內人」感情的習見方法了。所謂「關係培養千日，用在一時」，若平日疏於參加聚會，一旦有事才去邀約，不但自己覺得難為情，受邀者更會有「無事不登三寶殿」的戒心。

應酬是外遇的溫床？看酒廊小姐這等慇勤，太太們的擔憂似乎有其道理。（黃芙攝）

「便餐」中的玄機

當然，要維繫感情，電話致意、假日相約共同出遊……也都是好方法，但吃吃喝喝的應酬之所以大行其道，正是因為「民以食為天」。「平日大家各忙各的，用電話連絡太簡略，要安排特別的活動又怕對方時間不能配合」，新新聞周刊總主筆王杏慶指出，因此以「吃飯總是要吃的，也不花額外的時間」為由請客，較讓人無法拒絕。

此外，中國人講究養生之道，吃飯最忌談太嚴肅的事，以免傷了腸胃，因此一些人際間的尷尬心結，正好可以透過應酬這樣的輕鬆形式，在酒饌談笑間一泯恩怨。

吃飯應酬的奧妙還不止於此。「應酬是藉著群體力量來達到個人目的」，黃光國指出，例如有件事我私下請託你，你可能會當場拒絕，但我擺了一桌，其中有民意代表，有某某要員，表示我們都是一「幫」的；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口請託，所謂「不看僧面看佛面」，你若不識相的拒絕，等於一下子得罪了一「幫」人，未來就不好「做人」了。俗話說宴無好宴，會無好會，應酬的「可怕」也就在此。

應酬的重要性不容否認，尤其人際關係互動頻繁的行業中，應酬更是新手入門必修的第一課。一般人印象中脫不了酒色財氣，尤其以男性為重心的商場，就是一個例子。

邀約同去聽音樂會、看畫展，這種應酬新形式，是許多人樂見的。

先交朋友，再做生意

的確，商場應酬花樣特多。新出道的成衣製造商要想擠進百貨公司專櫃，少不了要打通排專櫃的經理；業務員要想拉一筆訂單，也要和客戶公司的採購人員拉拉關係；如果兩個企業要進行聯盟，一而再、再而三地見面聊聊更是必要的。有人說，傳統中國人商場交易，七成是在酒家談成的，這話雖然誇張，卻也有幾分可信。

「早年做生意請吃飯，若是『沒粉味』，就是不夠味、不夠誠意」，王杏慶認為這其中雖有日本人的影響，但也和中國人根深柢固的套交情風氣有關。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理事長李成家則認為，商場人士平日都很忙，縱有連絡，也多半是談公事。因此，偶爾應酬聊聊，在輕鬆的氣氛中拋開公事及雙方的角色關係，倒也是一種調劑。

普訊創業投資公司董事長柯文昌則認為，做生意若在賺錢之餘還能交一些朋友，豈不更好。有時雙方先交朋友再談生意，更有助於合作愉快，例如對新的客戶或業務交往對象，可從應酬中增加一些私人接觸，了解對方的個人背景、個性、價值觀，以及雙方的期望等。有了了解，才有互信和認同，甚至建立默契，發展出屬於「自人」的情感。

在日本大阪闖下一片天地的達新商事負責人林清治也指出，不管日本或台灣，在一些有長期合作關係的廠商間，不僅當事人是好朋友，就連對方兒子結婚，孫子滿月等也都暸若指掌。有了這樣的「三代交情」，雙方的生意關係自然更形緊密，一點小風小浪也可以互相支撐著熬過去。

打高爾夫球是擠入名流社會的晉身階，能陪長官同去，又顯示關係不同。（張良綱攝）

應酬是「生產性投資」？

商場之外，官場往往也應酬頻繁。尤其中國官場上下階層分明，非常講究禮數，如果禮數不周，往往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例如新科立法委員王建埡鷁M討厭請客吃飯，但他在財政部長任內，一年兩三次對立法委員的例行餐敘卻也不敢不「行禮如儀」，「否則若被人家說一句，『喲，你抖起來啦』，那不僅百口莫辯，且要有事再邀時就難了」，王建堇﹛C

應酬無所不在，王杏慶舉例，早年的新聞記者，常藉著「來者不拒」的應酬以套取新聞來源，每個人都被訓練得能言善道、靈牙俐齒；尤其「混」熟以後，若能和某要員勾肩搭背，談知心話，在同行間的身價自然水漲船高。

「應酬對這些行業來說，是一種生產性投資」，在新聞界多年，也曾經歷過「夜夜應酬鬼混」生涯的王杏慶形容。

應酬盛行，其中學問也就愈大。長期與美商往來的柯文昌指出，西方人一般會把應酬區分為有特定事情要談的「公務應酬」，以及沒有特定功能的「社交應酬」。在公務應酬中談私事會被認為不禮貌；同樣的，在社交應酬中也不應提起敏感的公事。相較之下，台灣的應酬沒有區分地那麼嚴謹，有時固然參加者都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有時卻也令人無所適從。

應酬場合中，了無意義的場面話和敬酒鬧酒往往佔去大半時間，真正想聊天的人反倒不知如何開口，只能陪著耗時間。

難吃莫過應酬飯！

柯文昌說，譬如交易雙方為了建立彼此的好感和認同而吃飯聊聊，本是件好事，但這類應酬，其實只需幾個人坐下來談即可。偏偏國人常會因為要「湊一桌」而「牽連無辜」，邀一些和這個目的根本無關的人，結果雙方根本沒機會深談什麼，最後還是要再約一次，到對方的辦公室見，對彼此的時間、精力和金錢都是一大浪費。

因此也有不少人大嘆「天下難吃莫過應酬飯！」

一向反對應酬的立法委員王建埭N認為，吃應酬飯在以前物質貧乏的時代，還可以算是偶爾打打牙祭的盛事一樁。但在魚翅燕窩到處都是的今天，吃應酬飯只是活受罪。柯文昌則指出，中式圓桌有主客上下座位之分，參加者只有被安排的份，不能自己選擇投緣的鄰座，加上中式圓桌講究圓滿，中途離席是很難啟齒的；相對之下，國外宴會多採自助形式，不僅可自行選擇聊天對象，可隨意走動，且早些離席也無妨，自由多了。

當然，應酬飯中最難吃的，又莫過於負有特定功能的公務飯，例如老板請客，部屬奉命作陪。部屬作陪，一方面顯示老闆的排場，譬如要主動出面替老闆擋酒；一方面部屬也有幕僚作用，必須隨時提供資料。而且部屬沒有拒絕「出公差」的權利，得把吃這種飯當工作般兢兢業業來做，「一面注意對談雙方的風吹草動，一面還要強迫自己表現得幽默有趣，使場面熱絡」，福特六和汽車公司公共事務處處長李濤以自己為例說明。

此外，凡事起頭難，譬如和新客戶應酬，雙方都要盡量把自己這方的優點呈現出來，以贏取對方重視，還要防止對方提出自己做不到的條件，更要防止別的競爭對手來「插花」，如此步步為營，全神貫注下來，吃一頓飯真像是打了一場仗。

當然，應酬是種投資，但也可能變成日後的包袱。為了避免隨應酬而來的人情包袱影響公司利益，許多企業都嚴格限制部屬不得隨便接受應酬邀約。一位出身美商花旗銀行，目前在某家新銀行擔任貸款授信審查的襄理，就憑多年經驗想出應對之道：「應酬不能來者不拒，真的推不掉時，也最好找個同事一起去，避免落單。」

為了向應酬說「不」，許多人都有一套「婉拒經」。李濤就將應酬是不是可以婉拒，如何婉拒，比喻成對自己整個人際關係處理技巧的一大試探，其中還牽涉到立即的軍情研判——去會談些什麼？不去會有何後果？要拿什麼藉口婉拒？等等。不過，最重要的是語氣要誠懇謙虛，「絕不能讓人以為你看不起他。」

還在社會上努力往上爬的人，自然要靠多應酬來廣結善緣，相對之下，已有一定權位的人，挑選應酬的空間就大多了。李成家指出，應酬往來要看「份量」，「沒有份量的人，拒絕他一百次也沒關係！」而通常拒絕二、三次以後，對方自然也會知趣，不再來邀。

男人的誘惑——「第二攤」

應酬飯令人煩惱，吃完不能「善了」更令人頭痛。為了顯示誠意，鋼琴酒廊、KTV等的「第二攤」是少不了的。可是這樣一來，往往要拖到深更半夜。在行政院服務的一位科長就坦承：「老婆管得很嚴，所以第二攤能免則免，萬不得已，也只是去坐一坐，捧個人場。」

李濤則用「天人交戰」來形容他在第二攤前的心情：「晚餐結束大約是九點多，這時候趕回家，還來得及和小孩玩玩，和太太聊聊天；但第二攤一去，回家時全家都睡了！」當然，在以男性為中心的應酬場合，除非對自己很有自信，也願意堅守自己的信念，否則誰敢提出這些「婆婆媽媽」的理由來拒絕與大夥同樂，必然招來一陣訕笑。

話說回來，應酬真是中國人人際交往的萬靈丹嗎？

「其實，社會越進步，應酬的功能也就越來越小了！」李成家認為，今日社會競爭激烈，完全以實力掛帥，有道是商場如戰場，稍一讓步，可能生意就虧本了。因此，「在應酬場合談生意？那是農業時代的小生意！今天一場交易動輒百萬美金，真要在應酬時談，生意遲早要垮」，李成家不客氣地指出。李濤也認為，應酬只是談事情過程中的一小部分，不可能有什麼決定性的影響。真正交易成功的關鍵，還是有賴雙方事前的前置作業和事後的後續努力。

何時「爸爸回家吃晚飯」？

此外，相較於以往農業社會，今日的人際關係複雜多了，大家的關係都在極度擴張，握有資源的人往往要受到許多不同派別的人情包圍，弄到最後，秉公處理反倒最可能達到「誰也不得罪」的目的。而對握有公權力及特殊資源的人來說，如今資源分配的管道日趨合理化和透明化，加上社會監督及輿論力量日漸增強，要拿公家資源做人情是越來越不可行的。

應酬功效或許沒有一般人想像的大，但要改掉這種風氣卻極不容易。王杏慶常以「口腔期文化」和「群居性文化」來解釋中國人為什麼偏愛吃喝應酬：「應酬說穿了，是反應一種生活態度和價值觀，也反應出國人在有錢有閒後，如何處理多餘的錢和閒。」

王杏慶認為，國人對生活品質的認知仍待提昇，若有一天，大家認為花五萬元買一幅畫比花五萬元喝一桌酒席值得時，應酬浮濫的現象自然可以減少。同樣道理，當有一天男人覺得汲汲於賺錢升官，不如回家享受天倫之樂，或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不如自己安安靜靜看書獨處時，應酬也可望減少。這種發自內心的認知，要靠時間凝聚，急也急不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