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我想就中華民國當前政治與社會的發展情況及其意義，向諸位提出一些淺見，敬請大家批評指教。

我要談的第一個問題是，何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想要實施充分的民主憲政？

我們朝向充分的民主憲政邁進，是國家的既定政策；然而，這個過程的涵蓋範圍和進行速度，或者達成的方式如何，則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問題。我個人的感覺是，有兩項重要的考慮，促使我們採取這個政策。

首先，充分的民主憲政符合我們目前以及長遠的國家利益。就整個國家的整體發展而言，過去四十年中我們在台灣累積的經驗和教訓，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經濟發展，亦即舉世讚譽的「經濟奇蹟」，是第一階段的指標和成果，其涵蓋時間自一九五○年代至一九七○年代；第二階段則始於一九八○年代，其實我們開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加速政治民主化的步伐；第三階段從一九八○年代後期開始，且將延續到廿一世紀。個人深信：中華民國必須由一個原本以經濟及政治為基礎而發展的國家，逐步向成為一個文化大國的目標邁進。這是因為，僅僅成為一個人民豐衣足食的經濟實體是不夠的，那仍會使我們落後於先進國家。而就政治民主化方面說，即使我們達到了一個和歐美先進國家相近的水準，也只是「奮力趕上」的，所以，我國發展的第三階段——朝向成為一個文化大國的方向邁進——其意義是深遠的。

就長遠來看，如果「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只是一個地理名稱，或僅是指全球一百七十多個國家之一，則此四字將不具有特殊意義。但是，假如我們把這個國家名稱和「中華文化」之間放進等號，我們就能成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繼承者和發揚者，同時也就會立刻由外圍的角色移位到中間來；我們國家生存的重要性也將具有空前，及深遠的新意義。

因此，為使我們能夠儘快走到國家建設的第三階段——文化的階段，我們必須完成第二階段的發展，亦即政治的民主化。

第二個考慮是，目前我們走向充分民主化，會為我們贏得國際間的尊敬與支持。個人相信，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生存正繫於我們能贏得國際社會的瞭解與支持。不僅我們的對外貿易有賴國際合作；我們的國家安全也需要國際社會的瞭解與支持。

美國在一九七九年與我國斷絕外交關係，而一九八○年底，「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也被廢除。這個特別明顯的例子足以說明國與國間的正式邦交並不足恃。不過，雖然過去十年中美兩國的正式外交關係已經斷絕，但實質關係不但繼續維持，甚且大幅增強，這主要是由於兩國有共同的利益，以及兩國人民的廣泛支持。

我國與美國以外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也有類似的進展，與貴國的關係即是一例。我個人認為，我們從其他國家獲得支持的程度，不但受本身經貿實力的影響，也與我們民主化的程度有很大關係。今天，許多國家不但欽佩我們的經濟成就，也對我們的政治體系更為稱讚，且不再視我們為一威權主義的政治文化，而視為一個即將有充分民主的政治實體。

此一趨勢將對其他國家與中華民國之間的未來發展有極大助益，並能贏得國際社會的友誼和支持。

我想要談的第二個問題是，中華民國最近在政治和社會方面的一些紛擾，究竟是「陣痛」，還是「隱憂」？自從去年七月解除戒嚴以來，中華民國的社會面對著國內及國際的新情勢，因而遭遇了諸如街頭示威遊行等紛擾，這只是暫時的「陣痛」，或者會是長時間的「隱憂」呢？

基於以下的理由，我個人的看法是它們只是「陣痛」。

首先，我們已經轉型到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環保意識的覺醒、婦女地位的提昇，勞工、農民對更多權利的爭取，以及傳播媒體的激增，都已在社會中造成莫大影響。而在這樣的一個多元化社會中，辯論和競爭自然不可避免；不過，我們也可以發現一個共通的現象，那就是，沒有任何一個團體或階層能夠壟斷我們的政治、社會、或文化資源。政治是一種「妥協的藝術」，因此，雖然這種妥協的結果並非總是盡善盡美，但卻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的。在這樣的過程中，沒有一個團體能夠壟斷權力，所以即使社會可能要經歷短時間的紛亂，但不會走向獨裁或專制統治。

其次，目前我們是一個「後工業社會」，而就「後工業」社會的意義言，變革的方式是改革，而非革命。其原因是，當我們的每人國民所得達到六千美元以後，大多數民眾的企望是能夠保有並享受辛苦努力的成果。「後工業社會」的另一個特徵是人民可以擁有財產，有恆產者則有恆心；若是相對來看，生活在貧窮困厄社會中的人既無所有，自無所失。因此，任何人想要走上革命之途或者「體制外」的革命，都不可能被我們大多數人所接受。

第三，我們仍強烈意識到危險的存在。不過這並不表示每個人都在刻苦自勵，以求自強，或者準備作戰。而是大多數人都懷著一股危機意識，而對台灣海峽對岸的政策和舉動深為關切，他們也瞭解自己的行為不能不有所節制，所以大規模的動亂不可能發生。

第四，是國際進步潮流的影響。今天的中華民國是一個開放的社會，而且是國際經濟的一環；我們的海島型經濟跟世界經濟脈搏相連。此外，國人在國外求學、訪問、觀光、進行文化交流，凡此種種，乃促成了我們對自由、民主、開放，和多元價值等的世界潮流建立起共論和共識，並且將它們融成我們自己的理念。因此，短視、極端、或狹隘的立場和觀念，都無法壟斷我們的社會；每個人都會覺得那種想法跟世界潮流或國際社會的想法背道而馳。所以，近年來我們所推動的一系列改革，一方面是我們自己所主導；另一方面也是對國際共論和潮流的一種回應。

第五，是政府和執政的國民黨所實施的銳意革新。這些革新措施證明瞭政府和執政黨力求跟上時代潮流的決心。從一九八七年七月的解除戒嚴和放寬外匯管制；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的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及今年元月的解除報業限制，蔣經國總統逝世後的政治權力和平移轉，今年四月中華民國在彈性外交政策之下參加亞洲開發銀行的年會，一直到七月間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通過與大陸展開廣泛接觸的決議，在過去這一年半中，我們實施的政治及經濟改革舉世矚目，也為我們贏得了海內外的僑心，即使極端份子或反對勢力也無法否認這些成就。

綜上所述，這五個因素肯定說明了我們社會在過去一年半所經歷的紛擾只是暫時的「陣痛」，而不會造成長時間的紛亂。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以上是我對我國當前情勢的概述，我國各方面都仍在發展中，自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我們決心要在西元兩千年之前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已開發國家。在這段路途上，我們需要世界上愛好自由國家——包括貴國——的友誼與支持。而我們也願意與這些友邦分享我們的經驗甚至財政存底，作為回報。為此之故，我們最近設立了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並已撥出八千五百萬美元在一九八九會計年度內運用，這筆錢將用以協助友好的開發中國家從事值得發展的經濟建設計畫。

貴我兩國多年以來友誼長存、互相扶持，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深為珍惜，我們企盼未來兩國能夠發展出更友好、更密切的關係。

謝謝各位！

（編按：此篇講稿係邵局長於去年十二月九日，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對聖多瑪、德拉薩大學及太平洋經濟與文化中心之英語演講。新聞局資料編譯處陳文宗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