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邊際人

去年十一月，幾個十來歲的少年學生在一間市立圖書館的門口一言不合，打起架來。其中一人被打在地上後，竟然抽出刀子，將另一名學生捅了一刀逃逸，傷者被送醫院急救後脫險，全案正由警方處理當中。

這件看似尋常的青少年毆鬥案在報上刊登後，不但在國內引起相當大的震撼，甚至牽聯到整個留學政策。

原因是案發的地點在美國加州，被殺一刀的中學生和他的夥伴都來自台灣，小留學生間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就此在國內的新聞媒介上傳了開來。

在歷史上看來，中國學生留美，實在是尋常之事。由十數年前到今天，中華民國的留美學生人數，時時高居外籍學生的第一位。但另一方面，這件案子卻也有些不尋常。

涉案留學生的年紀普遍很小，大多在中學讀書，而且其中有很多沒有父母親在身邊照顧。

大家的疑問是，在這個年紀將孩子送出國留學，究竟是明智、抑或不智？

吃漢堡、吃水餃、穿制服、穿花衣裳，誰說我們會有衝突？

青少年是動盪期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鄭瑞澤認為，由小學高年級到高中階段的青少年，具有很明顯的「邊際人」性格。這個時期的青少年大多處在動盪不定的狀況之中。

根據分析，一個人在十三歲的時候，智力發展已經到達成人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但這並不意味他們在推理、使用語言和情緒上也已經到達成人的水準。相反的，生理發展過快，使他們由兒童期的平穩狀態，進入一個動盪的時期。在價值觀、道德觀、人格、以至於群性及社會性都還沒有成型的情況下，他們開始探索內心和外在的世界，對權威的信任開始動搖，自我掙扎之餘，也產生許多矛盾。

這些特質，使得青少年不再認同兒童，但是另一方面，也還無法進入成人世界，因此「同儕」的支援，顯得分外重要。這也是為什麼青少年往往形成獨樹一幟的「文化」的原因。

在這個時期，離家到一個陌生的國度去接受西洋教育，顯然是相當大的挑戰。

學童首先遭遇的，自然是適應不同教育方法的問題。

綜合得比較不好的邊際人，會為該認同那個團體而掙扎。（簡永彬）

有考試制度、沒有教育制度

國立師範大學教授林玉體認為，嚴格來說，傳統上中國從唐朝開始，就有一套完整的考試制度，卻沒有一套有形的教育制度。現在將就學的過程分為小、中、大三個階段，完全是西方的產物。

制度或許是西方的，精神與方式卻可能是十分傳統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園認為，中國與西方教育方式的不同，可以由繪畫教學上看出來。

國畫教學，大多是命學生模擬範本，熟了之後，才能生巧，老師的權威性也很高。西方的方式卻是先談原則、再舉例子。老師告訴學生「這是什麼」，也告訴他們「為何如此」。

在美國住了廿多年的經濟學者高希均認為，西方教育告訴他如何對事不對人，「人情因素沒那麼重要，就事論事才重要」，高希均說。同樣的，西方教育底下制度很受尊重、事事以法治人，每個人按照遊戲規則來做事，不走後門，權利與義務相對，不輕信權威，也頗尊重個人。

由中式的傳統轉變為西式，在留學生而言，或許會有一段困難的時期，但是許多小留學生並不認為這是很大的問題，他們在比較自由開放的氣氛中，漸漸接納了這種態度，而功課少、升學的選擇多，更是他們所喜歡的。真正的問題，可能是如何獨自處理生活及其他方面的「文化震撼」。

我的家，在地球的那一端！」。

種族觀念高小開始

事實上，無論是任何一個年紀的人，到了陌生的環境，多少都會有不適應的情形，何況，少年期正是一個人開始體認到種族差異的時候。

美國的一項研究顯示，黑人和白人的兒童在小學四年級以前，種族意識非常淡薄，無論長相、習俗的不同，都不足以造成相交的障礙，但是十歲以後，兒童的心目中漸漸有了「我們」和「你們」的區別，由是和自己一樣的人容易聚在一起，對抗和「我們」不同的其他人，而語言的問題，更加深了這方面的嫌隙。

百年以來，中國人在海外的適應生存與能力是相當特別的。英國在推行殖民政策的全盛時期，曾號稱「日不落帝國」。這個名號今天已經不再適用，但是直到幾年以前，聯合國的資料還顯示，世界上只有一個地方完全看不到中國人的足跡。

但是華人在海外往往沒有和當地社會打成一片，也是事實。這次小留學生打架，是起因於與拉丁裔學生間的不和。而追究起來，拉丁裔學生並不是唯一的對立團體。郭力昕在「人間」的一篇報導裡指出，小留學生甚至不能被其他華裔學生接納。一位小留學生在接受採訪時，很坦白地說：

「他們的（美國）社會很難打進去。」

雙重的「邊際人」

住在別人的國度，接受當地的教育，卻無法在心理上完全認同，無形中造就了另外一種「邊際人格」。這種邊際人格的特色，幾乎可以在所有華僑、移民或留學生、甚至曾經接受殖民教育的人身上找到，唯一的不同，是程度有別。

許多研究邊際人的學者都認為，在兩種文化下長大的小孩，價值觀念通常是雙重的，對任何一種文化不會有很深的認同，「好像我剛回國時，雖然明明知道自己是中國人，心裡也很清楚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但卻沒有歸屬的感覺」，曾經在菲律賓待了卅一年的新竹實驗中學雙語部主任林冰西形容。

一九四三年，一項研究以義大利裔的美國兒童為對象，調查他們究竟認同哪一種文化，結果發現了三種不同的適應型態：認同義大利文化，認同美國文化，或兩者都認同、卻都格格不入的。

廿年之後，同樣的一項研究以法裔美國兒童為對象，卻發現了第四種適應型態，即是認同美國文化，也認同法國文化。

為什麼兩次研究會出現不同的結果，至今沒有定論，但是這四種型態卻大致適用於一般移民，或留學生身上。就文化認同的趨向來看，似乎也和接受文化薰陶的年齡有關，這可以由一個相對的例子，亦即歸國學人子女接受本國教育的情況看出來。

林冰西主任指出，學生回來的時間長短與年齡，對適應新環境的能力，有決定性的影響。

年紀越小，問題越小

根據她的經驗，雙語部低年級部，也就是一到六年級回國的孩子，適應得比較好，「他們大部分在不到三個月時間內，就能以國語互相溝通，雖然大部分偏愛洋食物，但對中國式的速食如水餃、麵條也不拒絕。」

雙語部原先還設有幼稚部，後來發現懂不懂ABC對孩子來說根本不是問題，孩子們之間甚至可以用畫圖來相互說話，學校幾經考慮，就把幼稚部廢止了。

對於高年級（七至十二年級）的學生，老師就比較傷腦筋，「他們已經很像外國小孩，無論上或下課幾乎都用英文交談，中文對他們來說，是相當困難的課程，對實中的校規如穿制服、剪頭髮、一起開周會，比低年級還要厭煩」，教國文的王鳳真老師說。

高年級的學生也比較敢在外表上表達他們的喜好，他們會在灰卡其褲管套襪套，上體育課戴太陽眼鏡、或在上課時戴鏤空手套，但同樣的，他們也比較主動、積極，喜歡的課很用心上，不太在乎考試分數，比較會組織且喜歡體育活動。

但不管幾年級，大部分的學生都知道自己不大容易通過競爭激烈的升學考試，因此都表示「很想念美國，一定要再回去念書」，而雙語部也的確有很多學生因為適應不良而返回美國，這種情形，尤以高年級最多。

因此五年以來，雙語部七至十二年級生都不超過廿名。普生化學公司的總經理劉治平就明白表示，如果他的孩子已超過十歲，他絕不考慮回國。

對於子女的「西化」，華裔父母往往有複雜的感受。

中國是個尾大不掉的包袱？

家庭與婦女雜誌特約編輯李恕信在一篇談到第二代土生華僑的文章中提道：

「文化之差異與時代的速轉，往往使為人父母者束手無策。……身居美國，認為父母可扯下最嚴肅的面孔，換上笑臉迎接孩子語言上的冒犯與挑戰。不幸這種挑戰的結果，往往使父母很難下台，因為多數父母未經過口才訓練，招架不住孩子犀利的言詞與邏輯的思路。」

而比較來說，言辭上的衝撞也許還不是問題，有不少家長擔心：「如果他們真成了外國孩子，長大後只在耶誕節打電話回家；去探視他們，也要求分攤房租，我們該怎麼辦？」

大多數的父母要子女西化，是希望他們日後能完全打入當地社會。但是這種做法，卻未必能解決所有的困難。

研究華裔美人親子關係的政大客座副教授林芊指出，第一代華人到美國打天下時，因為語言的障礙及資源的缺乏，通常只要能找到差事，換取安定與溫飽就夠了，但下一代的期望卻不一樣。

他們也許希望跟美國人一樣，找到與自己能力相當的工作，或與美國人有相同的升遷機會，但是這種機會並不是必然會到來的。那時他們在「沒有語言障礙的藉口」，以及缺乏強烈民族意識的情況下，可能受排擠的感覺比父母並不稍減，李恕信認為，到頭來，問題仍然存在。

「我知道我身體有一部分是中國的，但也有極大的部分是美國，還有一部分則兩個都不是」，從出生到大學，一直在愛荷華長大的一位華裔美人說：「或許個性是中國吧！我內向、保守，這都像爸爸，也跟外國小孩不同，但我的思考及做事方式、卻是美國式的。」

那麼中國對他來說是不是一個尾大不掉的包袱呢？「你說的有一點道理」，他回答，同時也認為對某些和他一樣背景的人，如他的弟弟來說，既不能說、寫中文，那麼與中國唯一的相關恐怕就是吃中國菜了，他甚至覺得小時候被當做是中國人，「是一件頗麻煩的事」，他說：「有些人只管你的樣子像中國人，或是只管你有中國父母，而不管你的思想或觀念已是西方人了。」

講京片子，作外國學問

至於大多數是大學畢業之後才留洋，而學成後在當地就業的華人，當然又是另一種型態。

高希均在民國六十五年曾作了項問卷調查，訪問一批平均年齡四十一歲、在美居留十五年的海外學人，發現百分之五十三已是美國公民，百分之四十四有永久居留權；百分之八十四的配偶是中國人，百分之六的配偶是美國人；而在家庭中兼用中英語的佔百分之四十七，以英文為主的佔百分之廿六；百分之五十三的人，社交活動中美朋友並重。

這與想像中旅美學人的輪廓：中年人、已婚、小家庭、受極高高等教育等形象互相謀合，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與外國人通婚的比率極低，百分之四十七的人社交活動也仍在中國人的圈子裡。

對於大多數海外華人，或是留學生的父母而言，可能上面所說的第四種適應型態——也就是同時認同兩種文化——是最理想的。華僑在僑居地設立僑校，將子女送回國升學，或讀短期的語文訓練班，都反映了這種期望。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張茂桂指出，在雙重文化下長大的小孩，發展有好有壞；綜合得比較不好的，會為該認同那個團體而掙扎，對人際關係也許會感到退縮或害怕，認知失調的結果，小至打麻將、看武俠小說，大到吸毒、酗酒等逃避行為都會產生。

綜合的很好的「邊際人」，卻會孕育出特殊的文化涵養來。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丁庭宇在密西根大學時，就遇到很多研究漢學的美國同學，「他們也許花很多年在中國，有些人的父親是傳教士，有的打從出生就在台灣，他們說得一口京片子，行為舉止很像中國人，但做起學問來，思考、邏輯及方法則全為西式的。」

丁庭宇認為，邊際人綜合很好的例子，多半是一個從自然的過程才會產生，「我們可以看到外交官子女、移民的華僑子弟有比較強烈的文化認同，對於種族或文化間的異同，會比較體會與包容，就是這個原因。」

我一直試圖超越文化衝突

大提琴家馬友友就是一個例子。

馬友友是浙江寧波人，一九五五年隨父母遷居巴黎，五歲在巴黎大學演奏時，就有「中國神童」的美譽，他是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艾薩克．史坦稱許的亞洲最偉大的音樂家之一。

他自己描述成長經驗：「我一直試圖超越文化上的衝突——因為我的雙親是中國人，我卻在歐洲出生、在美國長大，我一直努力想瞭解我父親訓練的方式……我的雙親叫我相信性靈，這是中文裏很特殊的東西，也是人性中最美麗的一面。」

樂評家覺得他雖然在西方長大，但他的生活經驗卻還是一個在遠東長大的中國家庭的文化，他能把國語說的很標準，用中文通信、常練書法，而在多次的訪問中，他均將所有的榮耀歸於父親。

漢聲雜誌總編輯吳美雲是另一個例子，她在紐約出生、台灣長大，童年又在上海及香港度過，由於她受的教育是完全西方的，長大後，她更迫切地想瞭解自己的國家及文化。民國六十年，她開始了漢聲的中國之旅，這幾年，她已由中國童玩、稻米、國民旅遊、中國結、中國人等「純中國」的專輯，找到屬於自己的路。

對於許多父母而言，馬友友、吳美雲，以至於王贛駿、丁肇中、蒲仲強都是華人最高成就的典範，加上對國內教育制度的失望，造成一種想法，就是國外的教育制度，能使子女發揮最大的潛能。

但是，根據美國報紙在前年七月的報導，華裔學生的學業成績呈非常態的分佈，也就是成績最好、和最壞的佔大多數；中等的卻佔最少數。這個紀錄顯示了一個事實，就是適應良好與適應不良的比率，可能是相同的。至於好或不好，則與性格、受到的照顧、以及學校的環境等都有關係。

先問問自己

「人是不可能不認祖的」，張茂桂指出，只要在一個特殊的情境下，不同文化對你有利時，強調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李恕信認為，要子女在異國健康地成長，必須幫助他們接受種族間的差異，並且認識自己的「根」。美國近年來掀起「尋根熱」，並非沒有原因。

可惜，小留學生的家長多半不在身邊，很難提供這種輔導與心理建設。

不久前，教育部李煥部長、與協調會錢復代表，都呼籲家長不要讓幼年的子女留在美國受教育。但是也有家長認為，於今要補救已經不易；回國之後，孩子更無法適應國內的教學。

當年，中國的第一批小留學生在國家的計畫下赴美。回國後，他們已是不折不扣的「邊際人」，可是所作所為，對後世的影響，卻是既深且遠的。今天的小留學生出國，目的不同，多半是為留在彼岸，對本國社會幫助有限，個人所冒的風險卻不減當年。

也許，世事本來就難兩全其美，但是至少當事人應該對於事情的後果，有心理上的準備。比較妥當的做法，是在作決定之前先問：出國的最終目的是什麼？留學是最好的一條路嗎？如果是，這條路又該怎樣去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