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是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存在的基礎，因此每個有活力而努力往前的民族，都不斷努力使其文化更加豐裕，並使之更能適應時間與空間上的需求；換言之，每一個民族都在尋求其文化的發展。

近年來，我國政府與民間正大力提倡文化復興與文化建設，顯示出一種文化發展的尋求與決心。但文化是一種最難捉摸的東西，不僅內容難以確定，發展的方向更是難以把握，有時連文化本身是什麼，其存在的意義是什麼，都不是那麼容易弄清楚的。因此，在尋求文化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從理論的層次上經常檢討和反省，然後發展的方向才不致偏離，發展的內涵也不致錯失。

民國六十九年，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舉行第一次社會指標研討會。筆者曾在會中提出一個看法，認為社會指標之外，我們應該建立「文化指標」，用以衡量文化發展的水準。從一個角度看，「指標」的建立總是好事情，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來評量發展的水準總比沒有好。但是客觀的「指標」建立之後卻最容易「客體化」，而完全忘了主體的存在。

比如說，衡量文化發展的水準，用休閒娛樂的設施增加多少、全年舉行多少次音樂會表演會、全年出版多少典籍、舉行多少次展覽等等，固然也有其某一程度上的重要性，可是幾乎完全忘了以「人」為主體存在的意義了。這一次的研討會，提出了以「人」為中心的議題，提供一個很正確檢討反省的方向，實在是很難得的機會。

二

人與文化的關係是多層面的，假如文化發展只偏重某一層面，而忽略了另一些層面，就容易造成畸形的發展。文化對人而言，是有意義作用的（meaningful），假如忽略了文化對人本身的意義，這就失去其實際存在的真正目的。

人與文化關係的層面是多重的，若從大類別著眼，則可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一般通稱為「技術文化」或「物質文化」；其次是人與人的關係，一般稱之為「社群文化」或「倫理文化」；再次是人與超自然的關係，一般稱之為「表達文化」（expressive culture）。在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這些不同的文化層面不但要相當周延地顧及，且要注意其優先順序；不能面面顧到，固然會有畸形的發展，不注意優先次序，或弄錯了次序，也會事倍功半。

文化不但是多層面的，而且有意義作用的；文化對人所產生的意義作用，從一個角度來看，可分為三方面：認知的（cognitive）、規範的（normative）和感情的（affective）。文化提供一個人在空間、時間、自我存在等認知方面的意義；文化也帶給人如何行動、如何實踐自我的準則；而在自我認知、實踐自我的過程中，文化也帶給人喜悅、快慰等感情上的滿足。這三種文化的意義是相輔相成的，缺一不可，因此在文化發展的行動中，應該著重其均衡意義。下文擬就上述的這個架構，對以「人」為中心的文化發展提出若干看法。

三

從不同文化層次均衡發展的立場來看，當前文化發展工作似有較偏於某一層次的趨向，不是較著重於人與人關係之倫理文化的復振發揚（如文化復興運動），就是較著重於「表達文化」的推展（如文化建設活動），而經常被忽略的是「人與自然」這方面文化的強調；我們不但非常忽略自然環境、生態系統的維持保護，也對各種資源的保持利用問題甚少加以注意。實際上我們大半不把這一方面的問題看作是文化的一部份，因此對人的空間生活所引起的種種問題，幾乎完全忽略，這是最值得先加以檢討的一個項目。

近年來國際觀光場所如機場、旅社及遊樂園地已對台灣旅客的「急躁」與「爭先恐後」深具印象，這就是我們對於人存在的意義及其「空間文化」未能及時培育而產生的後果。在一個這樣擁擠的環境裡，人所受的壓力是非常巨大的，假如未能加以合理的設計與培育，性格的急躁、遇事的爭先恐後，是較輕微的癥候；而暴力頻仍、犯罪行為的高升，甚至於整個國民精神健康的破壞，才是更可怕的事。

擁擠固然不是一個好現象，但是並不一定與罪惡或精神崩潰有必然的相關。荷蘭人口的擁擠遠較意大利為甚，但是荷蘭人懂得如何培養一種合理的空間文化，所以他們不但花圃美麗，而且人民生活悠閒舒適，犯罪率遠比意大利低。

我們當前面臨最大的困境是人口過多、生活競爭激烈，因此在發展文化過程中，優先順序應以發展一個合理的「空間文化」為第一，也就是應該首先著重於「人與自然」關係一層面文化的建設；何況我國固有文化中，仍有不少善於調適自然的觀念可供發揚。

但是一般文化發展的工作，只著重於形式的推演，著重於一些脫離時空因素之理念的「內衍」，而完全忽略掉文化發展的優先順序，甚至於不能瞭解文化的真正內涵，而其中最主要的因素無疑是忘了「人」是文化發展的中心，才會造成這種偏向。

四

即使暫且不談文化內涵優先順序問題，單從一般所強調的文化層面來考察，我們也可發現仍然相當缺乏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念。

目前文化復興運動最強調的文化層面是「人與人關係」的「倫理文化」。強調人與人關係的「倫理文化」是非常正確的，因為那是中國文化的特性之一，所以加以強調發揚，是現代中國人責無旁貸的事。

可是，要在此地加以發揮的是，強調中國文化特點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同時蘊含著應該強調那一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換言之，強調文化的特性與強調文化特性的內容細節應有不同。前者可不因時空而異，而後者則必須因時空而不同，這才是發揚固有文化的真義，否則就只是延續而不是發揚。

傳統時代的倫理文化若以現代社會的觀點來看，其所強調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自己人」的關係，而較忽略了一般「人」的關係。這裏所說的一般「人」，並不僅指「自己人」之外的「其他人」，同時也意含著對「人」的基本看法在內。

傳統倫理文化強調自己人的行為準則，在現代社會已不夠用，要發揚固有文化的特性，就必須增加對其他人的行為準則，以便更能適應現代生活所需。在這方面前此的「第六倫」論辯已很多，本次討論會的主持人朱岑樓教授也有很詳細而精闢的分析，所以不再贅言。在此地要稍加發揮的是有關「人」的定義問題。

傳統文化中不但只著重自己人，而且著重於自己人中的正常人，對於傷殘、身體機能不全，以及精神異常的人都沒有很肯定的說法；換言之，是否把這類的人算「人」是相當模稜兩可的。也許就是由於這種曖昧不完整的「人觀」，所以使我們社會中傷殘者的地位一向極不明確，對傷殘的救助遠不如對貧窮賑濟。而傷殘福利法以及心理衛生保健法，都是歷經災難才有部份的成果，這都是人與人關係的內涵，不能因時空改變而有所擴大的後果。

再從另一方面來看，較新的文化建設活動，似乎特別強調「表達文化」（expressiveculture）一層面。在這裏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篇幅，來檢討這一強調所產生的可能後果，所以只能以之為例來討論文化意義的認知、規範與感情等因素。

表達文化的層面不論是藝術展覽、音樂舞蹈表演、古蹟保存和民俗技藝推廣等，都很容易牽涉到選擇的問題，例如前些時候舉行美術展覽時若干裸體畫就不為展覽場所接納。這是因為規範的標準有別，雖然在認知的因素上也許被認為很合乎現代的時空標準，在感情上也許覺得它很可欣賞，但是卻未能通過道德規範的標準而被拒了，由此可見認知、規範與感情三個因素配合的重要性。但是，在古蹟保存的行動中，認知、規範與感情三因素的文化意義卻產生了為誰而存在的困境。

古蹟保存的行動對我們這些大傳統的知識份子而言，是無可懷疑的維護文化命脈的事；但是對小傳統的非知識份子而言，保存那一些古蹟才對他們產生意義？有一些古蹟的保存實際對他們不能產生任何認同感，不會產生喜悅，甚而對他們的生活產生很多困境，因此很多年輕人興起為那一些人而保存的困惑。

筆者的一群「應用人類學」的學生，到鹿港去考察觀光設施與古蹟保存效果，他們發現當地大部份居民，對於重要古蹟的重修維護以及現代化的觀光設計，都不真正關心，他們關心的仍然是那些廟宇的事。因此我的學生們提出的問題是，這些文化建設是為誰而存在的，難道只是為了一些少數外來參觀的人，而不是為當地的人而建設的嗎？我的回答是，古蹟的保存對當地的人具有教育的意義。但學生們並不能滿意，他們認為，為那些人而保存的問題，仍是值得再加檢討，不應該以我們知識份子的文化意義加之於其他人的身上。

教育的意義在古蹟保存的項目上，也許仍有爭議之處，但是在民俗技藝的推廣上卻是非常確定的。民俗技藝既然有「民俗」之名，所以是「俗民社會」（folk society）、鄉民社會（peasant society）或農民社會的產物。而不論是俗民社會、鄉民社會或農民社會，之所以有異於現代社會，就在於其習慣、行為、想法與現代社會不同，所以其「民俗」必有與現代社會生活不配合、不適宜，甚至於矛盾之處。因此我們應該慎予選擇，即使有些人認為那是很美，很配合鄉土的事，但是站在促進社會現代化的教育立場，仍應堅持摒棄。

例如最近高雄縣出現學生參加「八家將」的民俗遊行事，學校要禁止，家長與議員卻為學生撐腰。站在文化意義的立場上，我們認為「八家將」是最壞的民俗活動。因為參加的人在出遊的最後，總是要進入精神恍惚的狀態，也就是精神醫學上所說的trance狀態，這種精神狀態對於正常的人來說實在很不健康。試想一個人動不動就會進入像催眠的狀態，他的精神會是健康的嗎？而「跳」八家將是群體的事，假如有很多中學生都參加這種「民俗遊行」，以致在教室中集體進入精神恍惚狀態（去年高雄縣茄定鄉某校就有此現象），那是多麼危險的事。

再擴大想，假如這種活動被推廣為普遍的民俗活動，我們豈不是要有常常會陷入昏迷的下一代了嗎？那麼整個國民的精神健康危害就很大了。所以跳八家將的事，即使議員和家長們在感情的層次上是多麼喜歡，但是在規範上，那是一種不健康的行為；在認知上那是不合於現代時空的一種活動，所以我們應該糾正之。我們要的民俗技藝，是能幫助我們成為現代人的民俗技藝，我們不能讓民俗活動把我們的下一代變成不健康的人。

（民國七十二、八、十五「人——發展的中心」研討會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