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是人民的世紀」，以往談台灣史總是太嚴肅，學院的研究雖然有系統，但礙於歷史書寫多受政治因素影響，很難印證真實。我個人因為收藏興趣及二十多年來做田野調查，接觸許多珍貴史料，看到不少正史之外的歷史真相，深感在探討歷史時，若能以不同的角度多方檢視、以人民的本位來看歷史發展，才是活的史觀。

歷史為執政的需要而寫、或受意識型態戕害的事例極多，以「台灣新文學」為例，何以過去二、三十年來這塊領域被視為禁忌？就是由於一位著名台灣史專家向當局反映那是左派思想而致。影響所及，甚至使「台灣文學之父」賴和在忠烈祠的奉祀都遭除名，誤導台灣文化發展甚深。

前一陣子，官方宣布解禁美麗島事件史料，事件當事人施明德就出面質疑：何以只針對特定人士、選擇性的公佈？

這些種種都讓我深感從執政者的觀點看歷史難免偏頗，用常民的立場解讀，或許才能更貼近歷史的真實。

而所謂以常民的觀點解讀歷史，可以有許多角度及媒介，透過歌謠、影像，或食、衣、住、行等生活上不起眼的小事物，累積起來都是活生生的歷史。

以台灣歌謠為例，許多民謠歌詞中就蘊含時代的故事與歷史場景。

「點仔膠，黏著腳，叫阿爸，買豬腳......，枵鬼囝仔流嘴唾」，歌詞中小孩赤腳走在尚未乾透柏油路的畫面，不正可以看到民國五十年代台灣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樣貌？而那個時代小姐們穿著高跟鞋走過熱黏黏的柏油馬路的景象，彷彿踏雪尋梅，更是許多人的共同記憶。

一般人視為文字垃圾的廣告單，對我來說，也是建構歷史的最佳材料，例如房地產的廣告，累積五年、十年便可看到一個都市發展的軌跡、翻轉的軸線。選舉的傳單累積起來，更可以清楚看到政治爭取的手段，做為檢驗檯面上政治人物言行的依據。舉一個小例子，現在台北人都以捷運便利為傲，政府也將之視為施政政績之一，殊不知多年前台北市長選舉時，若干候選人均以拆掉捷運或將之改建成停車場做為主要政見呢！

我手邊有一張昭和二年日本政府徵稅的收據，收據旁教育民眾的宣導廣告竟是用台語寫成。從這個小細節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治理台灣的用心，也顛覆了一般人的認知──日本時代的教育以日文為主。先不論日人台語政策的目的，就論他們能在統治台灣初期即整理出《台日大辭典》，便應令我們的政府汗顏。台語用字的規範本應由政府主導，台灣卻一直任由民間各自發展，人人扮演台語「倉頡」，造成如今台語文字積非成是、錯字滿街的窘狀。

有一次我為一批將負責接待大陸觀光客的導遊上課，曾建議他們接待山東籍旅客時要特別留意，因為台灣滿街的「魯肉飯」恐怕會引起山東人的抗議──為何台灣人要吃山東人的肉？事實上，滷肉飯的「滷」字早已有之，為何偏要寫山東的簡稱「魯」，而引發誤會呢？又如，台灣的速食麵都以「強強滾」來形容，而「強強滾」用台語讀起來，意思是還沒有滾燙，正確的「沖沖滾」（形容滾沸的聲音）反倒無人知曉。

我在公元二千年規劃《台灣世紀回味》一書時，把收藏了二十多年的文物和幾位收藏家的一萬多件藏品整理出版，就是希望讓人們看到台灣過去艱辛的歲月，除了喚醒這代人的時代記憶，也希望讓「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下一代多些歷史連結，讓他們也能體驗早年台灣人「吃苦若吃補」的時代精神，或者，也能在饒舌歌之外，欣賞「雨夜花」、「望春風」的美麗與哀愁。以下就是從一些小東西或影像中讀到的歷史與故事。

理蕃計畫與頭目章

日本殖民政府從一九一○年開始「五年理蕃計畫」，對原住民進行強大的武力鎮壓，曾付出相當代價，尤其是對花蓮太魯閣族之役，日軍損傷慘重，佐久間總督因此落馬身亡。圖１為日軍征伐「太魯閣蕃」後留下的紀念木樁，木樁對面山崖就是佐久間總督受傷之地。「頭目章」則是頒給歸順原住民的勳章。圖2為穿鎧甲的雅美族人與警吏。

正義章

相對於日人頒發的勳章，「正義章」則是台灣人給抗日精英的獎章。一九二○年代，台籍知識份子林獻堂、蔣渭水等人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促請日本政府因應世界潮流，對台灣的統治給予種族平等待遇，設置由台灣民選之議員，組織台灣議會，並多次赴日請願。殖民政府不免感到芒刺在背，一九二三年，各地警察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捉拿曾參加請願志士，即著名的「治警事件」。當時三審審判庭上有幾段精采辯論。葉清耀律師質問日本檢察官：「你說我們造反，台灣人家裡只有菜刀怎麼造反？」蔣渭水則慨然說道：「你們對我們的審判，就等同於對五百萬台灣人的審判。」「正義章」便是台灣民眾為向這些被迫害者表達敬意而設計的。

紳章

「紳章」是日治時代政府頒發給台灣士紳的一種勳章，起因於日本統治初期民眾抗爭激烈、中南部尤其嚴重，許多行政命令根本出不了台北城，台灣總督頻頻更換，直到兒玉源太郎時期，任用後藤新平做行政長官後才較為穩定，今天的省博物館就是日治時代紀念這兩位「統治搭檔」而建。

後藤新平發現台灣人怕死、愛錢、愛面子的三大特質，便善加運用，設計了嚴刑峻法、放寬人民做生意、頒發「紳章」等措施以穩定大局。台灣百姓對「紳章」籠絡人心的動機自然心知肚明，私下無不譏諷為「臭狗牌」。

台銀壹圓券

日治時代初發行紙幣時，很不受歡迎，因為當時社會大眾只信賴銀幣，認為薄紙不值錢。

紙鈔不管面額大小，正面一定有台灣神社圖案，台灣神社在今天圓山飯店的位置，是日治統治者要求台灣人膜拜日本神祇和征台時過世的能久親王的參拜據點。

提台灣神社不能不提一個小故事：用高級阿里山檜木及進口石材建造的台灣神社，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改朝換代後面臨拆除命運，畫家李梅樹只以運費之資就標到這批建材，正好又碰到四萬比一的貨幣改革，最後僅以相當於新台幣二千元的代價，就標走了這批價值連城的建材，搬到三峽重修祖師廟。

紙鈔的背面是鵝鸞鼻燈塔，日本人將之稱為帝國南方最後的建築物，並說「登上鵝鸞鼻向南望，可興起南進雄心」。

接種證書與防疫人員

右頁是我二歲時的接種證書。殖民政府規定出生一年及十歲左右孩童必須施打天花疫苗，若沒有按時接種將被重罰。

由於日軍據台之初就面臨島上疫病嚴重的困境，因此流行病防治及衛生工作一直是施政重點。後來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大陸軍民中有許多「王二痲子」，就是因為幼年時期沒有種痘之故。而台灣在日治時代幾近絕跡的傳染病如天花、鼠疫等，又在民國四十年代後死灰復燃。左頁上圖為日治後期嘉義一帶發生霍亂疫情，青年團團員配合衛生人員準備進行防疫工作。（證書由莊永明提供，圖片由嘉義興中國小提供）

美軍轟炸後的總督府

太平洋戰爭末期，台灣因為是「南進基地」，要塞陸續受到美軍攻擊，從港口、車站、工廠擴大到人口集中的市區。其中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全島大轟炸，台北受創最深，包括台灣總督府、台北帝大附屬醫院、具國際水準的鐵道飯店等無一倖免，都市機能幾乎全毀，慘重的傷亡數字至今仍是未解之謎。

再以一九四二年航行於台日間的「高千穗丸輪」遭擊沉為例，死亡人數達一千七百餘人，比鐵達尼號還高，許多台籍精英如雕塑家黃清埕和不少留日學生都在此難中葬身海底。但由於日本政府隱瞞，世界船難史上並無記載。

二次大戰期間，台灣人民死難人數遠高過二二八事件，但卻很少人紀念、反省。希望社會在二二八之外，也能正視二次大戰中相關的歷史議題。（李重耀提供）

台灣博覽會傳單

一 九三五，日本治台進入四十年，文治武功已經穩固，對亟欲擴張帝國版圖的日本而言，台灣的戰略位置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中十分關鍵。為了誇耀在台殖民成績、展現帝國實力，便舉辦了規模媲美歐洲萬國博覽會的「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當時台灣有六百萬人口，其中二百多萬人來參觀過此博覽會。上圖為博覽會會場鳥瞰圖，下方明信片可以看到十分新穎的設計圖案，遠方的富士山似乎還在遙控著千里之外的台灣呢！

二二八──從禁錮到立碑

上圖黃榮燦的木刻版畫名為《恐怖的檢查》，描繪了國府軍隊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的血腥鎮壓舉動。這件由「查緝私煙」事件引發的嚴重族群衝突，產生於光復初期社會動盪、政治不安的背景下，可以說是由民怨演變成的民變事件，並非革命、造反。

而這頁歷史悲劇，四十年來被官方定位為暴動叛亂，直到解嚴後的一九八七年「二二八和平促進會」成立，積極爭取平反、還原歷史真相，才漸獲社會共識。一九九四年立法院通過賠償事件受難者法案，隔年李登輝總統以國家元首身分對二二八受難者正式表示道歉。（木刻版畫由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提供、貼紙由莊永明提供）

鬼斧神工話中橫

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為貫通受中央山脈阻隔的前、後山陸路交通，在興建蘇澳到花蓮的「臨海道」外，又闢第二條通往「後山」的中橫公路，東段沿著立霧溪峽谷開闢，西段則濱臨大甲溪谷，在太平洋戰爭期間開工，不久停頓，直到國府時期才重啟艱鉅工程。在台灣物資、機具都顯匱乏的一九五○年代，政府運用大量榮民以炸藥和斧頭開路，而鑽炸技術的落後使開鑿過程中平添許多冤魂。今人在讚嘆中橫公路鬼斧神工的美景之餘，是否也應對這段歷史有所憑弔？（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提供）

「反攻大陸」

「打倒俄寇，反共產，反共產！消滅朱毛，殺漢奸，殺漢奸！收復大陸，解救同胞，服從領袖，完成革命，......。」這首在反攻大陸年代，人人朗朗上口的歌曲，唱出了不容質疑、不許討論的「反共抗俄」思想和「服從領袖」的意識型態。許多人都還記得以前寫作文，提到蔣總統都要空一格，師長講話提到蔣總統，學生需要立正。這張一九六○年代的喜帖鮮活地反映了當年事事遵從反共國策的時代氛圍。右圖則為一九五○年代的大陳島士兵正在製作空飄大陸氣球。（喜帖莊永明提供，圖片秦炳炎攝、中央社提供）

竹筏與「戎克船」

在鐵路未開通的年代，水上行舟雖無甚效率，但河川搭配沿岸航行的運輸方式仍扮演著台灣島內南來北往的交通要角。由於台灣河川水淺灘多，加上颱風豪雨，不利於吃水深的船隻通行，但竹筏卻游刃有餘，不但適於河川航行，沿岸航行都很受歡迎。特別是海岸外有沙洲、潟湖的地區，只要一根竹竿做篙，就能在沙洲與海岸線間的淺水上行駛。上圖竹筏上的圓形木桶是座位，可以防止乘客和行李遭水打濕。

下圖戎克船是英文junk的譯音，意指中國式平底帆船，若譯做「中國帆船」應更貼切。自十九世紀以來，輕巧的戎克船就一直航行在台灣海峽多變的浪濤中。當時許多南北商家，基於貿易所需，都擁有自己的戎克船。

另外，載運唐山客來台的一艘艘戎克船中，也都同時載著「唐山石」，一方面壓艙底，一方面可在台銷售，做為廟宇石雕的材料。

台車歲月

二十世紀初，台灣民眾的主要陸上交通工具是一種人力推動的「台車」。其構造十分簡單，一塊木板，下面安裝兩組輪子，木板上安裝一個木箱充做坐椅，二根竹竿前方兩端給乘客扶持，後方兩端則給「車伕」手握推動，即可行駛在四通八達的台車軌道上。乘客搭乘需付錢給「輕便鐵路會社」。這種稱做「輕便鐵路」的台車軌道，是在日治早期縱貫鐵路通車之後，鋪設於全台各地的普及車道。由於它的成本低，又能克服地形困難，除了平地，還可深入山地，因此十分普及。路線多半以火車站為起點，交織成完整的城鄉交通系統。直到一九五○年代，台車才功成身退，走入歷史。

牛糞妨礙交通！

一九三○年代自動車（汽車）逐漸普及，水泥公路便在原先的台車路線上拓寬建造。但由於河流切割、橋樑少，汽車客運路線每條頂多十餘公里。

而由於車輛不多，像這樣新舊交通工具並陳的畫面並不稀奇。一九五○年代以前，空氣污染顯然不如牛糞的問題來得嚴重。

中山北路風光

日治時代的中山北路，是台北市最寬闊的三線道，由市區通往北郊的「台灣神社」。由於車輛不多，只有中間一線道給車輛行駛，左右兩線道則給行人徒步或腳踏車行走。傍晚時分，經常可見在「敕使道」（中山北路）上散步、呼吸新鮮空氣的民眾，當時還有一首「月夜愁」，歌詠「月色照在三線路」的浪漫歌曲呢！

從此圖也可看到戰前的台灣都市規模，大多數市內交通徒步便能解決，即便是規模最大的台北市，公共汽車班次也不多，滿載時不過容納十幾人。（鄧秀璧攝，中央社提供）

引領風騷的時尚舞台

位於大稻埕的台菜餐廳「江山樓」，外觀氣派、內裝豪華，是日治時代台灣文人雅士、精英士紳聚會酬酢的重要據點，連雅堂、林獻堂等台籍精英及日本皇親貴戚都曾在該樓留下足跡。

相對於傳統文人聚集於江山樓，新文學少年及藝文人士，則出入於「山水亭」和「波麗路」（左圖）。山水亭的老闆王井泉本身是文化人，關心藝文發展，提攜後進不遺餘力，使山水亭無形中扮演起文化中介的角色。一九四○年代導致戲劇運動萌發的《閹雞》一劇，就是在此排練。

西式的波麗路餐廳，以欣賞西洋古典音樂為號召，是那個年代時髦前衛的文化據點，也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年代的子女相親地點。目前波麗路仍持續經營，明年即將過七十歲生日，「法國鄉村鴨子飯」從三○年代迄今口味不變，是許多台灣家庭二、三代來共同的記憶，餐廳也延續日治時代清一色男性服務生的特色，只是以前服務生剃光頭，現在服務生蓄西裝頭。

亭仔腳與商業大樓

「亭仔腳」是日本殖民政府專為台灣多暴雨、日曬長的氣候而設計的建築形式。這種強制街屋設置「騎樓」、「下商上住」的房屋，形成台灣南北大城小鎮一致的建築特色。直到今天，台灣都市雖以商業大樓為主流形式，地面樓層的商業價值仍深植人心。一樓往內退縮而形成的騎樓，原本為躲雨、避日頭，後來演變為全天可容納各式不同商業行為的場域。從衣、食、雜貨攤販到檳榔辣妹，這個原本富含地方情調的都市中介空間，因而變成了無所不在的臨時小舖。這張攝於一九九○年代、光影映射下的湖口老街亭仔腳，是否也反映台灣生活空間的今昔面貌？（岳國介攝）

大稻埕與台北榮町

這張郭雪湖所繪的《南街殷賑》膠彩畫，描繪的是大稻埕中元節的熱鬧景像。日治時代台灣商人、士紳集中於艋舺大稻埕一帶，茶葉、布疋、南北貨、洋行等櫛比鱗次，是通商貿易的中心。大稻埕的永樂町，即今天迪化街，更是台灣現代企業的搖籃，新光、台南幫、光泉、台鳳等企業創辦人當年都還在永樂町擔任夥計、工友等職位，接受生意經營的薰陶呢！當時日人活動的中心則集中於「城內」，位於今天衡陽路的榮町，是日治時代的台北「銀座」，街上商家林立，繁華一時。當時殖民政府雖已將台北城牆拆除，但是日人、台人生活間無形的圍隔仍然存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