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一個多月以來已經賣到第五版的《陸鏗回憶與懺悔錄》作者陸鏗,在新聞界來說,是一位怳壎酋鰝韙H的傳奇人物。他發表過可能被殺頭的新聞,採訪過無數獨家報導,因為新聞工作而捲入政治、坐了二十二年的牢未見餘痕,出來後又是生龍活虎的記者一個,近八抪麥梴H時準備上線採訪。
作為新聞工作者,他樹立的是典範;作為一個人,他活出的生命卻是包括了悔恨在內的精采;而透過他的筆尖,打造他或襯托他的時代,又活生生地展現在我們眼前,正是記者本色。
問:您在九年前執筆撰寫回憶錄,是什麼樣的動機促使您動筆?對您來說是回憶錄重要還是懺悔錄重要?
答:當初接受邀稿時,提到的只是回憶錄部分,但是開始寫作後感到這一生有許多地方需要懺悔,不僅是在男女問題上有所虧欠;作為專業記者,也有需要懺悔之處,比如說替許家屯開記者會,記者怎能代為召開記者會;比如說在胡適那件事上,等於參與了一場騙局;訪問胡耀邦也是,他後來要求修改的部分我沒改,特別是有關王震和胡喬木的批評,造成他的問題。講胡喬木那些話的人是我,不是胡耀邦,他要求我刪掉,我當然應該改的,而且我去訪問人,自己還發表意見,也違背專業精神。我做了個壞榜樣,但也提醒記者要小心,不要上當,角色不可逾分。
問:看您的回憶錄,敘事、說人,一幕幕躍然紙上,彷彿置身現場,請問你是如何進行回憶錄的撰寫?
答:其實很自然,一開始我就決定採說故事的方式寫。故事得有脈絡,所以還是從家世、幼時說起。許多人都知道,我一生最愛兩件事:第一新聞,第二女人,因此在寫書時,腦子裡想的仍是新聞。比如說,少年時父親叫我到處借錢這件事,為什麼會在回憶錄中這麼鮮明,便是因為我認為這部分的人生經驗對後來我從事新聞工作可能有些幫助。你想,向人家要新聞比向人借錢要容易多了吧?還有什麼採訪會比向陌生人借錢難度更高呢?
問:說起採訪,不少跟您接觸過的新聞前輩都稱您為最能幹的採訪主任,請教您如何訓練新人?
答:要嚴格、要兇,我當時的特色是大聲罵人。新聞學者徐佳士曾經是我的同事,記得他在中央日報六十年紀念文集裡發表了一篇文章「一個不頒文憑的學府」,說的就是當年我在報社做採訪主任時對記者的訓練。但是我要求雖嚴,待人卻很好,而記者採訪碰到困難時,我會幫他們解決。同時,我自己也跑第一線,採訪重大事件。當時南京一地,電話號碼我就能記五、六百個,汽車牌號也能背,看到什麼重要人物的車子到哪,就能很快做新聞研判,平時就建立各種人脈、管道。總之,最重要的是對新聞工作的興趣,只要有興趣,就會想辦法把新聞做好。
問:說到追新聞,前年李總統回美國母校訪問時,你大出鋒頭,做了記者團中的明星,這回寫回憶錄,提到很多當代重要人物,有人質疑你既有上回的經歷,為何隻字未題,整本書中也沒提到李總統?是不願臧否在位者嗎?
答:上回我受香港信報之託去採訪李總統訪美,有些小插曲頗有趣,但不是很重要;同時,我在台灣是作客,也不該說太多!平常我在雜誌、報章寫專論時,倒是常談台海政治等問題。
不過說起上回李總統的康乃爾之行,有些跑新聞的趣事可供做採訪的朋友參考。記得當時美國受中共壓力,臨時取消總統記者會,記者非常不滿,說大家跑這麼遠,是為了新聞,而不是來聽演講。前新聞局長胡志強於是安排了總統與記者在康大校園石橋上來個「不期而遇」。當天一百多名記者把橋佔滿了,李總統根本沒法過來,胡志強請大家往後面的坡地退一點,很多人就往後跑,找高的地方好拍照或較看得清楚。我當時動了點腦筋,一小步、一小步地退,結果一轉身,我就站在第一排。
總統沒來時,我還跟美國安全人員閒扯拉攏感情,正在說笑之間,李總統和吳伯雄等陪同官員走了過來,他一眼看到我就喊:「陸老,你也來啦?」我把握住這個機會,邊撥開安全人員邊叫:「He is calling me!」,闖了過去,警衛回過神來,馬上結起手來擋住其它人,我就搶了個第一。有人說這是事先安排的,其實根本不是。
這次也發現李總統很重視新聞輿論,他看到我後說:「你在信報那三篇稿子我看到了,這次來是不是還有其他事啊?」我說:「0nly for you!」這時,電視記者的長麥克風伸了過來,後來報上說李總統用英文跟我談話,就是這麼來的。那次的確是信報派我去專做康乃爾之行的採訪,據說社長還問過編輯部:「派陸鏗去跟大夥搶新聞,人家會不會說我們虐待老人啊?」
不了解對方很危險
問:李總統的康乃爾之行,後來竟成兩岸關係轉變的原因之一,後來又發生總統選舉時的飛彈演習。你對兩岸關係有些什麼看法?
答:基本上,我對大局的看法是樂觀的。最近的情況也有轉圜,兩岸態度都見善意。我認為可能和美國重申其「一個中國」政策有關。
但是,我覺得兩岸之間長久的隔閡,恐怕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記得在一九八五年,我到北京去,見到鄧穎超,當時她是全國政協主席,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我們對台灣的情況不甚了了。」台灣對大陸的情況也類似,台灣的大陸訊息大多來自海外民運人士和陸工會,這兩方面都不客觀,得不到真的消息。彼此瞭解太少,容易誤判形勢,這一方面真的很需要加強。
問:那麼,你怎麼看台灣和台灣人?對我們的政治社會現況有什麼看法?以你跑了大江南北和世界各地,會不會覺得我們有島國心態?
答:這我倒不覺得。台灣要維護兩千一百四十萬人的安全與福祉,要有尊嚴,建立台灣主體意識,這些都是應該的。但我覺得要注意一點,台灣意識很重要,但日本情結不能有,不然從大環境來看,會對台灣不利。
我覺得兩岸最好維持現狀,政治不動,經貿往來,互補互利,大家都好。許多問題需要時間去改變。大陸目前有許多嚴重的內政問題,像貪污腐化非常厲害,已是結構性的問題。國營企業是另一個大問題,工廠關門,工人沒飯吃,好些地方都已經走上街頭。大陸新聞管制,不大看得到這類消息,但外國通訊社已有零星報導,老百姓失業沒飯吃,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問:那台灣呢?除了兩岸問題,您覺得台灣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答:治安恐怕是新內閣最大的挑戰。微笑老蕭搞財經內行,主觀搭配客觀,形勢一片大好,但台灣最近的治安問題影響民心,老百姓會覺得,怎麼幾個毛賊都抓不到,所以全面整頓治安是新內閣很大的挑戰。
問:最近台灣的新聞自律是熱門話題,你怎麼看這個問題?現在的記者和你們那個時代有什麼不同?
答:我覺得過去的新聞記者會多替別人想,採訪時把對方放在前面,怕傷害到受訪者;現在的記者多數只管自己搶新聞,不管會不會傷到被訪的人。至於新聞自律,確實也令人擔心,競爭得太厲害了。比如說前幾日追捕白曉燕案的嫌犯,記者擠成一團,影響警察辦案,這樣的競爭和不顧大局,確實造成很大的傷害。真有本領就去抓嫌犯嘛!
問:「新新聞」雜誌評你的書說,記者應當人手一冊,你覺得呢?
做記者就要做一輩子
答:我當然希望這樣。為了保護新聞來源,我當年在蔣先生面前,冒著殺頭的危險。這對年輕一代的記者來說,不敢說是鼓勵,但起碼有點兒精神參考作用。前日在香港新書簽名會上,有一位記者請我簽名時說,「陸老師,我做了幾年記者,就覺得非常疲憊,看了你的書,感到很興奮,決定做下去。」
真的,我認為要做記者,就要做一輩子。從服務人群的角度來看,再也沒有比做記者服務面廣、影響深的職業了。我希望新聞工作者能夠堅持下去,而且要做得更好、朝更專業的路上走。
問:但是我們沒有您那樣的大時代背景,還能有那種格局和視野嗎?還會不會出現像蕭乾和您那樣的記者了?
答:這是機運。大時代確實可以造成大氣魄、大格局,剛好我們碰到了。但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特點,現在還是有很多東西值得報導、需要報導。
問:你曾和歐美西方的記者併肩作戰、採訪新聞,覺得他們比我們的記者成熟專業嗎?
答:確實如此,但不要灰心。西方的新聞事業比我們到底早了好幾十年,當然比我們有規模、成熟,但在新聞自由、經濟發達的社會中,我們會慢慢趕上西方的,現在好幾家香港的大報都很專業,總編輯年薪兩、三百萬港幣,足見社會越來越重視新聞專業人才。
問:最後,是否談談你為什麼會寫那些紅粉知己的事?許多人可能都有不少韻事,但很少人願意公開承認,你為什麼敢寫出來?是什麼樣的心情和想法?
答:你說的不錯,我自己就認識很多人,也有知名之士,他們的故事其實大家都知道,但他們就是不願意說出來。我覺得他們多數認為,不管如何,這還是一種道德上的虧欠,為了維持自己的面具,還是不要戳破的好。但我的想法不同,我覺得既然和喜歡的女性有過一段過往,某種程度上,已經造成傷害,應該敢做敢當,所以我願意說出來,寫下懺悔錄。中國幾乎沒有人寫過懺悔錄,我也希望打破這種禁忌。
問:那麼,你談這些事並非得意,而是感到虧欠囉?
答:當然是虧欠,尤其對我太太楊惜珍,相當渾蛋,簡直就是忘恩負義。
問:總結來說,你對於自己有什麼看法?
答:前面已經說過,我這一生可用八個字來形容,「新聞第一,女人第二」,總括起來,自覺「無負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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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講到新聞,陸鏗便神采飛揚,話題不斷。(卜華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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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元老于右任也是記者出身,是陸鏗的忘年知交。圖為于右任在競選副總統失敗後,與幾位記者朋友攝於其南京寓所前。(左起劉問渠、陸鏗、卜少夫、樂恕人)(陸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