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戰經典--〈遺物〉
之後李敏勇加入了第一個以本省籍詩人為骨幹的《笠》詩社,認識多位「跨越語言」一代的台灣詩人,如生於1920年代的詹冰、陳千武、林亨泰、錦連......。因為政權移轉,這些前輩詩人被迫棄絕原已嫻熟的日本語,轉而重新牙牙學國語、寫漢文(中文),重頭摸索詩的聲韻和結構。這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讓李敏勇深受震撼,此時歷史意識、現實意識和社會意識才慢慢進入他的腦海,並開始瞭解台灣在歷史洪流中的多舛命運。
1969年的〈遺物〉,讓李敏勇「感覺自己寫出了真正的詩」,同時標示著一個新的出發:
從戰地寄來的君的手絹
休戰旗一般的君的手絹
使我的淚痕不斷擴大的君的手絹
以彈片的銳利穿戳我心的版圖
從戰地寄來的君的手絹
判決者一般的君的手絹
將我的青春開始腐蝕的君的手絹
以山崩的轟勢埋葬我
慘白了的
君的遺物
我陷落的乳房的
封條
未曾經歷戰爭的他,在戒嚴時代發表系列「反戰」詩作,引發討論,被認為也是一種「替代父親世代」的發言。事實上李敏勇在服兵役時正逢越戰,當時台灣也籠罩在共產主義威脅下,到處充滿台美同仇敵愾的越戰氛圍。社會上不時可見參戰的美軍飛來台灣度假,在短暫的紙醉金迷中尋求慰藉,台灣的軍事機場也提供美軍B-52長程轟炸機起降。
退伍後,「戰爭詩」和反戰思想便開始出現在他的詩作中。許多評論家認為,「戰爭詩」(1969∼1971)和反戰思想,是李敏勇詩風第一度蛻變的重要轉折點--從個人的「小我」轉化為具社會意識的「大我」。評論家彭瑞金在〈輸送明亮給世界的詩人李敏勇〉文章中,針對〈遺物〉一詩寫道:
這樣的戰爭詩不寫戰爭的殘酷,自然感覺到它的殘酷;不寫它的傷害,傷害已經形成;不喊反戰,戰爭已令人唾棄,與我們熟知的反戰文學大異其趣,但卻是李敏勇的反戰詩特有的風格。
以對人性與生命的憐惜為原點延伸而出的反戰與政治批評,一直與他的詩一起成長,「沒有人有權利剝奪另一個人的生命;而最可惡的是侵略戰爭,因為它讓人無可逃避、無從選擇,只有拿起武器為國族而戰,」李敏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