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時說再見？

「通常家中第一個病人，大家比較不知道該怎麼做，」兩年前遭逢喪父之痛的阿美說，父親罹患肝癌，從發現到死亡僅僅7個月，「死神降臨得令人措手不及！」

面對疾病，阿美選擇與父親並肩作戰，為父親尋找各種可能的醫療資源，從拴塞、放療、標靶藥物治療…，一路走到生機療法。她勇敢陪伴父親面對一次又一次的考驗，但眼看著父親從吃得下、行動自如，逐漸衰弱凋零，最後氣若游絲地躺臥床上，內心的絕望和徬徨，難以言語形容。

整個醫療流程由阿美和弟弟兩個「書念最多」的人主導，但卻也因此成為被怨懟的對象。

特別是一些不知是否「必要」的醫療處置，如：裝導尿管、灌腸、照胃鏡等，做或不做，得立刻決定，每一個決定家屬都要簽字，而簽字的阿美就因此被兄弟「質疑」、「檢討」、「責難」，讓她心裡承受莫大的壓力，委屈也無處抒發，只能啞口無言地頻頻掉淚。

「沒有人是準備好的，」阿美說，自己當下只能以讓父親「舒服」為前提做決定，難以評估父親的真實感受和意願。拿導尿管來說，醫生說裝導尿管父親才不會因排尿困難而漲痛，但她從來不知道導尿管是從生殖器穿管，也不知道裝了之後會疼痛難耐，她早上才決定讓父親裝上，當天晚上父親就難受地向弟弟要求撤除。

臨終前，阿美的父親表達了「回家」的意願，而為了是否讓父親回家？什麼時候回家？兄妹間看法不同，差點被兄長揮拳相向。

所幸幾經協調，阿美的父親回家3天後，在子孫的圍繞、家屬們的感謝與佛號聲中安詳離去。

回憶整個歷程，阿美略顯激動地說，對照同學的媽媽罹患胃癌，選擇不積極治療，過了3年品質不差的生活，臨終時安詳地在女兒的懷中閉目。「父親最後的7個月過得太辛苦，一直在配合、努力，結果卻被整得慘兮兮，」阿美說，自己忽略了醫療有其極限，一心只想要挽救父親的生命，如今想來仍不無遺憾。

兄弟的責難，加上對父親的想念，讓阿美沈溺在傷痛中無法自拔，連在市場看到醬瓜，都會想到父親生前做的醬瓜，一時難以克制地哭了起來。在朋友的介紹下，阿美在呂旭立基金會接受了2次繪畫治療，徹底宣洩地哭了2天，才慢慢走出喪父的陰霾和傷痛。

另一個家庭的傷痛，來自於家屬對於病人意願與是否受苦？有著南轅北轍的想法。

「我父親一個字也沒有留下來，不能說、不能寫，」阿量遺憾地說，爸爸81歲中風前身體硬朗，孰料竟然就此一病不起，當他被通知前往醫院時，父親已不省人事，沒有留下隻字片語。

在父親臨終前3年，阿量因對「生命」的看法不同，而與母親、姊姊意見相左，此一芥蒂至今仍未能解開。

經過一段時間住院治療未見起色，阿量將父親轉到呼吸照護中心，媽媽、姊姊們認為，不應該讓靠呼吸器維生的爸爸繼續受苦，但為人子的阿量卻堅持：「在生命面前，有誰能為別人做決定？」

阿量的父親在呼吸照護中心發生過2次敗血症，全身發黑，母親和其他姊姊都主張不再積極治療，但阿量說，從過去父親將車禍病危的叔叔硬是扛上計程車轉院，救回叔叔一命的往事，他判斷父親對於自己的生命應該也不是那麼容易妥協的人，因此極力主張要積極治療。

「一個生命在你面前一分一秒、一塊塊在剝落時，要怎麼說放棄？」阿量承認，自己判斷、認為的「父親的意志」，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自己選擇相信的想法。

從中風躺下到過世，阿量的父親在病床上躺了3年3個月又3天，其間從來沒有醒來過，阿量說，「我不知道父親是否在受苦，但身為人子的我，絕對不敢說自己受苦！」

「救不救？」一念間，而這一念間的決定，卻影響人十幾年的生活。

阿鳳的婆婆中風多年，第3次腦溢血送醫時，醫生詢問家屬：「要不要開刀？」

醫生預告開刀後有2種可能，一是手術成功但變成植物人；二是在手術台上就宣告不治。而如果選擇不開刀，病人會繼續出血，慢慢器官衰竭結束生命。

雖然阿鳳有「善終」的觀念和常識，但為人媳婦的她，只能做個沒有聲音的人。

「主要的決策者是配偶，也就是公公，」阿鳳說，當公公表達：「能救為什麼不救？」的積極態度時，自己雖然知道後果，卻也無能為力。

開刀後，婆婆成了植物人，五、六年來，翻身、拍背、進食，一切都要假手他人。

面對這樣的結果，阿鳳並不意外，但仍心存感激。「感謝公公有能力支持，」阿鳳說，由於公公的經濟條件不虞匱乏，支付了婆婆在護理之家一個月大約10萬元的病房及看護費用，讓他們不至於因為要照顧婆婆而拖垮全家。

面對至親生命的凋落，有人豁達，有人執著。兩者之間沒有對錯，但求如人所願。只是，當這個意願沒能來得及清楚表達，留給親人家屬去揣度、抉擇時，難免有所遺憾。

生命的列車終需到站，這臨終最後的「再見」，要不要自己掌握，是個人可以選擇的生命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