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控制的迷思
此後曾參加過幾次兩岸婦女交換婦運、婦研心得的場合。在眾多婦女問題中，兩岸女性主義者雖因處境不同而關心點有異，但在肯定女人主體性必須發揮的基礎上不難溝通；唯獨談到生育控制總覺得難以暢所欲言。
我們的台灣經驗是：從當初視女人為生育機器而立法禁止墮胎，到後來為降低出生率而通過墮胎合法化，都只把女人拿來做功能性的考慮，因此至今女性主義仍要反覆宣告女人對身體的自主權。大陸則基於同樣的人口問題考慮，將墮胎的權利激化為義務，「手段雖不同於台灣，漠視女人主體性的情況則一。然而，大陸連最犀利的女性主義者也不曾就這個女性觀點發聲。反而經常困惑在「畢竟中國的人口是太多了」的思想邏輯中。這種與權力幾乎同享共犯結構的態度，在她們面對其他性別議題時，直搗壓迫性根源的作風大不相同，我只能推想：在默許生育控制上，彼岸女人必然經歷了最強的被內化過程。
《劫——一個中國婦女的自白》的前六分之五內容，事實上就是詳盡地描寫這樣的被內化過程。與共和國同齡的女主角楊紫安回溯童年的第一句話——我的母親總是溺愛我的哥哥——就是點出了五千年來男尊女卑傳統的頑強孑遺，這其實才是楊紫安曾經認同生育控制的巨大背景，最後她才悟到，「使婦女和孩童成為中國問題的根源，……這種欺矇叫做：受害者被譴責。」
楊紫安走過，姓名不重要、生日無人記得的童年，經歷「馬恩毛」式的婦女解放，成為像男人一樣被動員參與勞動與運動的城市職業女性，表面上男女平等了，然而文化深層結構中的婦女問題依然故我。因此她擇偶時，母親及友人才要一再耽心別選上打老婆的男人，而她的姻婚也才必須以象徵性的嫁入夫家——對公婆跪拜奉茶來肯定，並運氣地迅速符合了家族對生男孩傳宗接代的期望，再為丈夫的前途而犧牲第二胎，簽署一胎計畫同意書。這樣一個女人生活史的縮影已經勾勒出一個女人仍為第二性的社會，自然是農村殺女嬰，職場結紮女性（而非男性），置壓力於懲罰違背生育政策之女身遠過於男身的良好背景。
遺憾的是楊紫安，或許是毛思迪的責任，並未深入到這樣的女性主義分析，雖然她提供了眾多線索，她對自己被內化至認同，甚至積極執行「一胎化」殘酷手段的詮釋，其重點毋寧在於饑餓與洗腦。前者肇因於人謀不臧導致的資源匱乏，後者則是國家機器強力發動大論述，並配合權力操控，使楊紫安和其他人一樣，為了切身的個人生存或抽象的國家利益，放棄基本人權。然而，作者這樣的分析起碼忽略了性別與階級的因素。自從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大陸要重建新秩序，總以犧牲女人與農村為手段，將經濟問題歸咎農村，人口問題則歸咎於女人及農村的完美組合，因此文革中因當權者拉拔農民而承受歷史苦難的城市知識分子，如今不知不覺中得以（較為）支持生育政策而譴責農村，藉以紓解自己在新秩序中面臨的現實壓力（如知識分子的經濟無力感），而女人受害者被譴責之苦更甚，已如上述，農村婦女且還是農村中的底層。這豈是《劫》中西方人道主義式的、宗教性的生命權（pro-life ）式的救贖，便能解決的問題呢？
〔圖片說明〕
P.118
大陸到處都可以看到人口控制的口號。（邱瑞金攝）
@List.jpg?w=522&h=41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List.jpg?w=522&h=41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List.jpg?w=522&h=41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List.jpg?w=522&h=41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