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看法認為，女性教育年限延長影響到女性對婚姻的選擇，教育投資越長，結婚越可能延後；其次，女性投入工作事業，常無法顧及個人婚姻；最後是，社會的離婚率日增，不幸的婚姻故事常環繞周遭，患有結婚恐懼症或拒婚族的女性增加，遲婚率也就上升了。非婚一族，文化弱勢
不過，台大社會系副教授王麗容為文指出，這樣的觀點過於保守，而忽略了兩性角色變遷的事實。她的看法是，女性遲婚可能來自婚姻帶給女性過多的束縛，傳統期待女性扮演好家庭主婦的角色，但現實環境又要求女性要是成功的職業婦女，和男性角色無異，「蠟燭兩頭燒」卻未能獲得滿意掌聲，使得許多女性對婚姻抱持觀望態度，寧可維持單身身份。
其次，社會對婚姻角色仍然有著「雙重標準」。王麗容表示，女性被要求「三從四德」，但是卻容許男性稍稍縱容、出軌，台灣社會的聲色文化已經威脅到女性對婚姻的安全感。
然而，單身女性一增加，社會似乎就感到不安。
中古時代歐洲，獨身的中年女性受到空前的災難，這些女性被冠上「女巫」之名，被處死或囚禁。
台灣民間則慣稱沒有進入婚姻制度的女性為「老姑婆」、「老處女」，諷刺單身女性是一群情緒不穩定、難以相處的人。宗教界對於拒婚的出家女尼，更是多所貶抑，佛教經典形容女人「如死狗死蛇，穢惡而壞爛」；清朝時為了防止出家女性情慾流弊，規定女子要四十歲以上才能出家。
祭祀習俗中還有所謂的「姑娘廟」，專門奉祀未婚而死去的女子，農曆七月十五日中原普渡拜祀「無主的孤魂」時，未婚過世的女子也包括在內，因為未婚，死後的牌位也不能放在家中。民間因而有「冥婚」傳統，必須找個男子娶回死去女子牌位，才能投胎轉世。
這樣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的烙印在某些本省籍家族中。三十二歲的小婉說，有次未婚的弟弟像是開玩笑的說，如果姊姊真的嫁不出去，「以後我讓我的兒子拜妳好了，」一旁的媽媽竟然很大聲的回答：「不行！」因為媽媽認為，不管女兒出家或未出嫁，反正死後都不是家裡的人，牌位自然不能放在家裡。
作家平路曾經指出，從我們對「家」的意像描寫「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可以看出女性在這樣的文化邏輯下是被刪除的。看看目前熱門的流行文化武俠小說中，女人在沒有家庭形式、沒有單一情感寄託時是怎麼被形容的，平路以金庸小說《神鵰俠侶》中的李莫愁、瑛姑為例：「這些人一生做惡多端卻也不是天性歹毒，只是因為情場失意、憤世嫉俗，由惱恨傷痛而成為乖辟，再由乖辟而成乖戾殘暴……」致命的吸引力？
也許是為了「平反」單身女性過於負面的形象，女作家黃明堅創造了「單身貴族」一詞，鼓勵經濟獨立自主的女性，不需要男人，一個人也可以生活得很好。此後有關單身族群的各種國內外論述，一時之間似乎蓬勃起來，《不婚俱樂部》、《樂在不結婚》、《單身的挑戰》、《也是不結婚症候群》等等。
然而社會文化對單身女性仍持不友善的程度，認為她們是婚姻制度的 「女殺手」。
幾年前，男性作家苦苓在公開場合演說，請台灣已婚男人留心「單身公害」，尤其是那些高學歷、有理想、有抱負，卻不肯結婚的女人。她們不要錢、也不要名分，最令男人難以抗拒。
在外遇問題連續多年被已婚女性列為頭號緊張問題的同時，單身女性被指為頭號的罪魁禍首，而且到達人人得而誅之的「公害」地步。
更有名的例子則是一九八七年發行，賣座鼎盛的《致命吸引力》這部美國電影，劇情描述一個原本幸福的中產階級家庭，妻子外出幾天，先生偷腥，以為一夜情到此結束，想不到蛇蠍美人有如憤怒野獸，不願善罷甘休，而她的命運是死在維護家庭的妻子槍下。出軌的丈夫整個生活成了恐怖夢魘，但丈夫還能從夢魘中醒來，不倫之戀卻成了單身女郎的致命原因。
「過去大家把單身女性壓抑的太過厲害，必須有個出口解放出來，但不管是公害或貴族，名詞都是創造出來的，反映部分真實，卻不代表整體現象，」聯合報記者沈怡說。獨自面對喜與憂
今年完成《關於單身》一書的她，在書中自我剖析過了四十歲大關、仍處於單身的處境，看清楚將獨自面對老之將至、寂寞無時而來、喜悅無人分享的劣勢；但享受充分的個人自由，準備好了隨時就可以出外旅行，不需徵得另一半同意的生活空間，「仔細評估優勢、劣勢，即使沒有計算到，都已經告訴自己，我可以承擔，」她說。
在她看來，單身女性不是光譜中極端的「貴族」，也不是刻板印象的「公害」，但是社會對單身女性種種形象描述的最大迷思在於對「性」的態度。
「或是以為單身者的性生活很放浪，一夜情經常在單身者身上上演；或者單身者天生對性沒興趣，仍然要求單身者守貞，因為只要沒有結婚就不能從事合法的性行為，」她說，價值觀槍口往往對準女性。
女性單身的身分常被「擴張」解釋，既然沒有結婚，就不可能有性活動，醫療專業體系也加入歧視單身女性的行列，指陳單身女性「容易有毛病」。
有媒體報導引述醫師的話：「發現長期單身婦女若個性內向、自我封閉，性情往往變得十分古怪，在壓抑性衝動之下，荷爾蒙分泌失調，容易產生生殖系統子宮肌瘤、子宮癌的症狀。另外，下腹腔疼痛、頭痛頭暈、長青春痘也很普遍。」
由於「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一類的醫療論述假設單身女性沒有性活動，因此會「陰陽失調」而發生病痛。高貴不貴
「社會對不婚女人的情緒很複雜，又是恐懼，又是焦慮，」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陳美華說，有時社會把單身女人刻劃得張牙舞爪，有時又把她們描寫得很逸樂，吃好穿好的，不用負擔任何責任。
但整體而言，即使是高學歷的單身女性，她們的經濟條件仍然不如男性。主計處的統計顯示，大學以上女性的失業率比同學歷男性高。
如果加上被迫或非自願加入單身行列的婦女人口，單身婦女居於經濟弱勢的情況將更嚴重。
台大社會學系教授薛承泰調查「台灣地區單親戶的數量」，台灣地區五百萬戶家庭中，單親戶約有二十萬戶，也就是說每二十五戶就有一戶為單親，其中單親媽媽佔了百分之六十。分析單親成因，以離婚最高（百分之五十八）、喪偶居次（百分之三十八）、最後是未婚單親（百分之四）。
根據統計，單親媽媽的就業率是百分之六十一，單親爸爸則達百分之八十，單親女性的經濟負擔比男性大。日前台北市政府舉辦「國際單親兒童文教論壇會議」，也有學者指陳，單親媽媽的人數比單親爸爸多，女性單親家庭的每月收入在兩萬元以下近四成左右。隱性歧視
當女人的平均壽命七十七歲，比男性的七十一歲多出六年時，婦女落於單身的機會已經比男性大得多，但想獨自成家的單身者可能發現國家部分福利、法令對她們相當不利。
婦女新知基金會日前提出「單身女人社會處境報告」，她們舉辦座談會，質疑國家的社會福利如申購國宅的資格、和政府透過以「利息補貼」方式輔助人民購置住宅的低利貸款，將單身者排除在外，是一種「隱性歧視」。
此外，勞基法「每月延長工作總時數」的加班規定，男性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女性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婦女新知認為，法令本意也許是為了保護女性，但一天一小時的加班時數其實很容易超過，單身者因為沒有家累，很可能成為加班的最佳人選。而財政部免稅的規定則是，加班若超過時數就要併入薪資課稅，如此女性的加班免稅時數是二十四小時，男性卻可以免稅四十六小時，明顯不公平。
「社會一直在說婚姻是種選擇，但其實是種制度，」陳美華說，國家資源分配好像是要「懲罰」沒有進入婚姻、不遵守家庭意識形態的單身者。
內政部的回應是，「國宅要照顧的對象是『家庭』而非個人」。何況他們的規定也不是針對單身婦女而來，單身男性同樣也沒有申請資格。
醫生作家王浩威曾經為文感嘆，「如果一般夫妻有一定額度（一百六十萬元）的貸款福利，為什麼我連半數額度的機會也沒有？」
「如果因單身者選擇單身作為生活形態，而以經濟上的不平等來打壓，無形中等於只有一種價值觀被肯定，也是一種倒退，」本身為單親媽媽的立法委員葉菊蘭強調，個人選擇的自由應被尊重，婚姻可能是一種幸福、一種保障；但也可能是一場夢魘、一種壓力。
「尤其勞資雙方因經濟行為結合，更應人人平等，」她說，何況超時加班的條文對雇主沒有約束力，等於是懲罰乖乖加班的女性勞工。還沒潑出去的水
不過，葉菊蘭也承認「為了單身者平權的問題而修法，會被認為是無聊的問題，」大多數立法者可能不覺得有急迫性。但我們確實必須體認到「法令沒有適應現代化結構改變的事實，」她說。
「當我們計算單身者的經濟條件時，多數人只想到一個人吃飯很簡單，但沒有想到單身者要盡的社會義務，」陳美華說。
在廣告公司任職、三十五歲的小美說，自銀行界退休的父親將價值數百萬元的股票分成四份，哥哥得兩份，她和姊姊各得一份。小美的態度是，財產是上一輩賺來的，他們有權如何分配。她的不平在，哥哥婚後自己出去組了小家庭，照顧罹患癌症母親的重擔其實是落在她這沒出嫁的女兒身上，有時加班晚回去，父親還要怪她對母親不盡心。
未婚女性生活看似有充分個人自由、時間，但卻常常不得不成為家族中最好的人力資源、財力資源、精神資源。
作家廖和敏在《不婚俱樂部》中描繪存在於這個時代的部分景象：「家族中有大小事，要調配有家分子出馬比較困難，因為他們要先安頓家中的老小，才能騰出多餘人力援外。單身的生活比較單純，也比較好調動。」
於是姑姑族、阿姨族常成為家族「備胎」，姊姊、哥哥忙不過來時，她們得代替接送外甥、姪女。
「單身者手頭多餘的錢不須為孩子儲備學費或家庭急用金，當家族需要，她們反正沒有什麼後顧之憂，大方出借，」《不婚俱樂部》中說。單身的挑戰
單身者的社會責任不能免，但是社會對單身女性卻相當不友善，甚至充滿威脅。
單身女人之間有一個共同的小祕密，她們經常會在門口放一雙男鞋，而且會彼此互相提醒，記得定時更換不同式樣的鞋，無非想警告企圖闖入單身女人之家的「大野狼」。
但這麼做除了自我安慰外，能有多大防暴效果？「因為獨居被歹徒盯上的可能性非常大，生命權是人的基本保障，」陳美華說，當她們提出單身女人社會處境調查報告時，花最多時間討論的是單身女性的居家安全，但卻無法有任何具體結論。
幾起社會上重大的性侵害案件，都以獨居女性為目標，歹徒侵入東海大學女學生在外租屋；犯下白曉燕案的陳進興逃亡期間，也對準單身女子公寓；資深媒體工作者徐璐在她的書中披露，六年前深夜在自己家中，遭到強暴。
獨居女性的安全亮起紅燈，但陳美華說，她們不能只建議單身女性加裝鐵窗、選擇保全設施完善的社區，除非結構性因素改變，否則「沒有任何出路」。
由於男女體力懸殊，單身女性享受個人生活時，承受的心裡壓力往往比男性大。
沈怡的男同事阿奇，經常半夜睡不著，到附近政大校園跑萬米「解除情慾壓力」。她和台大校園只在一條馬路之隔，但如果沒有朋友陪伴，深夜再想散步，也只能作罷。
黑夜對單獨的女性來說，缺乏羅曼蒂克，卻總是優先測試著她的身體警報系統。
為了安全，生活中少了些項目。
小婉的困擾是，她喜歡到海邊走走，但單身女性來到海邊，可能會被懷疑是要自殺，為了避免造成別人的誤會，她也就少去了。
沒有人陪伴，沈怡也不會去看子夜場電影，多年來幾次想換屋不成，除了熟悉感，一直依賴現在的住處相當安全。尋來覓去，「斤斤計較的還是環境安全第一」。
美國聯邦調查局曾經公布一份報告指出，二十到二十四歲，單身、離婚、分居，住在城市的婦女，最容易成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而受害的場所，百分之四十五發生在受害人家中或附近。
國內清大學生輔導中心的調查也指出，每兩名女性大學生，就有一名曾遭到性騷擾或性侵害。落到工作職場，已婚女性背後有一個男人撐腰，騷擾者通常不會自找麻煩。未婚的年輕女性常被騷擾，因為人孤影單，勢力薄弱。不再孤軍奮戰
但「不害怕天災，只恐懼人禍，」難道只是單身女性的困境？為了安全，單身女性就該積極尋找另一半，受男人保護？
現代婦女基金會的調查顯示，二十三到二十九歲未婚女性是強暴受害者的高危險群。但值得注意的是，歹徒和受害人並非都是陌生人，彼此熟識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六十六，可能是父親、繼父、叔伯表哥；也可能是師長、上司。婚姻中暴力也是台灣婦女最為擔心的問題之一。
「獨居越久，對安全越防衛過度，但寧可有反應過度的防衛態度，」沈怡說，工作夜歸時，偶爾會在將鑰匙插上鎖孔時假想，「如果這時候門後頭藏著一個人，該怎麼辦？」打開漆黑的大門，開燈立刻掃瞄室內，是不是和離開時一樣的凌亂？
「就算是約好人來送瓦斯、修電話，也都令我片面戒備，」她說，「家裡來一個陌生的男人，管他是在廚房換電熱管，在廁所修電燈，我最經常的反應就是打電話給朋友，彷彿藉著與外界通訊，獲得安全保障，這類保護動作從來沒有人教過。」
「我們不想讓被侵犯的恐懼感一直控制單身女性，」陳美華說，她們期望刑法將強姦罪由告訴乃論罪改為公訴罪後，至少可以減少一半的強暴犯在街上流動。
此外，社區街巷應有連接警察局的電鈴裝置，讓獨自走入巷弄的婦女不再害怕。
有人說，「寧為單身，是一種選擇；不得不單身，是命運。」選擇也好，命運也好，面對單身，更多的時候是面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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