瀟灑走過死亡——傅偉勳專訪

問：您在自傳式的結語中提到您自幼怕死，而為了克服對死亡的恐懼，才去攻讀哲學、宗教學。但真正面對可能的死亡時，究竟是什麼力量支持您去超越、克服它？

答：最大的關鍵是我幾十年來研究的領域與生死問題有關，覺得自己對死亡不應僅僅停留在思慮上的「解悟」層次，進而應在精神上達到「證悟」或「徹悟」的境界。

換句話說，如果我在精神上過不了這關，無法克服對死亡的恐懼，不論最後結果如何，我會感到很羞愧，這就好像作生意的人連本錢都丟掉了一樣。這種羞愧心多少刺激我非得解決它不可。

傅偉勳曾經堅持只有死得安然、死得有意義才是有尊嚴的死亡；現在他則採開放的態度，尊重所有由人們選擇的死亡方式。（薛繼光）

文學是最愛

問：您在書中用「甜蜜即死亡」形容您面對癌症的經驗，可否較詳細地與讀者分享您的體會？

答：那是我生平從未有過的經驗。在第一次手術後返家，覺得很累很累，只想休息。可是那種累沒有半點痛苦，就是毫無力氣。因此，每天睡眠時間長達二十小時，而且睡得好甜。

在那之前，睡前總得想一想今天的感觸、明天的計畫，永遠有事情在腦子裡轉，感到精神上的疲倦。相較之下，開刀後那種很喜歡睡，而且睡得很甜，是一種幸福。我忽然覺得：如果這樣甜蜜的長眠，就等於死亡的話，那麼死亡一點都不可怕。

問：您以往的著作是純學術性的，這是第一本較大眾化的書籍。從學術語言到大眾語言，您在著述的過程中，是否有適應上的困難？

答：一點都沒有。因為文學直至今日始終是我最喜愛的部分，甚至超過哲學。尤其在大學時代，我幾乎大半的時間都在中文系上課，而非哲學系；所讀的文學作品並不下於哲學作品。為了文學的享受，我可以不出門、不遠遊、不交際，也不會感到孤寂無聊。

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傅偉勳則主張：「未知死，焉知生」。生死、生死，芸芸眾生中，又有幾多人能從對生死？（薛繼光）

人是「向死的存在」

問：您在自序中提到，您將原書名主標題從「死亡的尊嚴」，改為「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是否意味著死亡的尊嚴也是一種生命的尊嚴？

答：的確，死亡尊嚴的品質，應該包括在整個生活的品質中。生活品質在中國人的了解中，並未包含「如何有尊嚴地死去」這一項。在我認為，死得痛苦、死得沒有意義，自然降低了整個人生的生活品質。

問：在主觀上您希望這本書能帶給台灣社會怎樣的影響？對讀者傳達何種訊息？

答：最主要以自己差點死去活來的經驗，結合哲學、宗教學、臨終精神醫學等等對生死學的研究，站在現代人的立場，重新探索生命的意義與對死亡的挑戰，希望能稍稍帶動國內對死亡教育的反思。

我有位在北美洲某大學任哲學系系主任的老友，他早年在學術界即享有高知名度，之後也從事些商業活動，而獲取高利潤。他一聽說我患癌症後寫此書，馬上表示：「這本書我要看。」他說：「我錢也有了、名也有了、權也有了，現在只剩下這個問題（指面對死亡）」。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曾說：人是「向死的存在」。不論地位高低、權勢大小、學識豐富與否，只要是人，都面臨同一問題——在死亡之前人人一律平等。

死亡的庸俗化

而台灣社會高度的經濟發展，卻沒有深厚的精神文化做基礎，因此在處理死亡這個終極課題時，常會出現很多奇怪的現象。像是民間盛行的「五子哭墓」，就顯示中國社會完全把死亡庸俗化到不可想像的地步。

我在一九八四年回台灣時，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街頭上一長列的殯葬隊伍，阻礙交通、大聲喧譁，這種把死亡拉到世俗人間來衡量，只管自家排場，而不論他人權益的現象，顯示我們並未真正尊重死亡。

問：您一再提倡「現代生死學」，究竟現代人要用怎樣的生死智慧來面對死亡問題？怎樣的死亡才是有尊嚴的死亡？

答：我在書上強調有尊嚴的死亡必須基於哲學、宗教上的種種理由，能夠死得安然。但我今天必須稍稍修改我的意見；起因在一場和作家平路對談時，她提出若有人經歷了生命的探尋後，仍是不甘心地死去，或寧可憤怒地面對死亡，而不想自然安然的死，難道這樣的死就沒有尊嚴嗎？

我今天已不願用一個普遍命題說：怎樣的死亡是有尊嚴的，因為在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沒有人有資格這樣說。

儒家不重視個人人權

問：中國人受儒家思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影響極深，這也常在討論現今社會與死亡有關的問題，如自殺、安樂死時，引起不同的討論。您以為個人是否有決定自己的生命要不要繼續、用何種方式繼續的自由？

答：儒家從不重視個人人權，中國人大半受儒家教育，卻沒有想到，在這個社會裡，有些人並不想做儒家，我們要不要尊重他們的自由？我們常常不想的。

死亡是個人的事，社會只能給予愛的關懷，除此之外社會不能向個人命令你不可以死，或你必須怎麼死，社會沒有這個權利。一個人真正要自殺，我們對他是無能為力的，因為死亡不是世俗事件，而是牽涉高度精神性與宗教性的超世俗問題。

自殺是個人要放棄整個世俗生活，面對世俗與超世俗的界線。雖然世俗的理由可能促成死亡，但對求死的人來說，一旦決定自殺後，死亡本身，就與世俗沒有半點關係。

無我無私

問：您在書中提到您在美國講授「死亡與臨終」課程上，曾提到莊子願將屍體與天上烏鳶、地上螻蟻分享時，班上有數位美國同學因不堪聽講而離席，是否中西方對死亡相關問題，存有基本文化上的差異？

答：的確有很大的差異。在中國文化中，道家與佛教談「萬物一體」，人與動物的地位是平等的，並沒有比動物高。而在基督教的教義中，是以神和人為中心，不承認動物可以解脫；基督教提倡善待動物、愛護動物，但動物並沒有進天國的可能。在這情形下，說自己的屍體要給動物吃，基督徒當然難以接受。

問：近年來，有關夢、死亡、輪迴的書籍，在台灣出版市場上，引起廣泛的迴響，這現象透露出什麼訊息？

答：有好有壞。好的是，台灣社會許多問題隨著經濟發展獲得改善後，大眾開始發現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在精神上如何應付死亡。對這終極課題關心程度提高，才會有很多人買這類書籍。

壞的是，宗教並不只是死後生命如何存在、有沒有輪迴轉生、會不會進天國的問題，宗教真正關切的是我們此刻活在世上，能不能培養超世俗的生死智慧、一種高度的宗教精神，希望自己能夠變成無我無私、時時付出愛的關懷，而不是逃避人間現實。如果一個人用逃避的心理談宗教，把希望放在死後，而用偏差的態度應付人生，不論他處在怎樣的世界，我覺得結論都是一樣的。

寫作是餘生的天命

問：您在生死關頭走過一遭，現在有沒有什麼是您難以捨下的？

答：只有一項——寫作。這也是我在新出版的自傳體書「學問的生命與生命的學問」中提到的，寫作是我餘生的天命。這種體會、這種決心，不會改變。我是那種如果知道明天死，今天晚上還在寫書、還在想問題的人，這就是我的人生。

過去三十年，我寫了五本中文書；生病後不到半年的寫作時間，就完成了兩本著作，我真正發現自己的潛力可以灌注、發揮在寫作上，這自信也是讀者幫我建立起來的。

這本書對我來說是新開端，不是世俗的收入，而是對大眾的影響與貢獻，可能遠超過我過去三十年所寫的象牙塔、純學術的著作。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說：「以你的學術成就，早已不需要再證明你的學術能力，可以做更多對社會有意義的事。」而我多年來關於「現代生死學」的研究領域，正是台灣所缺乏的，需要有人開拓開發。我也願意以這本書為基點，好好寫出一系列有關生死問題的專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