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八月廿日美國蓋瑞中華隊首次參加世界青少年棒球錦標賽。

賽程進行到第三天，對手是實力甚強的美國北區隊。

中華隊以凌厲的攻勢——十三支安打，打得美北隊招架無力；當家投手劉秋農以他特有的、捉摸不定的球路，完全封鎖了美北隊的打擊，中華隊以十二比一大勝美北。

一九八四年八月八日美國洛杉機奧運棒球表演賽中韓之役。

比賽進行到第十四局，距離原應結束的局數，已延長了五局，雙方比數仍然掛零。

十四局上半，中華隊進攻。兩出局後，三棒林華韋上場。他摸摸球棒，向裁判敬禮，站到打擊區。「鏗！」球打出去，飛得又高又遠……，是一支三壘安打。

全場觀眾發出吼聲，緊接著，四棒李志俊擊出安打，五棒楊清瓏擊出全壘打，中華隊以三比○贏了這場比賽，拿到了奧運棒球賽的季軍。

當年的英雄，現在在那堙H

右圖是職業隊在正式球季開始前的練習賽，非正式比賽就已吸引這麼多觀眾了。（鄭元慶）

問棒球迷一個數字，大部分人都可以屈指算出來。

我國旅日球員共有幾個？

「二郭一莊」、劉秋農、林華韋、林仲秋、葉福榮、許正宗、陽介仁、林易增、吳復連、涂鴻欽、陳大豐。

答案是十三個。

十三個球員中，「二郭一莊」在職業隊，林華韋前年退出球場，陳大豐打大學隊，其餘全在業餘隊。

為何我國頂尖球員全去了日本？

多半為了「尋夢」——到棒球王國試試自己的實力、學學他山之石，而職業隊的高薪，當然也是主要原因。但業餘隊呢？國內也有類似日本業餘隊編制的甲組成棒隊，他們又為何遠渡東瀛？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但都有一個夢想：打入職業隊」，到日本打了五年球的林華韋談起赴日動機，「但是這個夢想呀，通常不到一年就破滅了」，林華韋說。

主要的原因，當然是日本棒壇規定職隊最多只能有二名外籍球員的限制。林華韋指出，日本職隊的習慣是先挖投手（因為好投手難求）、再找野手，打擊手又喜歡找體型粗、臂力強的重砲型西方球員（易打全壘打），多少妨礙了我國選手——特別是野手的出路。

先輩，為我們乾一杯！」——林華韋尊重日本禮儀，喝下一杯「木桶酒」，祝賀築波大學畢業的學弟們一帆風順。（鄭元慶）

打職業之外，留下來的理由就很紛歧了。

現在新日鐵釜石隊的林仲秋就不否認，他是為了薪水才到日本的。「在日本，我的薪水是國內的四倍」，林仲秋在一篇報導中說。而到日本才三個月的吳復連也表示，在日本打球，物質生活比較優渥。他現在為製造膠帶、強力膠等製品的賜利那化學公司打球，每月可領相當台幣七萬元的薪水。此外，還有升遷、年終紅利等。

為日本樂器打了六年球，可算是我國旅日「業餘元老」的劉秋農，則為另一個夢——「瞭解日本棒隊為何比台灣好」而來的。他記得小時候「遠東少棒賽，日本不是我們的對手；世界少棒賽，日本沒有參加的分」，但打到成棒，「我們可以打贏韓國、韓國可以打贏日本，但我們就是打不贏日本」，於是就來日本看個究竟。

日本是亞洲的棒球王國，球員出路、比賽制度、球場設備，都是首屈一指的，球員們初來被吸引的，也就是這些，但真正令他們著迷的，卻不只如此。

「不到日本，根本不知道棒球員是什麼？」林華韋說。他的意思是，日本人對棒球的癡迷程度——像在棒球熱季那種萬人空巷、爭睹明星的情景；為了一場好球賽，大眾囑目的熱勁……，都會讓棒球員知道什麼才叫做打棒球。

林華韋的說法是有道理的。

有幅漫畫這樣描繪日本人：早上起來，攤開各家報紙，先找棒球新聞。

坐上電車，手上握著棒球雜誌。

中午休息時間，上班族圍坐一堆，七嘴八舌地討論球賽勝負。

下班回家，老婆捧來的拖鞋還來不及穿好，日本男人大叫「快開電視！」

「就是『這兒』，讓我打不下去了！」在日本靜岡車站前一家咖啡店裏，劉秋農手碰痛處，談起心路歷程。（鄭元慶）

日本棒球運動發展一百年來，已形成西方人難以理解的「棒球文化」，成為日本人除相撲、摔角、柔道以外最主要的體育活動，日本人支持它、熱愛它，且為它瘋狂。

有人從文化上解釋。有一種說法是：棒球比賽裡，投手和打擊手「一對一」的鬥法，很像日本傳統的運動：相撲。相撲中的準備儀式——蹲踞、跺足和怒視，與投打之間的「精神戰」——拖延、叫停、摸摸球具、清理鞋釘等，有異曲同工之妙。棒球因此被認為對培養戰鬥精神有益。

這對尚武的日本人來說，不啻為一大誘因。而棒球的團體性——須全隊九個人配合才能完成比賽，及長達二、三個鐘頭的比賽時間，多少也投合了日本人喜歡群體及謹慎的個性。

棒球由美國傳入——無論比賽規則或運動技巧都是美式的，但日本人卻有辦法創新。創新的過程無非是注入日本精神，像在戰術上運用犧牲打、犧牲短打、打跑戰術等。日本人也喜歡在體育報紙上加上繁複的棒球統計：得點、打擊率、全壘打數等，還用複雜的公式來評判球員。有人認為，也只有好計算的日本人能發展出這種「棒球文化」。

穿起公司制服，「大頭仔」吳復連像極了標準的日式職員。（鄭元慶）

從歷史的觀點來分析，「棒球文化」所以生根於日本，也有其背景。

一九三五年「讀賣新聞」老闆正力亨太郎建立日本第一支職業棒球隊；翌年阪神鐵路等六家職隊成立，確立了日本職棒制度的雛型，但日本職棒真正發展卻在二次戰後。

一九六○年間，日本國力正急速成長，日本人孜孜不倦地為推動經濟發展而埋頭苦幹，那時方興未艾的職棒運動為鎮日營生的人們提供了一個相當好的「紓解」。尤其是，讀賣巨人隊異軍突起，以秋風掃落葉的姿態，蟬聯日本職棒大賽九年王座，更使得上班時追求「第一」的日本人，在下班後找到認同對象。

日本戰後一代就是這樣「跟著棒球成長的」，如今他們有的成為公司老闆、企業中堅幹部或是商店主人，但對棒球的熱愛卻仍如往昔，也就因著這些人的影響，棒運種籽因而生生不息。

在這樣的環境下打球，心境自是不同。林華韋曾描述過那種身為棒球員「被尊重的感覺」。他的意思是說，在這兒打球才能夠感覺「被瞭解」，場邊觀眾拍手、嘆息、驚呼，不為勝負，也不是一個球的輸贏，而是欣賞球員的每一個判斷和反應。

「每個球的好壞，都有內行人在看」，劉秋農也有同樣的感覺，因此他說他在日本打球「比較謹慎」。

對一個以球場為人生舞台的球員來說，擁有這樣的球迷，即使進不了職業隊，也願意留在業餘球隊堣F。

日本的業餘隊，也稱「社會人球隊」，由公司或企業主出錢支持，以提倡棒運、促進員工身心健康為目的。因此，社會隊雖也和職業隊一樣，有專設球場和啦啦隊，也聘請教練、吸收球員等，但因其不以營利為目的，對球員跳槽、離隊，甚至轉行的限制較少，但相對的，也有不同於職業隊的要求。

到日本來的業餘球員，都有一個「夢想」：打職業。（鄭元慶）

要求主要來自公司與球場。

與職業隊不同，業餘隊除打球外，還要上班，像林仲秋任職於公司的水果部門、吳復連屬於公司總務部等，其他球員在所屬公司也都有其職責。

「日本是個嚴肅的民族，他們說好了要上班，就是認認真真地上班，也就是說跟一般職員一樣，沒有特別」，吳復連表示這是跟國內最不同的地方。他每天早上八點半打卡，九點作晨操，然後上日文（公司特別安排一位老師為他上課），之後就是「坐辦公桌」了，要一直等到中午休息後才換上球衣。

練球雖只有半天，份量可沒有摻水，「比起職業隊，我們的份量絕對不輕」，劉秋農描述他們的冬季訓練：「在一個高高低低、彎彎曲曲的山路上來回跑，第一次跑十五分鐘、第二次廿分鐘，接著是一百公尺的階梯跑五趟到十趟，然後衝階梯旁的斜坡，也是五到十趟，再到健身房做重量訓練，然後再作長跑，大約四十分鐘到一個小時……，這些項目都在一個下午之內完成。」

哇！「練得很厲害呢！」涂鴻欽、吳復連也有同樣的看法，「我們在國內太輕鬆了！」吳復連說。

棒球文化」植根於日本人血液中。圖為甲子園棒賽落敗隊伍的啦啦隊，綁著頭巾及臂章，上面寫著校名是為了加油用。（鄭元慶）

儘管練得很苦，但大家都還是認為，去日本實在學到很多。林華韋指出，日本人打球的認真態度很令人佩服，「他們的選手不管上不上場，都是兢兢業業的練球。」

這與我國另一個也打過業餘、現已回國的趙士強的說法剛好可以互相映證。

趙士強曾說，我國球員總是抱怨：在國內受到的照顧不夠，「一去那兒才發現，許多日本著名大學的球員，畢業後參加業餘隊也只有月薪十五萬日幣（合台幣二萬五千元），這和我們甲組成棒隊之一的兄弟隊的薪水不相上下，日本的生活費又高，這樣的生活水準簡直是低收入，但他們卻甘之如飴。」

劉秋農則認為，日本公司對員工的照顧，實在很周到，像他為公司賣命六年，公司除了升他當正式職員外，還有特別福利，「開了兩次刀，都有公司補助。」

這位當年以「潛水艇投手」吒叱風雲的投手，現已經在做球員生涯的「收尾工作」了，「如果沒有意外，我計畫明年退休。」

六年來，他隸屬的日本樂器隊，曾因為他的掛帥主投，多次進入業餘隊最重要的年度大賽——都市對抗賽，「因此與公司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調侃說。但六年的衝鋒陷陣也讓他吃了不少苦頭，最切身的痛苦是：手傷。

等車空檔，幾位日本紳士在地下街觀看棒球轉播。（鄭元慶）

劉秋農的手傷，從小就經常發病，但真正嚴重起來，卻在赴日第四年。那時候，他剛打完社會組球隊的另一個年度重要大賽——日本選手權，還拿了全日本的亞軍，「回去後只感覺手麻，也沒去理它，後來就變本加厲痛得不知如何是好。」

「後來到醫院檢查，醫生說是脂肪壓到神經，要開刀把脂肪拿掉，刀一開才知道不止是脂肪，連軟骨都壓到神經了，就又開一次刀把軟骨拿掉，最近去醫院作復健，醫生又說肩膀也有問題，也要開刀，唉！」

「你說我這樣為公司拚命，把手投成這樣，公司能不幫忙安排嗎？」劉秋農說得理直氣壯。他現在仍然受困於手傷，因此只想打到明年。

明年後的日子，他有兩個計畫：一個是到美國看看，「看能不能學些運動醫療方面的事情」；另一個則是接受公司的安排，以職員的身分在台灣分公司就職。目前他勤學各種樂器的調音技術，希望能為將來作準備。

懷著「偏向虎山行」的壯志到日本磨練，以調音師的結果收尾，劉秋農不免有著命運捉弄人的遺憾。但到日本這些年來，該看的、該學的，都看過、學遍了，將來的生活也算有了保障，劉秋農倒也不怨什麼。

坐在這樣的球場看球，是不是一大享受？圖中面對球場的是貴賓席，一張票約合新台幣一千五百元，看球時還可以點叫東西吃。（鄭元慶）

而當年一心想打入職隊的林華韋，卻在日本選擇了另一條路。

林華韋出身少棒發展早期的七虎棒隊，從少棒、青少棒、青棒、成棒一路打上來，是我國棒壇很典型的「四棲國手」之一。

民國六十九年，他被日本業餘隊之一的山葉發動機隊網羅，後又轉至河合樂器隊，在打業餘的幾年中，林華韋的表現可以用「穩健」來形容，他曾在都市對抗賽中獲頒「敢鬥賞」，在日本新聞界有關業餘隊賽寥寥可數的報導中，也曾多次被提及，被認為是攻、防、跑三方面俱佳的好手。

這樣一位優秀的運動員，卻在他運動生涯最顛峰的時刻，決定退休。

七十四年十一月——距離他獲賞不到二個月，他被徵召返國，參加由我國主辦的第一屆國際成棒邀請賽，決定在自己生長的土地上退休。

在台北市立棒球場萬千名觀眾的祝福下，林華韋向昔日的三壘守備位置深深一鞠躬，告別了他的業餘生涯。

迷棒球嗎？見過這樣的場面嗎？（鄭元慶）

林華韋為什麼選擇在顛峰時候退休？退休後的動向如何？以後會不會回到棒球圈？……都是球迷關心的焦點。林華韋並沒有讓大家等太久，今年三月，他考入築波大學體育研究所，解答了大家的疑惑。

談起退休的動機，健談的林華韋從工作呀、生活呀說了一堆，最後才觸到問題的核心，「我只是提早面對卅五歲以後的人生而已」，林華韋指出，對一名運動員來說，最殘酷的，不是球場的輸贏，而是從運動場退下來後的日子，「那才是人生的開始。」

卅歲的林華韋計算棒球員發揮到極點的年限約在卅五歲左右，「能打到卅五歲一定是極其優秀的球員」，林華韋說，他自信也可以挨到那個時候，但是退休後的「後路」卻得預作打算。

「我當時給自己兩條路：在球隊所屬的公司做事，或是回台灣」，林華韋指出，留在日本做事可行，但得忍受日本人排外的心理，特別是在考績及升遷上的斤斤計較，「不要如此過一生吧！」林華韋最後決定了第二條路。

回台灣得從做球員或教練中擇一而就。「重做球員？我自信可再打三、四年，但三、四年後呢？」林華韋心想。

只剩一條路了。

當教練？「總要有東西可教吧！」林華韋指出，多年的日本經驗雖然證明他是一個好球員，但並不證明他是一個好教練，而國內棒界多年來對教練多有不專業、土法鍊鋼的批評，他不想回去重蹈覆轍，「還是唸書充實自己吧！」他給了自己結論。

就這樣，林華韋苦讀三年，考上築波大學體育研究所教練學組，在這所以科技方法及理論見長的學府中，展開新的里程。

球場生涯也像所有的人生舞台一樣，各人的命運塈阬齯F幾分機運、幾分選擇。

到日本打球，是多少棒球員的夢想，但只有幾個球員有機運東渡。

有人到了那兒之後，看看學學，然後選擇回國；回國之後仍然選擇打球，像現在在味全隊的趙士強、榮工隊的何明堂、兄弟隊的黃廣琪等，三人都還是各隊的悍將，球技仍為國人折服。他們的東瀛之行，沒有白走。

有人選擇退休。林華韋已走上學術之路，劉秋農很可能從商，選擇與棒球完全不同的路。

當然還有不少人還在日本打球，他們總要面臨選擇。

更有不少人還在猶豫，要不要選擇赴日？

日本這個棒球王國確是球員們的夢土，但東渡彼岸，並不能保證美夢就此成真。

「二郭一莊」也好，劉秋農、林華韋也罷，仍然永遠面臨選擇。重要的是在每次「球」將投出之前，仔細地想，選擇一條最適合自己的「球路」。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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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棒球王國整年都是棒球熱季。右圖是職業隊在正式球季開始前的練習賽，非正式比賽就已吸引這麼多觀眾了！下圖是全國高中生棒球錦標賽，在聞名的甲子園棒球場舉行，日本高中生都以能參加這項比賽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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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輩，為我們乾一杯！」——林華韋尊重日本禮儀，喝下一杯「木桶酒」，祝賀築波大學畢業的學弟們一帆風順。

P.86

「就是『這兒』，讓我打不下去了！」在日本靜岡車站前一家咖啡店裡，劉秋農手碰痛處，談起心路歷程。

P.86

到日本來的業餘球員，都有一個「夢想」：打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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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起公司制服，「大頭仔」吳復連像極了標準的日式職員。

P.88

「棒球文化」植根於日本人血液中。圖為甲子園棒賽落敗隊伍的啦啦隊，綁著頭巾及臂章，上面寫著校名是為了加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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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車空檔，幾位日本紳士在地下街觀看棒球轉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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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棒球嗎？見過這樣的場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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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這樣的球場看球，是不是一大享受？圖中面對球場的是貴賓席，一張票約合新台幣一千五百元，看球時還可以點叫東西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