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文學，影響深遠
對中、老一輩的作家而言，葉石濤的經歷或許並不陌生。民國六○年代興起的「鄉土文學」，也曾在「文學——政治連環結」中捲起巨浪，至今仍餘波未息。
「鄉土文學」興起之際，文壇上充塞著西方翻譯小說和愛國反共小說。因此，當陳映真、王禎和、黃春明、王拓等作家，陸續以「關懷本土」為理念，嘗試描繪台灣鄉鎮、市井小民的形形色色時，這一種「不同的聲音」，立即引起注意。
「我並沒有什麼偉大目標，也不想寫什麼偉大作品。只是生長在這塊土地，看到許多令我感動的人和事，有不吐不快的衝動。」以「莎喲娜啦．再見」、「看海的日子」等作品成為「鄉土文學」中堅的黃春明，回憶當時的寫作動機。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鄉土文學」不僅凸顯台灣本土意識，又著力於描寫中下階級的辛酸無奈，因此被認為「宣揚台獨」及「和三○年代赤化小說如出一轍」，使得這群作家飽受壓力。民國六十六年，「鄉土文學論戰」達到高潮時，甚且形成壁壘分明的兩派，令當時文壇氣氛緊張許久。
方言文學興起
如今，隨著政治的開放，「檢舉匪諜、人人有責」式的時代究竟遠去了。葉石濤就帶著欣羨的語氣說：「年輕一代真是幸福，因為他們不知道畏懼，也不必信服任何一種權威。」
像民國四十四年次比葉石濤年輕近廿歲、現任自立早報總主筆的詩人向陽，在民國六○年代中期的「文學論戰」期間，開始用純粹的台灣方言來描寫鄉野人物，在那個「語言代表意識型態」的時代中，也被不少人視為勇氣可嘉的初生之犢。
向陽回顧這段歷程說：「我的信念很單純——我手寫我口，台灣話既然是我的母語，用它來發抒情感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不覺得有什麼嚴重性，而自始至終也沒有受過任何壓力。」
民國七○年代中期，在野人士反對勢力逐漸成形、政治空間擴大，爾後正式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因此被葉石濤稱為「新人類」的新生代作家，就更不知「禁忌」為何物了。
新環境，期待新作品
「解嚴後的文學界可說是海闊天空，富有理念的嚴肅文學創作者，可以盡情發揮」，文學評論家，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呂正惠表示。
遺憾的是，相較於文革後，大陸文壇湧現大量深刻的文學作品、新人輩出，台灣的表現不免令人失望。
呂正惠在回顧去年台灣文學的一篇評論中指出：去年一年，文壇並沒有出現閃耀的新星；成名作家也沒有震撼人心的新作；而且相對於去年政壇的熱鬧景象，台灣文壇也相當沈寂，並沒有發生什麼重大事件。
另一位文學評論家、台大外文系教授蔡源煌也有類似看法：「解嚴後，儘管出版品大量增加，但無論從質和量來看，嚴肅的、藝術價值高的文學創作都不如從前」，他說。
有血有淚的愛國小說像「未央歌」、「滾滾遼河」、「蓮漪表妹」等，已久不復見；傷時懷舊的小說如張愛玲、白先勇的作品也後繼無人；連「鄉土文學」也在進入七○年代後日趨沒落。
台灣文學怎麼了？！
向陽為這種現象提出解釋：「文學本來就是壓力下苦悶的產物。那些階段感人至深的作品，是那個時代的見證。」而解嚴前後這幾年來，壓力頓開，從前寫批判作品的「鄉土文學」作家自然有「無處著力」的感覺。
呂正惠也認為，「鄉土文學」時代所興起的，其實是一個目標相當有限的「新興中產階級」的反對運動，他們要求的只不過是政治開放與經濟繁榮。一旦這些目標達成，「現實主義批判」的動力也就消散了。
留日十年的戲劇評論家王墨林則認為，台灣文學卅多年來，固然有一些不錯的作品，但由於僵化的思想教育，台灣始終侷限在「政治看美國、經濟看日本」的模式中，沒有建立「主體意識觀點」，以致於作家們往往只能看到「現象」，就「現象」做一些無傷大雅的批判，卻缺乏掌握本質、批判本質的能力與氣魄。
同樣的，本身有強烈政治理念的陳映真也曾坦白指出：「台灣有不少作家，可能都是好作家，卻不一定都是銳敏的思想家。」即使在「鄉土文學」鼎盛時期，作家中也少有人具備像東南亞或第三世界某些抗議性作家那樣強烈的、有自覺的批判意識。
另一種不可忽略的原因，是解嚴以後，各種社會運動風潮洶湧，「一些抗爭性強的作家乾脆走出書房，不再以筆代言，直接投身到各種運動中，去體現自己的政治理念」，向陽指出。
解嚴併發症？！
近年罕有新作的陳映真，將心力放在「人間」雜誌的經營上，用攝影及報導文學的方式，為社會中的「弱勢團體」——原住民、雛妓、精神病患……等——做代言人。王拓和楊青矗在「美麗島事件」後一度停筆，現在則投身政黨。另外像年輕一代中，「政治性」超過「文學性」、「台灣意識」強烈的作家林雙不，則忙著舉辦全省巡迴演講，做更直接的抗爭。
「在解嚴以前，參與社會運動是相當危險的，現在有這些機會，作家當然應先融入社會」，向陽抱著樂觀的態度：「暫時停筆並不表示創作力消失，等作家們從社會中蛻變出來，或許會有更深刻、更寬闊的作品。」
對於這種樂觀，王墨林則採取保留態度。他認為作家投身社會運動，並不見得是一種有益寫作的錘煉，相反地，可能只是感染上解嚴後台灣「集體歇斯底里症」罷了。
「這幾年愈演愈烈的政治熱、錢熱、大陸熱及資訊熱等都可稱為『解嚴併發症』」，王墨林指出，人人都「有話要說」、都想走上街頭、想參選、想組黨、想辦報章雜誌……，真正靜下心來聽聽別人的想法的人可謂少之又少。
功利取向主導一切
相應於「政治熱」，「錢熱」也瀰漫在文學界，無論出版業者、作家、讀者，都不由自主地受到影響。
以出版界來說，隨著大眾消費時代來臨，文學也只不過是一種商品，它的純藝術價值已退居其次，最重要的反倒是如何包裝、促銷、打知名度、迎合大眾的口味。正如蔡源煌指出的，目前許多出版商只圖一時之利，作「押寶」式的瘋狂投資，也就顧不得什麼文化使命或回饋社會了。
至於讀者方面，陳映真早在五、六年前就察覺到：在大眾消費社會中，官能的快樂、享樂主義、財物的獲得和積存等，成為人們最關切的問題；也因此，富裕社會中的文學多半侷限在探討個人經驗——疏離、漠然、人際溝通的阻絕、以及無休止的各種欲求——等主題上。
這種情勢下，有更高理念的嚴肅的藝術創作，自然只在少數知識分子中受到關切，再也引不起社會大眾的興趣。當嚴肅作品的主要讀者——大學生——也開始玩股票、六合彩時，文學的庸俗化、商品化，似乎就不可避免了。
在這種功利風潮中，「文學商品化」的例子俯拾即是，「這幾年出現的、台灣文壇的第一個大規模流行文學——閨秀文學，就是其中之一」，呂正惠指出。
價值錯亂，品味混淆
「閨秀文學」，顧名思義，就是以年輕女性為主要讀者群的女作家作品，內容多半是探討兩性問題，特別是現代城市男女的婚姻困境。「閨秀文學」的幾位知名作者——李昂、蕭颯、廖輝英、蘇偉貞、曹又方……等等，也無疑是現在文學界最暢銷的作家。
以前，同樣寫女性，張愛玲和瓊瑤就分屬截然不同的兩種品味、擁有不同的讀者群。然而這些「閨秀文學」究竟屬於嚴肅文學？抑或通俗文學？連文學評論者也難以歸類。
正因如此，「閨秀文學」雖然不乏佳作，但它的嚴肅性和藝術性卻一直備受質疑。
「同居、外遇、離婚、色情行業中的女性……，這些都是衝擊力很強、現實中赤裸裸的題材，在當代歐美文學中也有不少真正觸及人性深處的作品」，呂正惠說，「可惜在閨秀文學中，這些問題不是被誇大醜陋面，就是羅蔓蒂克化，兩者都是一種逃避，都沒有真正面對問題的癥結。」
解嚴文學，禍福難卜
這固然和作家「能力」有關，但另一個不爭的事實，則是許多作家已將寫作當做追逐名利的一種職業，於是「賣點」和「產量」的重要性超過了對「品質」的要求。
「解嚴後的報禁開放就是一個關鍵」，現任自立報系文藝主編的作家林文義指出，這一兩年來，暴增的報章雜誌版面似乎永遠填塞不完，於是出現作家「好稿投大報、爛稿投小報」、得過且過的心態：反正賺取的是一樣的稿費，而且小報沒什麼人看，不至於影響自己的名聲……。
「寫作不是工廠式的生產，如果作家隨波逐流，不能把持嚴格的自我要求，作品永遠無法進步」，目前從商、自稱「談文學已經沒什麼興致」的黃春明，在說到年輕一代作家的功利取向時，也不禁激動起來。
「報禁解除，資訊浮濫，也影響整個社會的閱讀習慣」，林文義說。
從買到一、二本好書就可以雀躍許久、反覆品味的時代，到今天的「光看報紙都看不完」；而報紙又傾向於對焦點新聞做一窩蜂式的立即報導——速成式的評論、雜感、當事人訪談……，非要把一個題材的「利用價值」榨光不可。
在這種情形下，「大眾的閱讀習慣從『重質』轉而為囫圇吞棗、浮光掠影式的吸納，對嚴肅作品的創作和銷售都是一種斲傷」，向陽也指出。
台灣文學何處去？
或許，正如隱地所說，「解嚴絕對是件好事」，而且總會有一些默默耕耘、不求聞達的年輕作家逐漸嶄露頭角。只是，解嚴後的政治、經濟、社會力量和新聞媒體……都如同脫韁野馬，展現驚人的活力。相較之下，四十年來較不受鼓勵、嚴肅的文化思想，則在此刻愈顯蹣跚無力。
其實，「解嚴後的確有很多題材值得寫，——新舊社會價值的紛亂、群眾意識、兩岸關係、甚至中國前途……等等」，呂正惠指出，「只怕作家們沈浮在功利虛矯中，缺少那份心和感情去寫。」
解嚴後的台灣文學，會埋沒在這種種熱潮中，抑或在轉型期後蛻變、再生，呈現更敏銳，更開闊的面貌？的確值得大眾深思。
〔圖片說明〕
P.82
閱書人口增加了，書的內涵與讀者品味是否也同步提昇？
P.84
最吸引年輕女性讀者的，還是種種討論兩性關係的書。
P.85
從「閨秀文學」到「紅唇小說族」，女作家的「明星沙龍照」已成為吸引讀者的要件之一。
P.86
「台灣意識」襲捲國內出版界，成為文壇最熱門的議題。
@List.jpg?w=522&h=41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