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晚上八時零五分，是我們一家人永難忘懷的時刻；而桃園縣大園鄉國際路，也是一處永遠的傷心地。……路面可以重鋪，路樹可以重栽，但是那撞毀的房屋、扭曲而破碎的機身及焚後瀰漫空中的焦味，如同電影影片中的停格畫面一樣，為我們一家人留下難以釋懷的傷痛畫面。」

企圖忘記傷痛，並不一定能撫平傷口。記取教訓，反而更能彰顯傷痛的正面意義。圖為二二八政治受難者的紀念碑。（張良綱）

這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員李豐楙，在悼念因華航空難喪生的妻子而寫的〈死亡不再獨霸──懷月辭〉一文中，表達出的深重創痛。

一夕之間，山崩地裂，家園盡失，林肯大郡的受害家屬走上街頭。然而災變的創傷又豈是財物理賠所能彌補的？（張良綱）

然而，這種深受創痛畫面所苦的心理，不只是文學的關懷層面，在醫學上，它也是一種心理受創後的具體症狀。

今年二月十六日晚上，一架中華航空班機在桃園中正國際機場著陸不當，失速撞毀，造成機上乘客和被殃及的機場附近居民共二百零三人罹難。

醫院的精神或心理科門診，可提供治療心理創傷的資源。（張良綱）

罹難者的親人、朋友固然得承受巨大的衝擊、失落之痛；然而，在心理、精神醫師看來，透過媒體報導，全國民眾也暴露在飛機爆炸的大火焚燒、血肉模糊，以及罹難者的家屬痛哭認屍、斷腸招魂等現場畫面下，因此同時受到這個意外事件創傷的人數，恐怕更是難以計數。魂飛魄散入夢來

馬偕醫院精神科主任吳光顯指出，在醫學上，所謂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又稱為「重大打擊後遺症」，泛指個人遭遇不平常、重大的打擊事件，例如從戰爭、自然災害，到強姦、謀殺、暴動、交通事故後，其心理受到創傷而產生的特殊症狀。

不斷浮現創傷畫面、回憶、惡夢，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典型症狀之一。此外，還有可能情感或行為會變得麻木、冷漠，對生活缺乏興趣，不想與人親密來往；有些人會過分敏感、不安、失眠、注意力不集中、記憶欠佳；特別對失去親人或事件中的殘存者，很容易產生「別人都死了，只有我活著」的生存罪惡感。

對道教鑽研極深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員李豐楙，將妻子的死亡視為羽化登仙，而度過喪妻之痛。（張良綱）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人都以為創傷症候群只出現在大難不死者，或罹難者家屬身上。心理師游乾桂指出，救災人員、記者、目擊者也可能成為受創者。硬著頭皮衝進去

「他們在血肉模糊的災難現場，不眠不休的工作，等到放下工作後，惡夢、焦慮、緊張、冒汗，以及失事慘狀、焦黑的屍首，都可能在腦海中縈繞不去，」游乾桂說，至於那些成天守候電視觀看的人，一些人格不成熟者，如小孩，或本身有身心性疾病的人，也很容易被感染而出現有如親身經歷的症候。

包括吳光顯在內的許多精神科醫師，近來在門診中也常接觸到媒體記者的個案，吳光顯表示，重大意外事件對他們造成的衝擊，除了與個人的性格有關，學校和報社或傳播業者最好能事前給予他們一些心理方面的教育，就像打預防針一樣。更專業一點的做法是，業者其實應該設置常態性的專業心理諮商人員，隨時對這些在「前線」工作者提供支援。

吳光顯表示，原本就有恐慌症傾向的人，容易因為事件的刺激出現過度焦慮；曾有過類似創傷經驗的人，可能因此引發舊創；還有些人平常累積了許多工作或生活上的壓力，這時候如果再接收到外界變動的影響，也會出現一些生理上的症狀。

重大的災害事件，可能使社會人心集體受創，這又是創傷癥候群的另一層次。（張良綱）

「平日儘量不要累積壓力，或培養適當的抒發管道；親近的家人或友人在這個時候更要給予精神上的支持，」他建議。招魂、收驚、佛祖保佑

「就像一般的疾病一樣，人類對於這種心理創傷，多少有些自我保護和復原的能力，他們身旁的一些資源，如家人、宗教等，也或多或少能支持他們度過傷痛，並不一定會造成永遠的創傷，」台北市立療養院院長胡維恆指出，民間自古傳習的一些民俗治療，如誦經、法會、招魂、收驚等儀式，都具有安撫心理、鎮定精神的作用。

除了家人、友人支持，個人訴諸民間的老方法求「平安」外；國內以往發生意外、災變，大多由社會工作單位出面安撫、協助受害者和家屬，像政府的社會局，佛教的義工團體，若有心理問題，需要諮商，也傾向求助於民間團體如生命線、張老師。

只是，現代有些人已經無法滿足於這類形式，或者身邊的人際關係、社會資源較薄弱，若是身心出現比較嚴重、病態的症狀，就必須尋求精神或心理醫療管道協助，這類機構可以提供減輕生理症狀的藥物，和紓解壓力的方式，如心理協談。

最近做實驗爆炸受到燒燙傷的小朋友，療傷過程中彼此支持、打氣，成為化解傷痛的最佳療方。（王聰源攝）（王聰源攝）

但是，親身受到重大創傷後出現的異常症狀，常會普遍地以壓抑或偽裝的方式呈現出來。病患最初可能只會有長期失眠、焦慮、深度抑鬱或困擾的人際關係等症狀，而意識不到病情的嚴重性。潛伏在心底的冰山

「一般人對於重大的創傷的反應，是將它們從意識中驅離。創傷事件往往也不是說出來的，而是症狀出現時才得以浮現，」省立桃園療養院副院長、精神科醫師張達人表示，尤其國人對這一症狀的認識或警覺不夠，常常在事件發生後，用壓抑或轉移的方式處理。

「這種方式雖可使得症狀暫時消除，卻無法根治，往往它們會轉移，以其他方式發病。」所以張達人在門診時，常常詢問病患過去的經歷或病史，因此發現許多身心性疾病或精神官能症病患，有遭受重大事故打擊或傷痛的經歷。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症狀有急緩之分。這些後遺症狀在事件發生後六個月內出現，或病情只維持六個月以內者，稱之為急性；病情維持六個月以上者稱之為慢性。若事件發生六個月以後才出現症狀，稱之為遲延性。

比較令醫療人員擔憂的，即是慢性和遲延性的症狀，因為它相隔一段甚久時間才慢慢發病，因此常常被忽略與打擊事件之連帶關係，病情也會因為累積過深，而難以治癒。

這些身心症狀若長期累積，最後會導致頑強的抑鬱狀態，形成冷漠、無助、孤立、自我形象貶損、罪惡性冥想等症狀，結果可能造成驚人的心理損失，例如精神分裂、人格異常；自殺，也常被這些長期抑鬱的病患視為最後的出路。歇斯底里與戰爭

隨著醫學研究日益深入，創傷經驗的複雜性也逐漸被瞭解，傳統的治療方式顯然不敷所用，必須藉助專業治療。

美國哈佛醫學院臨床精神科教授朱蒂斯．赫曼在《創傷與復原》一書中指出，心理創傷的研究始自十九世紀精神醫學發跡之初，精神學家在治療當時常見的女性歇斯底里症時，透過追溯個案的病史，發現這些動作麻痺、感官喪失、抽筋和健忘等許多症狀，大多與童年遭受性攻擊、性虐待和亂倫等創傷有關。

這本書還指出，兩次大戰和美國參與的韓戰、越戰，則讓大眾再度發現心理創傷的普遍性。當軍人長期暴露於壕溝戰中、或受到死亡的持續威脅、目睹同志傷殘與死亡而救援無望，堅強的男性戰士也會歇斯底里地尖叫痛哭，或者瞬間僵直無法動彈，性格變得沈默而反應遲鈍，最終喪失記憶與感覺能力等。

美國在越戰結束後，由於受創的軍人數目驚人，展開系統性和大規模的精神、心理研究，確定了創傷後出現壓力異常的症狀。

與此同時，西歐和北美在婦女解放運動之下，展開對受虐婦女和兒童的研究與治療，更進一步擴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的光譜。許多研究顯示，受害者有類似退伍軍人的症狀，例如失眠、反胃、恐懼和夢魘等反應。

朱蒂斯．赫曼認為，創傷的定義應該像一組光譜，再精細區分出不同層次的症狀。譬如，長期遭受暴力或性虐待的受害者，由於症狀比較複雜，就被她歸類為「複雜的創傷後壓力異常症」。如此才能針對不同的病症，施以不同的治療。災場如戰場

為了避免拖延成疾，國內的臨床精神和心理醫療人員都強調及時就醫的重要。去年八月溫泥颱風來襲，造成台北縣林肯大郡崩塌、大湖山莊淹水，三十幾人死亡的意外事件，台北市立療養院特別主動到災戶家中訪視、寫信連絡罹難病患及家屬，提醒他們注意自己的身心狀況，建議他們前往療養院的心理科門診。

同年十月，台北市舉辦萬人拔河賽時，發生斷繩意外，數位參賽者斷臂、內臟受傷，台北市立療養院院長胡維恆也因預見傷患不僅承受肉體的疼痛，精神也將飽受驚嚇，需要接受心理復建，以撫平意外造成的心理創傷，而與馬偕醫院的精神醫療團隊一起協助觀察病患的心理和情緒狀況。

「意外發生當天，不少民眾或傷患家屬目睹斷臂飛出，血淋淋的場面如同殺戮戰場般，不少人心情久久不能平復，甚至一想到就會哭泣、食不下嚥，這正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表現，」胡維恆也注意到其他的受創者，而呼籲他們前來就醫。

「對於親眼目睹事件發生但本身並未受傷的民眾而言，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症狀多半在事件發生後立即出現，但是身體受重創者，由於病痛暫時轉移心靈上的創傷，因此情緒看似穩定，二、三個月後，這些傷患就出現明顯的心理症狀，」他說，所以治療也是長期性的，許多個案如今也還維持到精神科門診複診。團體支持，共同療傷

除了醫院的精神、心理門診，公、私立的心理諮商或成長機構也開設了不同的治療團體，可以發揮宣洩情緒、支援的功能。

也在民間團體義務帶領心理治療團體的張達人醫師指出，國人對親人死亡的悲傷，表達得比較壓抑，大多避之不談，旁人也多以「看開些」、「多參加活動」，鼓勵喪親者走出陰霾；其實喪親者的內心常常渴望有傾吐的對象。

團體治療在此時就可以提供一個安全、溫暖的環境。「在聚集了有類似經驗個案的團體治療中，由於成員彼此感同身受，藉由塑造信任、溫暖的感覺，可以讓喪親者盡情表達情緒，逐漸跨越悲傷，」張達人說。

林女士三年前與先生到日本賞櫻，慶祝結婚二十五週年，次月，先生自大陸出差回國途中，在飛機上突發腦血管破裂身亡。在「先生平日身體很好，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他突然撒手人間」的狀況下，她每日以淚洗面，根本無心工作，連生活都了無生趣，每天穿同樣的衣服，買同樣的菜。

雖然曾到醫院精神科就醫治療，但醫師開的藥，只會讓她昏沈沈的，心情還是開朗不起來。她後來看到報章雜誌的介紹而參加傷慟治療團體，發現團體成員都有類似喪親經驗，彼此能夠溝通、瞭解，進而互相鼓勵，覺得與其躲在家中傷心，不如走出來，重新建立生活。如今，她與其中一些喪親的婦女結成「姊妹淘」，常常相約喝咖啡，假日一起去郊外賞鳥。閉門哭泣，不如在陽光下歡笑

台大醫院精神部兒童心理衛生中心醫師高淑芬，今年初即用團體治療的方式處理了一件兒童燒燙傷的事件。

由於兒童才藝班做實驗不慎造成酒精爆炸燃燒，六名學童被嚴重燒傷，從加拿大遷回國內的王聰源夫婦，在九歲的兒子被嚴重燒燙傷之後，根據在國外的資訊和經驗，立即要求醫院指派心理醫師協助注意孩子的心理問題，並呼籲其他受傷學童的家長，與心理醫師協談、合作。

高淑芬將十二名家屬組成團體，協助他們度過心理和情緒的危機。「第三天晚上受傷兒童的父母便進行團體諮商，約三小時的過程中，請家長談事情的經過，表達他們心中的感覺，」高淑芬說，有些家長在現場，了解急救的過程，可以詳細的報告給其他家長聽，讓他們了解整個過程，去除焦慮。

接著，他們表達對整件事情的看法，有的家長有罪惡感，後悔自己當初選擇這個才藝班，有的家長則很懊悔當天不該讓孩子去上課。「過程中，團體就發揮了許多正面支持和調整認知的功能，而且彼此支持，互相打氣，」她說。

往後的幾次團體治療中，「我也讓他們宣洩對補習班的不滿，討論賠償問題，結果他們很快就達成協議。我想這是當他們情緒獲得發洩後，想法比較理智的緣故，」高淑芬指出，最後處理的重心都放在如何協助孩子上，如度過燒傷、復健等治療過程、面對自己外貌改變、學校適應、如何重建自信等等。

這個事件因而不像許多意外事件，受害者及家屬對求償及責任歸屬等問題，不斷發生爭執及糾紛。「因為他們被很多的不滿情緒阻礙了，走不過黑暗期，也沒有人協助他們面對更實際的問題，以致充滿擔心、焦慮，」高淑芬說。廣鋪安全網

只是，國內雖然已經開始注意災難事件後當事人心理復健的重要，幾次意外事件中，也動員了精神醫療人員參與治療，但是，為社會鋪上創傷壓力症候群安全網的工作仍然緩不濟急。

「我們的反應還是太慢了！」台北市立療養院臨床心理科主任魯中興表示，創傷心理治療行動，應該被提升到最前線的救難工作中。

今年二月華航空難，由於罹難人數高達二百零三人，遍及全國，衛生署醫政處動員北、中、南各地精神醫療人員，提供救助。除了成立心理諮商的專線電話，也主動連絡罹難者家屬，希望他們前來心理協談，可惜效果不彰，大多被拒絕了。

「我們錯過了最好的時機，就是從空難現場開始就進行，是一個星期之後，衛生署才召集大家，我們錯過了最重要的一個禮拜，」魯中興表示，很多家屬一到現場就被人間地獄般的場面驚嚇到了，加上「現場人員處理的方式太粗糙，搜尋到的屍塊，赤身裸體，不管男、女，就用塑膠袋裝著，讓家屬去認屍。家屬遭受這種二度傷害，明顯的已經對任何援助感到絕望，不再期望有人能了解他的痛苦，也不相信有人可以幫助他。」現場的二度傷害

「現場若有心理輔導員，從家屬到達現場，就預先保護、培養他們面對衝擊的能力，可以減少這類意外事件對家屬的第二度傷害。」他指出。

救難人員、記者和機場、航空公司的員工也一樣，對感官、心理的衝擊之大，可想而知，應該先給他們訓練或建議才讓他們去面對。很多人都是一頭衝進去之後，才發現現場怎麼是這樣？可是又不能出來，只能硬著頭皮去經歷這一切，事後才發現它對心理造成的壓力。

除了在現場保護當事者，避免他們被過度混亂的場面衝擊，「在日後，他們會面臨巨大的哀悼或失落等情緒，心理醫療人員也能夠發揮陪伴、協助的力量，讓他們把這樣的一個過程走過去，」魯中興說，每一個人都有自我療傷的力量，具有專業能力的心理醫療人員比較懂得激發個案的能量，讓他最後面對現實，重新回歸生活。心理人員也救災

在《創傷與復原》書中也提到心理醫療人員即時參與救難的重要性。

作者舉挪威的一件油輪翻覆的海難為例，倖存者在獲救後，立即接受了心理醫生小組的簡短諮商，醫生並針對創傷後壓力異常的症狀提出簡報，簡報上除了列出最常見的症狀外，也提出了兩項實際的建議：第一，建議倖存者與他人談論這段經驗，雖然他們可能會很想退卻而不提；其次，避免使用酒精控制症狀。

結果海難發生一年後，倖存者接受追蹤晤談時，許多人的皮夾裡，依然帶著獲救那天拿到的簡報，不過已因一讀再讀而破爛不堪了，可見它的實用性。「精神科醫療團隊，除可先緩解傷患家屬的焦慮、不安外，也能及早發現傷患的心理不適，使心理創傷降到最低。」書中指出。

除此之外，幾乎所有醫療人員都認為，相關單位最好能研擬出一套危機處理的工作方案，包括航空公司、機場的人員都要事先接受訓練。「以空難來說，因為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都是在機場發生的，將來事情一發生，就照這套演練方案，馬上去做，包括事情安排、家屬陪同，」魯中興指出。心理救災制度化

「對精神醫學來講，災難救助已經成了一個新的研究和工作領域。現在人口稠密，以及科技的進步，使得災難的規模越來越大，最好居安思危，寧可備而不用，」魯中興指出，目前他已經收集許多國外的心理緊急救難手冊，準備譯介給國內的醫療人員，希望大家能夠共同合作，建立出一套危機處理的工作模式。

心理師游乾桂則認為應該從社區開始，全國鋪設心理醫療網絡。「就像我們已有的衛生所，我們可以在旁邊加設一個心理資訊站，提供基本、相關的心理常識給民眾，等於一種預防教育，當事件發生時，他們不僅因此知道如何去應付自己的創傷經驗，也懂得如何去支持家人和朋友。」復原過程像跑馬拉松

值得注意的是，「復原的過程是一場馬拉松，卻非直線進行，受創者的轉變是漸進的、一陣一陣、在生活中一點一滴的復原，」吳光顯醫師強調，短期內，對創傷後的復原情況的期望心理不能過高。

有時候，創傷事件常會再回來，創傷經驗沈澱下來的東西時常是個明顯的提醒物，例如週年紀念，可能使病患再度陷入低潮，出現症狀，但是，在成功的復原過程中，應該能夠看見一種漸進的轉變──慢慢恢復對生活的安全感與真實感、創傷的記憶減退、人際關係恢復活力等等。

值得的是，曾走過創傷經驗的當事人和醫療人員幾乎都對復原的感覺印象深刻：對生命的感受更深，思想、心情都更開闊，更有信心去面對未來、處理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