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嬰比例扭曲，背後隱藏著許多女嬰因為性別不符合成人心願，就被隨意墮胎。民國七十三年台灣通過「優生保健法」後，墮胎在臺灣幾乎等於合法了。十一年後的今天，台灣對女權的看法已有相當改變，對墮胎的態度又改變了多少？

法國在一九八○年研發出世界第一種口服墮胎藥丸RU486不久，美國反墮胎與支持墮胎人士就為之點燃了攻防戰。支持者希望引進國內，反對者極力杯葛，國會議員也互相角力，有人甚至故意偷渡藥丸觸法，期望引爆社會更大的爭論。

不久前，悄悄地，RU486也進入台灣，沒有太多反應、爭議，就在市場上開始銷售。

誰為胎兒說話？

出現兩種不同場景，一方面因為美國雖在一九七三年經憲法規定婦女有選擇墮胎的自由，但反墮胎的宗教人士一直企圖影響決策，推翻墮胎合法化的條例。台灣則在優生保健法「若對母親身心造成影響，可以進行人工流產」的但書下，墮胎可以說已經對所有人開放，一種新藥丸的上市，只不過多了一種墮胎方式的選擇。但為何被認為自由、開放的美國反墮胎聲音不斷；台灣卻對墮胎抱持默許態度？

雖然有人認為，資源有限、人口密集，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沒有條件談反墮胎；尚未成形的胎兒是不是完整的生命，也值得商榷；但台灣並未出現類似西方將墮胎推向對立，形成反對與支持者在權利與意識上對抗，開過「生死學」課程的東華大學副教授余德慧認為另有原因。

七○年代當歐美女性開始爭取所謂身體自主權，在政治、社會上舉足輕重的天主教，早已介入此一議題，教會為胎兒生命權說話，形成了一個有組織的反墮胎力量，使墮胎成為一個公共討論的領域，墮胎權更成為一種「生命政治」。

至於中國，反對殘害生命的聲音並非沒有，尤其墮胎並非現代產品，過去民間有打胎藥；對非自己期望的嬰兒，甚至加以溺斃。

「但長久來中國宗教在政策上的影響，不如西方宗教那般強而有力，」余德慧認為，在思辨的力量上，宗教界發出的聲音較小，因此缺乏為嬰兒生命說話的雄厚基礎。

以影響中國民間較深的佛教為例，佛教認為當精、卵結合，生命已經形成，有「識」的存在，即是個有情的形式，當然不該終止其生命。

但是包括佛教與其他民間信仰，並未在意識上強烈倡導反墮胎，而是以消災祈福去個別「溶解」人們的行為。余德慧認為，大家當然都認為墮胎不道德，宗教界則吸收了墮胎的結果，尤其民間信仰中，出現所謂祭祀嬰靈，換得安心的儀式。

沒有條件談反墮胎？

對不時面臨飢荒的舊農業社會，確實可能連反墮胎的能力都沒有，在遍地餓莩，路有凍死骨的情形下，墮胎、殺嬰常出現兩難的選擇。不論文化多高，生存是殘酷的，人們對人生態度也不同，對別人的選擇，有比較多的同理心。

至於為了傳宗接代溺女嬰，對一個受家族龐大壓力下的女性，人們更不可能有太大的譴責，因為每個人都有責任。

研究中國人心理的台大心理系教授楊國樞認為，中國人顧全的是集體文化，這是中國社會在胎兒生命與家族之間，一直較不重視前者的原因；西方強調個人生命，因此母親與嬰兒反而變成兩個對立面。

此外，中國人並未開發生命與身體這一方面的議題，至今，女性對身體的自覺，仍限制在婚姻自主權、性騷擾上。

缺乏強烈宗教與女性意識激盪，因此墮胎議題在臺灣激不起強烈的爭議，就如拳頭打在棉花上，軟弱無力。

嬰靈的心理治療

關懷生命協會秘書長釋悟泓法師指出，今天如果選擇生命的出發點是在性別，已沒有討論的空間，就是不應該。但墮胎牽涉到生存的條件，除了生命本身，也應考慮到生存品質。因此佛家視情況而定，並不為人們判斷該不該墮胎。

楊國樞認為，佛教不認為世人與生俱來就擁有不殺生的能力，因此戒殺生是一種修行過程。對墮胎後發自內心的懺悔者，也只主張念佛、觀想，將自己力量傳予因為我受到傷害的生命，讓對方也感覺到法喜（聞佛法而生歡喜之心）。

而且佛教認為生命終結後四十九天，會轉換成另一種生命，因此也無所謂嬰靈供養的可能。設牌位、出錢供養嬰靈，只是一種交易，前幾年許多所謂佛堂以佛教名義大作嬰靈廣告，佛教界就曾群起前往抗議。

佛教在修行方法上，雖有派別之分，對生命的基本解釋卻是相同的。但釋悟泓也表示，佛教雖不承認嬰靈，如果不是斂財心態，民間透過設牌位這一宗教行為達到心理治療，佛門子弟也不會加以干涉的。

反墮胎？反「性」！

事實上，墮胎在台灣並非真的那麼沒有「言論市場」。過去在希望提升人口，「增產報國」的前提下，墮胎曾被嚴禁；五○年代，在當時農復會主委蔣夢麟力爭下，政府開始提倡人口節制政策，加上為避免墮胎流入地下，後來優生保健法就在但書下通過人工流產。

針對優生保健法對墮胎的放寬解釋，當時反對者擔心的卻是可能造成性氾濫，與西方教會從嬰兒生命權出發截然不同。

對女性團體而言，台灣過去反墮胎的聲音，是將性與生育等同，認為女人總是在無知狀態下進行性行為，因此婚姻關係下的墮胎很能被接受，未婚少女墮胎則大受撻伐。事實上，墮胎和性氾濫沒有絕對關係，墮胎合法化前後，墮胎數字也並未明顯增加。

「人少了，要婦女多生，人多了，又要婦女少生，又擔心墮胎合法便宜了女性，婦女成了人口政策的工具，」女性學學會成員、國防醫學院副教授劉仲冬認為，不論過去嚴禁墮胎或今天有條件的開放墮胎，都是站在人口政策上出發；「兩個孩子恰恰好」的家庭計劃只重視控制生育，對婦女的健康、需要、甚至家庭沈重的傳宗接代壓力並未投入足夠關注。

社會將人口責任都推給婦女，以避孕為例，即使保險套是最安全、方便的避孕方法，台灣避孕責任卻高達百分之九怞b婦女身上，婦女承受著服避孕丸、裝子宮避孕環等等避孕方式對身心的傷害。

誰愛墮胎？

事實上，西方婦女對「子宮權」的爭取，最早正是一項婦女健康運動。由於人工流產是否合法，婦女都是當事人，都在女性身上發生，但在西方，受到反墮胎勢力的操縱，社會的爭論總放在下一代的生命權，並不關心婦女身心。法令限制醫生不准對婦女進行人工流產；躺在產台上的婦女，卻沒有表示意見的空間。

在亞洲，「子宮權」則控制在國家手上，由政策來主導，女性一樣沒有發言權。

劉仲冬表示，女權團體的重點並非在「贊不贊成墮胎」，因為墮胎是要流血、要付出健康代價的，以墮胎作為避孕方式，對婦女是很大的傷害，沒有人樂意墮胎，因此不需要再有一個父權聲音來告訴婦女該怎麼做。

婦女新知秘書長倪家珍也認為，對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社會，來談胎兒的權利，也是個虛假的議題，因為當這個社會提供給兒童的福利、保護都極其微弱時，只有生養的母親身心狀態俱佳，才可能談胎兒的權利。

事實上，台灣的教會也不希望墮胎議題形成兩極化，走入死胡同。

去天理，存人欲

身為天主教徒的台大哲學系副教授孫效智 指出，教會反對墮胎，是認為如果人們不能保護、尊重無自主力的生命，又怎會尊重其他生命？教會也不贊同因為社會不能給予生命好的照顧，就該剝奪其生存價值。

尤其今天大部分人的墮胎已並非基於生活的困阨，而是人們認為負擔他人生命，會妨礙自我實現，因此墮胎行為常常缺乏對生命的同情，並無太多的掙扎與兩難。今人只重視看得見的價值，看不見的就不算生命，在普遍輕賤生命的價值下，天主教對反墮胎的提倡，自有其意義。

但教會反對墮胎，只是要人重視生命的價值，對善行要能清楚分辨，「但對人卻有相當的接納，」孫效智說，因此當面臨道德上的困境，教會也會與弱勢婦女站在同一邊，「即使神學也可以接受一些意外的考量。」

基督書院教授董芳苑表示，基督教對生命當然重視，認為人有神的形象，身為人，有無限的榮耀，但宗教家不是當事人，第三者的介入無法考量到當事人的立場，因此不會以教會力量強壓他人違反本意。

其實不論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一樣，宗教都在努力不定人罪，等待犯罪者回頭、向善，不願強迫人去完成一個不可能的善。

不可否認，教會的想法在實際執行上會遭扭曲，給人教會不接納婦運團體的印象。尤其在美國，墮胎已經成為政治議題，宗教人士遊走國會，希望能開放各州政府自行改訂反墮胎法令，保守勢力也以此爭取中西部被稱為推動生命權地帶的選票，與贊成尊重婦女個人選擇權的東西兩岸，形成勢均力敵的對抗局面。

但在女權團體與國內關懷生命人士眼中，不論墮胎議題在歐美多麼糾葛難纏，都比台灣目前幾乎對墮胎沒有辯論的好。

非關「大女人」

釋悟泓認為，墮胎在西方成為公共議題後，許多問題看似沒有答案，其實已經解決，因為它會讓事情不再惡化，讓人們去尋找新的方法，經過討論，許多障礙也被清除。

比如今天有更多人了解，婦女爭取墮胎權，和「大女人」主義無關，重點在婦女是否有充分知識了解墮胎對自己的利弊，談道德之前若有充分知識，可以避免許多爭議。

墮胎合法化的加拿大，則對婦女進行知的教育，給予更多諮詢，讓婦女自己評量，如果沒有充份準備，不需勉強生下嬰兒，不需要有罪惡感；對未婚媽媽想要生下小孩，也可以知道何處可以領養，可以對小孩有好的安排。

在台灣，過去不論人口政策的制定或通過優生保健法，都缺乏對婦女權益、胎兒生命的討論。尤其因著醫藥技術的發展，人們可以藉科技鑑定生命的性別、優劣，許多國家開始質疑所謂優生考量下的墮胎，其實是對生命價值濫下判斷與殘殺。

優生墮胎該不該？

但在台灣，對患有先天遺傳疾病的胎兒進行墮胎，卻是國家政策，沒有選擇、反省的過程，沒有另一種聲音告訴母親生命是有價值的，或者有家庭願意領養這樣的小孩，不需要完全放棄。

墮胎，看似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讓許多家庭都可以「兩個孩子恰恰好」，孩子都正常健康，都成為理想、美滿家庭，但背後的生命、道德、女性健康全都不見了。

在台灣，墮胎雖然避免了價值衝突，免去母親與胎兒為敵的辯論，但看似平靜的墮胎問題，需要人們討論的，其實還有許多。

教會力量是歐美反墮胎聲音的主要來源。台灣宗教雖也反對墮胎，但做法卻與西方不同。（鄭元慶攝）（鄭元慶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