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太原路商圈，以五金雜貨著名，在這塊蘊含舊台北古意的巷弄周邊，藏著一個讓出版業、文字工作者，以及懷舊民眾驚豔不已的角落，那就是已走過42個年頭的「日星鑄字行」。

在這裡，早該走入歷史的鑄字機爐火不熄，隨著機器運轉的「七恰七恰」節奏聲，留下屬於鉛字獨特的體溫。

日星的鑄字銅模至少使用了40年以上，古味十足。鑄字銅模的字體通常為「正向」。鑄出來的鉛字則像照鏡子般左右相反，印刷時才能轉回正向。

提起鉛字和活版印刷，30歲以下的年輕人，可能早就沒有什麼印象，然而他們卻是數十年前主導知識傳播與全球出版業重要的幕後功臣。

活版印刷最早起源於北宋，由工匠畢昇所發明（1040年），當時他是以膠泥刻字，經由高溫火燒成陶土活字，再把不同的活字排入鐵板、塗以墨色印刷。

其後膠泥活字在中國陸續演進成金屬活字及木製活字；至於近代流傳的西式鉛字印刷，則是1440年由德國人古騰堡發明，他所使用的活字，是由鉛、錫和其他金屬所構成，具有價廉、易冷卻、耐高壓等優點，這項發明不但降低印刷成本，也大幅提高出版速度與產量，更對日後推動歐洲科學與社會的文明進展帶來莫大助益。

西式的鉛字印刷在19世紀傳往中國，台灣方面，是在距今約100年前由當時殖民的日本人傳入；至於過去數十年流通於台灣出版界的鉛字系統，則是在1920~30年代由中國大陸的書法家（人名已不可考）一筆一劃親手書寫，再委由專業工匠篆刻成「字種」，進而翻製成銅模、鑄成鉛字而流傳下來。

歷經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中國大陸，早已將具備傳統書法美感的正體中文鉛字捨棄殆盡，因此台灣反倒成為華文世界保存完整鉛字歷史與文化內涵的唯一地區。

（左）去年底出版的《歧路花園》詩集，嘗試走回傳統的鉛字印刷，頗受出版界好評。（右）日星「字體復刻」計畫結合一群美工背景的志工，以電腦程式修復破損的字體，修出來的字體也各具個性。

目前是台灣「唯二」鑄字行的「日星鑄字行」，是1969年由老闆張介冠的父親張錫齡所創立（另一家鑄字行位於高雄，創立者是張介冠的舅舅，但即將關閉）。張錫齡在日治時期即是印刷工人，也曾在《台灣民報》的撿字部門工作。他原本想開設印刷廠，但因印刷機器無法如期交貨，陰錯陽差下先開了鑄字行。

在活版印刷的領域中，鑄字行和印刷廠隸屬上下游，鑄字行可依照印刷廠需求，提供各種規格的鉛字及撿字服務，再交回印刷廠進行最後的排版印刷。

剛接觸鑄字工作時，張介冠年僅16歲，正是台灣活版印刷快速發展的「爆量期」，光是台北地區的印刷廠就高達5,000多家，而被張介冠戲言是「台北市最小規模」的日星，員工亦多達35名，「 只要有體力，從早到晚都有接不完的工作！」

然而這樣的榮景在1986年出現變化，平版印刷和電腦排版陸續進入市場，由於新技術具備了人工少、產能高、成本低等優點，因此在短短十年間，就幾乎完全取代傳統的活版印刷，鑄字行生意也從「忙到沒時間睡覺」一洩千里至幾近停頓。

2001年時，台灣最大的鑄字行「中南行」吹起熄燈號，許多老客戶也紛紛探詢日星是否也將步入後塵？「我下定決心，即使日子再怎麼難過，只要台灣還有印刷廠需要用到鉛字，日星就會陪著走到最後！」張介冠說，初創業時，多虧有這些父親的印刷界老友支持，才能走過危機。

日星鑄字行的鉛字數量，總計有數千萬個之多，擺放方式則像字典般依「部首」整理，圖為老闆張介冠。

另一個讓張介冠不忍關店的原因，則是他本身對於鉛字及活版印刷的深厚感情。

鉛字印刷究竟與今天的電腦排版印刷有何不同？張介冠指著張貼在店內、由台北市文化局委製的「臺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牌匾字型，上方是電腦字形的標楷體，下方則是鉛字楷體。兩相對照，鉛字的書寫方式較接近傳統書法的楷書，很容易找到文字重心（均在居中偏上方），也較能保留中文象形文字的美感；相較之下，電腦字型的印刷字體，就顯得死板許多，文字重心飄移不定也沒有生命力，「看久了會覺得很吃力」。

就因為對文字美感的執著，促使張介冠即使苦撐，也不願輕易讓日星鑄字行走入歷史。

2007年，台北市的鑄字行陸續關門，只剩下日星還繼續營業，正當張介冠苦思日星的未來時，他遇到了識貨的好鄰居——台灣設計界小有名氣的「蘑菇設計公司」老闆張嘉行。

張嘉行回憶，當時「蘑菇」剛搬到南京西路一帶，他和喜歡懷舊事物的同事，特別走訪鄰近商圈具「歷史感」的店家，才無意發現「日星」。

「這麼小的一家店，竟然收藏了這麼多大小不一、各具特色的中文字形，在略顯昏暗的地下室對著燈光細看，姿態各異的各種鉛字，透著細緻的光澤，讓人細細玩味，不忍離去，」張嘉行形容他初見鉛字的感動。他與同事也將這段偶遇，刊登在同年份該公司出版的刊物「蘑菇手帖」中，引起藝文界的極大迴響。

其後包括中國時報「開卷版」、聯合報「文化廣場」都曾以大篇幅報導這家堅持傳統的鑄字行與活版印刷的興衰；以出版人文、社會科學作品著稱的「行人出版社」，在10周年社慶時，更別 出心裁以「日星」的鉛字，作為餽贈讀者的禮物。

（左）去年底出版的《歧路花園》詩集，嘗試走回傳統的鉛字印刷，頗受出版界好評。（右）日星「字體復刻」計畫結合一群美工背景的志工，以電腦程式修復破損的字體，修出來的字體也各具個性。

目前日星所保有的中文字體，計有楷書、宋體（即明朝體）與黑體3種，從初號至六號，每種大小各有一萬多字，加起來共有30幾萬種字形；至於鉛字的整體收藏，初估至少達2,000萬字，總數量連張介冠都搞不清楚！

在眾多藝文界人士的力挺及口碑宣傳下，今日的日星，打開另一股懷舊商機，即使是不熟悉活版印刷歷史的年輕一輩，也會專程走訪這家老字號的寶庫，為自己及親友選購具有獨特文化重量的鉛字。

張介冠解釋，在台語中，「鉛」與「緣」同音，因此送鉛字給友人，就有想與他「結緣」的深意，除了自己和受禮者的名字，最受歡迎的就是「愛」字。

「我都嘛說『日星』最缺的就是『愛』了，三不五時就得鑄一批，其中又以比較不常見的『宋體』最受青睞，」他笑說。

除了販售鉛字，日星還會不定期舉辦導覽，為來訪者介紹這段滄桑卻蘊含文化質感的歷程。

張介冠對活版印刷的執著，也獲得出版界的共鳴，近來兩本頗受好評的詩集——詩人嚴韻的《日光夜景》（行人出版社）及林維甫的《歧路花園》（逗點出版社）等兩本書，都特別找上日星，以最傳統的活版印刷製作。

為何作家願意選擇比電腦排版成本高出3倍的鉛字活版印刷？「因為電腦字形實在太醜了！」詩人林維甫斬釘截鐵地說，文字是出版品的重要表達形式，而他詩集中所選擇的宋體字，具有古意及典雅美感，搭配講求精鍊的現代詩相得益彰。

在張介冠的建議下，林維甫更使用特殊規格的日本進口紙，如此一來，印在頁面上的每個文字，摸起來會有略帶凸起的觸感，「文字宛如活起來一樣有生命力！」

其他包括詩人夏宇在內的眾多藝文界好友，也都對這種出版方式很感興趣，或許未來也會形成一種新風潮。

日星的傳統字模，以紅銅打造，極具歷史感及典雅風味，但因使用時間已久，字模的邊緣多少會有破損或積墨，會影響鑄字品質。

縱使張介冠的努力已深獲各界肯定，但對於活版印刷有深厚使命感的他，最終夢想還是希望能成立一座為後世子孫完整保留鉛字及活版印刷歷史，又兼具實務展示與接案功能的工藝館。

為了達成理想，張介冠在張嘉行等有心人士的協助下，召募了20~30名對活版印刷有興趣的義工，展開第一階段的「字體復刻計畫」。

何謂「字體復刻」？張介冠解釋，日星所收藏的鑄字銅模，均已使用了數十年之久，文字邊緣多少有些變形和積墨，再製成鉛字時會影響到印刷的質感，因此若要將這套鉛字傳承下去，必須先修復字體、另鑄新模。

不過，這個已進行兩年的復刻計畫，並不如想像中順利，原因是這群義工多半出自設計界或美工專科，他們對文字的美感各有偏好與堅持，透過電腦程式修出來的字體，當然也就「字如其人」般各具個性。

偏偏印刷用的鉛字字體講求一致性，否則就會造成閱讀負擔，也因此復刻計畫多停留在「電腦作業」，尚無法進行具體鑄模。

雖然計畫受阻，卻未打消張介冠及義工的熱情，目前他們思考先由調查並儲存日星收藏的字體與字形做起，為工藝館建立完整的檔案資料鋪路。

張介冠也積極走訪文建會、台北市文化局等公部門與學者專家，尋求資金與人力支援，傾聽他們對工藝館的營運建議。

「我知道要達成這個夢想並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不做，台灣也不可能會有其他人想做，這麼重要的文化歷史若是就這樣消失，那就太可惜了！」他說。

雖然在完成夢想的路上，有許多未知的艱辛險阻，然而年近六十的張介冠，卻沒有絲毫氣餒，他相信即使在追求效率的現代社會，仍有像他這樣重視傳統工藝及歷史質感的專業「職人」的立足之地，這份心願也亟待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為保留台灣傳統文化共盡心力。　　　　

（左）去年底出版的《歧路花園》詩集，嘗試走回傳統的鉛字印刷，頗受出版界好評。（右）日星「字體復刻」計畫結合一群美工背景的志工，以電腦程式修復破損的字體，修出來的字體也各具個性。

日星鑄字行的鉛字數量，總計有數千萬個之多，擺放方式則像字典般依「部首」整理，圖為老闆張介冠。

日星的鑄字銅模至少使用了40年以上，古味十足。鑄字銅模的字體通常為「正向」。鑄出來的鉛字則像照鏡子般左右相反，印刷時才能轉回正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