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使力，不得已也我們可以說，生態保育在國際上也是新的思潮、一般大眾尚未認知它的重要性；也可以說以前很窮，那媟Q得到這些事。但台灣的富裕，如今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在學者看來，答案簡單，國人就是太重視經濟開發，相對的環境教育少受重視。誰又曉得生態保育，其實還是為了人類自己長久的利用、厚生。
事情推不動，國際上又有人關心，保育人士只好借力使力了。
落腳台南縣七股鄉的瀕臨絕種鳥類黑面琵鷺，棲息地被劃為工業區，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早就聲嘶力竭，為琵鷺請命，但鳥人鳥事，又有多少人會想多關心、了解一點，是怎麼回事。
台南縣政府的反應是，台南那麼大，鳥兒到處可棲，為何偏偏要選在七股工業區預定地？保育人士說，工業用地多到閒置，為何又一定要在這樣一個不可取代的鳥類棲息地設工業區？
鳥會只好寫信求助世界各地鳥會來信支援，黑面琵鷺落腳何處的問題，於是受到行政院關注。「若非如此，台南縣政府早已開發了七股工業區」，農委會官員說。
無關外神通內鬼經濟學者蕭代基看來，借助外力作保育並無不妥。過去，我們的各種經濟政治利益已成一穩定平衡的狀態，很多政策是在目前的政經利益狀態之下協調出來。不論在民間或行政部門，生態保育是新領域，很難打破舊體系爭取資源，這時候，如果能聽聽不同的聲音，未嘗不是好事。
除了可以打破已僵化的平衡，媒體的報導、輿論的爭議，也給民眾很好的教育。犀牛角事件之後，現在大概除了掌管保育工作的農委會之外，其他相關單位像抓走私的海關、管理中藥的衛生署，甚至主管外貿的單位，也都會警覺到保育已是國際性的事件，不能等閒視之。
在保育工作上，很多事其實已經無法區分政治上的疆界。
這次，國內一保育團體由於協助國際環境調查基金會在台灣舉行記者會，曾被誤解成「外神通內鬼」。實際上，國際間的保育團體互相支援，極為平常。
只是國際壓力可以善用，但萬一用的不好，讓地方百姓討厭，也可能使得原本的立意適得其反，而走上回頭路。犀角事件多少就因為雙方的隔閡，使原本可能「面對面作溝通」的機會，演發成一場外貿抵制與民族尊嚴的混仗。
善用國際壓力政治學者劉必榮看來，由於國際環境的丕變，議題的改變，許多問題單靠一國一地無法解決，例如販毒、環保，世界愈來愈小，國家與地區間的關係也愈趨緊密，如果你的問題會影響世界生態，他國當然有權表示意見，甚至出面協商。
因此只要干預是在各國簽定的公約，或遵守某些原則、程序，而非強國對弱國做不合理要求，態度不是帶著強烈種族優越感，各國也逐漸能接受某種特定程度的「干預」。
也有人不平，我們的保育事件，怎麼都是「強國在告訴我們要怎麼做」？綠色消費者基金會負責人方儉表示，如果我們願意，當然也可以去告訴別人該做環保。如今我們就該趕緊昭告天下，我們不買犀角了，也該去告訴非洲國家：「我們不買你們的犀角，不要再盜獵犀牛了」。
靠人不如靠己事實上，針對環保事件，除非事情已成熟、嚴重到形成國際共識，例如臭氧層破洞，國際共同起而立約，消滅禍首氟氯碳化物的使用量，我們不去遵守都不行；否則即使有外力介入，保育是否有成果，主動權還是在我們身上，借助外力畢竟是消極的。
但是正如劉必榮所說，隨著國際議題的改變，環保的國際干預會越來越多。「一旦你的事要由別人來告訴你，那是很可悲的」，方儉也強調，不管外力是溫和的或激烈的，都表示我們自己失去了自我療傷的能力，才需要別人來告訴我們該怎麼做，「我們若能做好，根本不需要等別人來干預」，他說。
有人開玩笑，規劃了七、八年的台北關渡候鳥保護區，如果也能借助一點外力，也許這座國內首座鄰近人煙密集市區的候鳥保護區，早就落成了。但是，能以工業革命發源國的資歷，在倫敦市區中心享受大片綠地的英國，會千里迢迢來告訴我們一座自然公園，對一個像台北這樣的城市有多重要嗎？如果真有那一天，那犀角事件恐怕真的只是個開始，而不會結束。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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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面琵鷺棲息地的保護，在世界各地鳥會紛紛來信聲援後，才廣受國人知曉。（鄭元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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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自然保護區，對逐漸步入都市化，工業化的台灣有多重要，還需要外人來告訴我們嗎？圖為曾文溪口的賞鳥人。（鄭元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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