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與「水鮮」結緣甚早，《易經》記載伏羲氏已經結繩而為網罟，亦佃亦漁；相對的，古人也早已意識到漁業資源需要保護。

《史記》記載，黃河邊上捕魚人爭搶水中容易捕到魚的河段，舜身先謙讓，一年後大家都不搶了，將魚獲多的水域讓給年長者。孟子口中「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的舜，在一次聚合各方長老的會議上問：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

大家推舉益，舜就請益掌管打獵捕魚和馴養家禽家畜。益大概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農業部長」，他令人火燒山澤，驅逐野獸，開闢出一片山川野澤，讓人安全地進行漁耕生產。

三千年前的「漁業管理局」

大禹治水、建立夏朝後，在中國大地上設立九州，貨貝漸開，人口增加，生產規模擴大，漁業、林木資源遭過度開發，《逸周書》說禹首創一項法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這應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保護漁業資源的法令，」大陸出版的《中國漁業史》記載。

周朝建立之初，文王「澤梁無禁」，水域任人捕魚，沒有規範。但這一政策並未貫徹，隨著生產發展，文王也蕭規曹隨，學習夏禹：「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文王晚年還特意交代兒子千萬別濫捕魚蝦。

《孟子》梁惠王第二章就說「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蓋了「養魚池」，與民同樂，樂有糜鹿魚鱉。顯然文王的漁業政策，「已經開始捕養並舉，」《中國漁業史》寫道。

除禁捕幼魚、定期撈捕，夏商周三代保護水產資源的法令還有禁止百姓毒魚。當時出現以有毒植物毒魚的風氣，《荀子•王制》有「……魚鱉鰍\鱣孕別之時，網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

儒家對水產保護不遺餘力，孔子以身作則，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子弟子宓不齊任單父宰相，做老師的不免關心學生的政績，就派巫馬師去觀察，巫馬師進入單父地界後，發現當地的漁民主動把捕到的幼魚和懷妊之魚放回水裡，顯然孔夫子教導有方！

漢朝國力強盛，武帝統一鐵的生產，造出「高十餘丈」的漁船，出現「罛者舟之」的外海捕撈作業，「罛」是一種專捕鱣、鱘鰉大型魚類的大網。《漢書》食貨志說武帝時，因為漁船漁具的進步，國家海租增加了三倍。山東萊州還因地方政府與民爭捕海物，一度使「海魚不出」。懷南王劉安因此提出「不涸澤而漁」和「魚不長尺不得取」的法令。這大概是中國最早的「海洋資源保護法」吧？

我哀籃中蛤，又哀網中魚

春秋戰國，帝王卿相、思想家頻頻呼籲保護資源；到了唐宋兩朝，則出現許多文人名士以詩歌為水族與辛苦的漁人抱不平。

魏晉唐宋名士除羨慕漁樵生活，三三兩兩蚱艋舟，見人抓魚卻也常生出不忍之情。白居易路過魚池，發出「一種愛魚心各異，我來施食爾垂釣」的心聲。杜甫在夔州見漁民捕銀魚，也說：生成獲拾卵，盡取義如何？

宋朝詩人梅堯臣寫「鰣魚」詩，同情的卻是辛苦的漁民，「四月鰣魚連浪花，漁舟出沒浪為家。乾肥不入罟師口，一把銅錢趁漿牙。」打漁人為了掙把銅錢養家活口，美味當前不能動心。

許多人知道蘇東坡是美食家，他哀「海鮮」卻很少被老饕們標舉。「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蘇軾到黃州後，漸由不殺豬羊等大動物，進而連雞鴨蟹蛤都在禁殺之列，有人送他螃蟹蛤蜊水產物，他也投還江中，雖明知蛤無復活可能，也比放在鍋裡煎烹的好。他並恨自己未能忘味，不能吃全素，只好「勉勵」自己只吃「自死物」，不為口腹操刀殺生。

元明清三朝因為海盜騷擾，曾數度禁漁，還曾將漁民由海邊遷至內地，但要世代打漁為生的漁民不捕魚很難，官方時禁時開，沿海漁獲也一路增加，稅收不斷。

或許海洋廣闊，未出現內陸淡水資源枯竭的情形，根據《中國漁業史》記載，元明清三朝少見對漁業資源撈捕的規範與管理。到清末，一九○三年發生外人侵犯漁權，清朝商部頭等顧問官張謇也憤而說出「中國漁政久失，士大夫不知海權」的話來。

今天的漁業事務愈加複雜，海洋資源的永續利用，也不能只靠幾句保育理念的話就得以完成。但法令再繁複、漁政再千頭萬緒，仍需要個人在品嚐海鮮之餘，對許多幾近耗竭的海洋動物多一點同情。 （張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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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人除羨慕「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也不忘眾多水族與己「物我合一」，勉勵自己能少吃就少吃，盡量不為口腹殺生。圖為南宋馬遠的《寒江獨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