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自埔里高工教職退休的郭明正，是領導原住民大規模武裝抗日的「霧社事件」英雄莫那魯道的子裔，不過，高中前沒聽過霧社事件的他，對於祖先對抗國家力量的英勇歷史了解並不深。

受到《風中緋櫻》作者鄧相揚的影響，十幾年前，為了尋根，郭明正開始拜訪遺老、鑽進大批塵封的典籍，一步一步挖掘出原先不為人知的霧社事件遺緒。

「1930年結束的霧社事件，對於整個泰雅族人的影響延續好幾十年，」郭明正說，「霧社事件結束後，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大規模辦理集體遷村工作，打散原有的社會架構和部落連結，以方便管理原住民，現在居住在川中島的清流部落就是個例子。」

1931年被日本人強制遷移到現今埔里附近川中島部落的泰雅族人，在接下來的5年間，由於新環境適應不良，部落元氣大傷，再也無法跟日本人對抗。

「從1200~1500公尺高海拔的霧社地區，遷至400~500公尺低海拔的川中島，有水土不服而病死的，也有遭此巨變致身心交瘁而上吊自殺的。」郭明正在〈清流部落生命史〉一文中寫道，遷村的同時，泰雅族人的經濟生產也由游耕強迫改為水稻，然而因不熟悉水稻種植，收成不好，自然造成生活困頓。

當國家開口

霧社事件是歷史上的特殊事件，然而，「對於原住民來說，國家力量強制遷村的型態，歷經了日據時期和國府時期並未改變，也讓原住民面對遷村時，心情格外複雜，」原住民詩人瓦歷斯．諾幹說。

瓦歷斯出生的台中縣和平鄉雙崎部落，在921震災後也被判定為已不適人居、需要遷村的部落之一。而地震後長期協助鄰近泰雅部落重建工作，讓他有許多機會近距離觀察遷村衍生的問題。

「殖民時代政府下令要搬，民眾抵抗也沒有用，因為國家會用暴力強制、用武力達成目的，」瓦歷斯說，「從清朝到現在，許多原住民部落都歷經了多次遷村，飽嚐生活和經濟型態改變的痛苦。這些歷史的記憶太深刻，難怪原住民面對國家遷村的要求，心中常帶抗拒。」

「抗拒心態的另外一面，往往翻轉成『既然你要我搬家，那你就要把我的問題全部解決才行！』」921重建基金會執行長謝志誠說。

為推動災後重建工作，行政院設置重建基金會，原本專注於平地受災戶重建工程的基金會，見到許多山地部落遷村面臨困難，近幾年開始積極介入，順利協助遷村，成效斐然。

協助7個原住民部落遷村的工程初步完成後，重建基金會也隨即在2006年2月熄燈。談起這段過程最大的心得，謝志誠苦笑著說，「以後政府千萬不要再輕易答應幫人家遷村了！」

「為什麼瑞岩的問題一拖6年？其實就是政府給了部落居民太多不切實際的期待，找土地、給補助、就業、就學的安排，結果卻發現政府根本沒有力量做這麼多事，」謝志誠說，「而且我們還沒談到遷村之後的經濟和社會、文化功能的重建，以及心理輔導等的問題呢。」

「遷村是長期、且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工程。從國外例子來看，往往要十年以上才能完成，」看著瑞岩新部落工程幾度流標、終於順利發包開始動工的過程，南投縣政府原住民行政局黃榮德課長坦率說出心得，「遷村之外，是否有其他選項？比如說就地興建更穩固的集合式住宅，同時搭配天災來臨時的緊急撤離與臨時安置措施；又或者乾脆由政府出錢補助他們、讓他們各自找地方去安家落戶？」

比較起遷村，集合式住宅和撥款協助遷離雖然具備了快速且節省資源等優點，「不過，問題就在於無法完整保留原住民部落的功能，」原民會主委瓦歷斯．貝林說，「此外，從過去政府撥款協助遷離的經驗中，也發生補助款被受災戶拿去給住在都會區的孩子買房子，自己卻依然留在破舊且危險地區的案例。」

「但這些應該都是選項，也值得討論，不過由於921發生時，政府政策很快就定調，因此也失去了討論的機會，」歷經72和824水災、快速完成遷村的台中縣和平鄉松鶴部落重建委員會主委黃永光說。

「最好是部落人民有能力自己與政府對話，完整傳達他們的需求，」瓦歷斯指出。

當部落被聽見

不過，民主歷練尚淺的台灣，在遷村這件事情上，國家和社區應各自扮演什麼角色，來進行對話，仍然不易釐清。

「 由於捐款踴躍，讓松鶴部落快速遷建完成，」暨南大學講師黃美英舉例，「但缺乏足夠的居民溝通，後續問題也已慢慢浮現。」

「建築材料、樣式以及地點的選擇，都是政府決定的，因為是『善款』，大家也都接受了，」瓦歷斯．貝林說，「但許多想搬遷的原住民卻因新地點戶數不足而無法遷入，因而抱怨審查過程不公。且部落的經濟和生活其他面向問題如何解決，其實還看不到答案。」

「相對的，瑞岩雖然耗時較長，卻也讓居民的意見被聽到，」黃美英比較，「從選地的過程、居民自己需要負擔的財務問題，一直到最後承包商的選擇，過程完全透明，讓部落有安全感和被尊重感。」

面對災害

遠離了山區、遠離了原住民區域，過往對於環境的過度使用加上近年頻仍的天災，場景不同，遷村之議在全台都可能被提起。

2005年6月，海棠颱風水淹南台灣，造成沿海因為養殖漁業長年超抽地下水而低窪地區嚴重淹水。經濟部馬上表示要斥資一百億元，徵收雲林沿海低窪的2萬公頃土地，辦理遷村，以徹底解決西部沿海水患。不過，當災害遠離， 遷村之議也暫時被忘記。

遷村之路蹣跚行，經驗和心得之外，也留下了縈繞心頭的疑問。從國土規劃、法規制定到地方與政府對話能力等等，看來千頭萬緒，但我們必須以勇氣面對這些問題──而且必須趕在下一次災害發生之前。